日常生活中,我們時常在談論公平。大到财富、教育等社會資源分配,小到二胎家庭對雙孩能否一碗水端平。人類是如何理解公平的?以馬太效應為例,在教育中,名校先天會聚集更為優質的師生資源,對于同一地區的普通院校來說,這是否公平?如果不,那按地區平均分配資源會是 " 公平 " 嗎?
01
我們厭惡不公平
不患寡而患不均。人類對于資源的不均等分配會表現出規避和反感,并傾向于平均分配的方式。以經典的獨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為例,獨裁者需要将資源(如金錢)在自己和接受者之間分配,而接受者隻能被動選擇是否接受。拿走所有資源顯然能使收益最大化,但獨裁者還是會提出公平或接近公平的分配方案,接受者則會對公平的方案拍手稱快,對不公平的方案大為不滿 [ 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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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厭惡不公,但假如有機會,人們還是會希望天平朝自己傾斜一些。我們回到獨裁者博弈,當接受者可以選擇是否支付一定金額懲罰獨裁者并減少他們的獲益時,很多接受者并沒有追求絕對平等,而是懲罰獨裁者,讓他們的獲益恰好比自己少一些 [ 3 ] 。換言之,即使有機會實現平等,利己依然誘人,不公平規避并非一條鐵律。
此外,假如他人遭遇不公,我們是否願意改變不公呢?設想一下,A 和 B 共同完成了一個項目,但雇主給 A 1000 元獎勵,隻給 B 100 元。大多數人都會對此感到沮喪,願意幫助受到不公待遇的 B,但援手是有限度的:如果改為 A 獲得 800 元、B 獲得 300 元,對此方案,人們将很是樂意;而改為 A 獲得 300 元、B 獲得 800 元,人們則會猶豫不定 [ 4 ] 。我們規避不公平,也有心改變不公平,那為何不願破壞已有的社會等級呢?
02
複雜的分配公平
來自北京大學和蘇黎世大學的研究團隊指出,分配決策背後是多種動機的權衡。在面對不平等時,人們既會受到不公平規避(inequality aversion)的影響,也會受到傷害規避(harm aversion)和逆序規避(rank reversal aversion)的影響。具體來說,人們希望減少不平等,但出于 " 不傷害 " 的道德原則,人們并不希望将對弱者的幫助建立在對強者的傷害之上,即使這麼做帶來的收益遠超傷害。同時,在涉及财富分配時,我們會發現人們錨定于最初的分配方案,避免逆轉已經存在的收入排序 [ 5 ] 。
邁克爾 · 諾頓(Michael Norton)和丹 · 艾瑞裡(Dan Ariely)的社會調查結果也揭示了人類的上述傾向。2010 年,他們調查了 5000 位美國人關于社會貧富狀況的态度,結果發現,民衆清楚社會财富分配不均,但低估了不均等程度。并且,當被問及理想的财富分配狀況時,盡管來自不同黨派、不同收入水平的被調查者都希望社會更平等些,但他們也表示希望收入前 20% 的人掌握社會 30% 的财富、後 40% 的人掌握 25% 的财富,也就是說,他們希望的是不平等減弱,而不是完全消失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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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心理學研究進一步解釋了傷害規避與逆序規避背後的心理。傷害規避作為一種重要的美德,驅使人們在涉及資源分配時以盡可能小的代價實現更公平的局面。同時,人們不希望為他人的糟糕結果承擔責任 [ 7 ] ,道德責任會讓人們預期産生愧疚情緒。所以,拿走富人的錢不僅損傷了富人的利益,也讓個體于心不安,進而減弱了追求平等的動力。逆序規避則是另一種親社會動機,也會讓平等在人們心中被打折。穩定的等級制度能滿足人們對于秩序的心理需求,提升群體間的合作,因此人們也不願為了追求平等破壞已有的秩序。
03
改變不公平≠消除差距
克裡斯汀 · 魯夫(Christian C. Ruff)和周曉林等研究者結合神經科學探索了不公平規避、傷害規避和逆序規避這三種心理動機。他們發現,人們對于公平的信号很敏感,對于不平等的考慮主要與紋狀體的活動相關。但當不公平規避與其他的動機産生沖突時,人們對公平的敏感度會降低,并更依賴其他動機做出決策。背内側前額葉皮層對傷害有關的信息進行加工,将傷害規避的動機傳遞至紋狀體,與紋狀體交互進而抑制追求平等選擇的傾向 [ 4 ] 。
魯夫等人從經濟、政治和社會的角度進一步指出了上述發現的意義。現實生活中,人們對于旨在提高社會福利或減少收入不平等的改革政策存在抵制态度 [ 8 ] 。同樣是富人,相較于收入分布較不均等的地區,居住于收入分布較均等地區的富人在收入上的地位優勢更容易被逆轉,他們對于重新分配财富的支持力度也更低 [ 9 ] 。未來在設計征稅政策時,應該考慮到人們擁有的不同動機,一方面減少貧富不均等,另一方面滿足人們不願傷人的動機,盡可能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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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政治、教育……不公平的事情時常在上演。在讨論如何減少不公平時,有的人平等口号喊得響亮,真要拿出方案、奉獻力量卻顯得退縮甚至推诿。他們隻是看熱鬧嗎?他們隻是瞎起哄嗎?也許,他們也真的想減少不公,但做出改變實在是太難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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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Li, Y., Hu, J., Ruff, C. C., & Zhou, X. ( 2022 ) . Neurocomputational evidence that conflicting prosocial motives guide distributive justi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9 ( 49 ) , e2209078119. https://doi.org/10.1073/pnas.220907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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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https://www.wired.com/2010/11/inequality-aversion/
[ 7 ] Crockett, M. J., Kurth-Nelson, Z., Siegel, J. Z., Dayan, P., & Dolan, R. J. ( 2014 ) . Harm to others outweighs harm to self in moral decision mak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1 ( 48 ) , 17320 – 17325. https://doi.org/10.1073/pnas.1408988111
[ 8 ] Fernandez, R., & Rodrik, D. ( 1991 ) . Resistance to Reform: Status Quo Bias in the Presence of Individual- Specific Uncertain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 ( 5 ) , 1146 – 1155.
[ 9 ] Dimick, M., Rueda, D., & Stegmueller, D. ( 2017 ) . The Altruistic Rich? Inequality and 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385 – 439. https://doi.org/10.1561/100.00015099
作者:張旭晖 | 封面:freepik
編輯:光影 | 排版:骐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