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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點
改革開放後，我國通過持續推進城鎮化，爲經濟快速增長帶來持久動力。
" 十一五 " 以來，" 城市群作爲城鎮化主體 " 的戰略地位在我國多個重要文件中被提及。城市群也在我國城鎮化發展中長期保持着城鎮化的空間主體地位，發揮着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增長極作用。
随着 21 世紀 20 年代的來臨，城市群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快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城市群作爲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态，是國家和地區參與國際競争的主要載體，也是促進區域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營造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主要場所。
" 十四五 " 規劃綱要明确提出，" 以城市群、都市圈爲依托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聯動、特色化發展 "。
顯然，城市群、都市圈已成爲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點。
城市群是城市化進程進入高級階段後，城市之間的空間作用增強、聯系機制緊密形成的重要組織基礎和區域空間形态。
與特大都市、都市綿延區、大都市區、巨型城市區等概念不同，城市群并不以連綿分布的城鎮建成區爲特色，而往往具有 " 大中小城市層次分明 " 的特點，城市彼此之間既有生态用地分隔，又有緊密的交通聯系。
在我國的地理版圖上，當前可圈可點 " 抱團 " 發展的城市群并不少。
其中，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三大經濟圈由北向南，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成爲改革開放以來引領我國經濟騰飛的主要動力源。
作爲公認的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2020 年，盡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長江三角洲地區仍表現出強大的恢複力，經濟總量高達 24 萬億元，占了全國經濟總量的 24%。
粵港澳大灣區 2020 年的 GDP 總量也達到了 11.36 萬億元，約占全國 GDP 生産總值的 1/7，相當于世界排名第九的加拿大。
公開數據顯示，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三大經濟圈用 2.8% 的土地聚集了約 18% 的人口，貢獻了約 38% 的 GDP，成爲國内外公認的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增長極。
然而，關于哪個城市群是中國經濟發展的 " 第四極 "，一直以來是存在争議的。
有意沖擊第四極的城市群不少，但就目前的發展水平來看，最有實力的競争者是中西部兩大頭部城市群——長江中遊城市群、成渝城市群。
在之前的《中國經濟第四極在這裏？》一文中也提到，随着成渝城市群進入國家戰略，以及成渝雙城經濟圈的出爐，成渝城市群作爲我國第四大經濟增長極的定位已經實錘。
作爲成渝城市群的 " 老對手 " 的長江中遊城市群，則顯得有些失意。
長江中遊城市群是中部地區體量最大、實力最強的城市群，從數據來看，無論是人口、面積還是經濟總量，長江中遊城市群都明顯壓成渝城市群一頭。
此外，長江中遊城市群還是《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 年）》出台後，國家批複的第一個跨區域城市群規劃，土地面積達到了 32.61 萬平方公裏，是中國面積最大的城市群，其 2019 年的常住人口和 GDP 總量，已僅次于長三角城市群。
在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背景下，長江中遊城市群作爲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着承東啓西、連南接北的作用，是中西部地區聯系長江三角洲、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樞紐。
那麽，成渝之後，長江中遊城市群會是第五個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城市群嗎？未來，長江中遊城市群将走向何方？
" 沿江增長極 "：激發内循環的核心動力源
長江中遊城市群也稱中三角，協同發展條件十分優越：鄂湘贛三省山水相連、文化淵源深厚，經貿往來密切，而且交通條件便利，臨江達海，在全國綜合交通網絡中占有重要戰略地位。
同時，在城市群或者都市圈的建設方面，長江中遊城市群的協同意識并不算晚。
作爲全國第一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綜合改革試驗，" 長株潭經濟區 " 的概念，在上世紀 80 年代就被提出。
1990 年以來，長江中遊城市群發展迅速，其中，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的城鎮建成區的擴張速度尤爲迅猛。
2010 年 12 月，在國務院印發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由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和鄱陽湖生态經濟區爲主體構成的 " 長江中遊地區 " 等被列爲 " 國家重點開發區域 "。
2015 年 3 月 26 日，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長江中遊城市群發展規劃的批複》，範圍涵蓋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标志着長江中遊城市群 " 中三角 " 格局正式得到國家批複。
按照規劃，長江中遊城市群是以武漢、長沙、南昌三大城市爲中心，涵蓋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爲主體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組合，範圍具體包括湖北省 13 個城市、湖南省 8 個城市以及江西省 9 個城市和吉安市部分縣（區）。
從 2015 年正式批複，經過 " 十三五 " 時期五年的聯動與發展，長江中遊城市群經濟總量已由 2014 年的 6 萬億元，增長到 2020 年的 9.39 萬億元，人均 GDP 達 7.2 萬元，分别位居我國主要城市群的第三位和第四位。
從空間結構來看，從 1990 到 2020 年，長江中遊城市群的發展逐漸呈現出 " 雙核多心多組團 " 的特點。
作爲 " 雙核 " 的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已發展爲巨型核心，而南昌都市圈與周邊地級城市聯系偏弱，發展則相對滞後。此外，目前城市群内還形成了襄陽、宜昌、荊州、常德、衡陽、九江、上饒等一批區域性次中心。
已經到來的 " 十四五 " 時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期，國際形勢複雜多變，不穩定性不确定性明顯增強，我國國内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面臨新的調整，區域協調發展也進入縱深推進的階段。
目前，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和成渝雙城經濟圈已上升爲國家戰略，加快推進中三角一體化發展也正逢其時。
" 十四五 " 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标綱要已經明确提出，推動長江中遊城市群協同發展，加快武漢、長株潭都市圈建設，打造全國重要增長極。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巴曙松認爲，中國快速的城市化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動力，目前這一動力依然強勁，特别是在激發内循環方面依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長江中遊城市群協同發展，可以促進中國在中部形成一個新興的增長極，既可以平衡區域發展不協調的矛盾，也可以在未來成爲一支帶動經濟增長的新力量。
目前，我國不同的城市群正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與發達的粵港澳、長三角、珠三角不同，内陸城市群仍然處于集聚階段，人口和資源繼續将向中心城市快速集中。
因此，武漢、長沙、南昌等沿江中心城市将成爲未來增長最快的城市，成爲新興的 " 沿江增長極 "，成爲激發内循環的核心動力源所在。
長江中遊城市群須抓住 " 雙循環 " 的發展機遇，對标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世界頂級城市群或都市圈，實現高質量的區域一體化。
需要化解哪些困難？
長江中遊城市群是以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爲主體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客觀存在着以武漢、長沙、南昌爲中心的三個内部城市組團。
然而，三個中心城市發展水平和程度參差不齊。總體來看，都處于集聚發展的初中期，輻射帶動能力不夠強，尚未形成跨省域輻射帶動的中心。
前面也提到，長江中遊城市群是我國面積最大的城市群，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面積太大可能并不完全是件好事。
單純就地理距離來看，長江中遊城市群中的三大省會城市，彼此間的距離都超過了 250 公裏，而在 31 個成員城市中，距離最遠的襄陽和上饒，甚至相距約 700 公裏。
作爲對比，成渝城市群中，成都和重慶的距離雖然也超過了 250 公裏，但城市群内的其他成員城市整體上并不分散，距離最遠的也隻有 400 公裏左右。
城市群的面積布局太大，跨越的省份過多，有可能華而不實，猶如空中樓閣，中心城市的輻射作用将難以有效發揮，或者說，這對中心城市的輻射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而就中心城市的經濟實力而言，長江中遊城市群中最強的武漢，即使在未受到疫情影響的 2019 年，其經濟總量、資金總量、進出口總額和常住人口等方面均不敵成都和重慶，另外兩座省會城市長沙和南昌，則相差更多。
這意味着，長江中遊城市群中心城市的輻射能力，實際上難以滿足預期要求。
在互聯互通方面，長江中遊城市群的地形較爲複雜，不像前三大城市群以平原地勢爲主，這種複雜的地形對交通物流會有一定的負面影響，給城市群内部的交流協作增加了難度。
湖南師範大學教授朱翔曾指出，長江中遊城市群建設首先要解決的是交通問題。現在三個城市群之間有高鐵、高速、水域，但是都開發得不夠。三省要共同形成一個現代化的高效率的換乘樞紐，這個換乘樞紐還是以武漢、長沙和南昌爲主。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也認爲，武漢、長株潭、南昌三個都市圈之間如果能夠實現兩小時經濟圈，整個長江中遊城市群将更加生機勃勃。
當我們讨論城市群的問題時，各地間的文化認同必然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長江中遊城市群由三個跨省城市群組成，雖然三省文化淵源深厚，但并不屬于同一個文化圈：湖北和湖南有各具特色的荊楚文化和湖湘文化，江西的贛文化更是一個獨立的文化系統。
城市群内三省居民文化認同不夠強，再加上各地所處的省份、區位及經濟體量參差不齊，不免存在着各自的 " 小打算 "，協作起來的難度也更大。
因此，做大做強中心城市、推進區域一體化發展，是長江中遊城市群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長江中遊城市群，長江是核心，應發展武漢周邊城市，長沙和嶽陽、南昌和九江形成一個增長，突出重點，充分發揮長江黃金水道的作用。依托巨龍，帶動長江起飛，進而帶動整個中國加速發展。
此外，城市群内各城市産業結構和空間布局不盡合理，占用了大量的水體、濕地、森林與農業用地，環境污染問題依然較爲突出，人與自然和諧的發展任重道遠。
中國城市群戰略的轉型與挑戰
與 " 十三五 " 規劃建的城市群相比，" 十四五 " 規劃中，處于長江經濟帶上的長江中遊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戰略地位快速提升。
從 " 發展壯大 " 到 " 優化提升 " 的用詞變化，反映了近年來中西部地區城市群發展的成果，及其對我國城鎮化總體空間格局的戰略影響作用。
而我國城市群的發展重心，也從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爲主的區域集中發展模式，轉變爲 " 十四五 " 規劃綱要中提出的 19 個主要城市群協調發展的模式。
在我國城市群的發展方式上，相關政策則經曆了 " 以核心城市帶動城市群發展 "，到 " 以都市圈協同發展帶動城市群發展 " 的曆史性轉變，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空間格局逐步向 " 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中小城市（鎮）" 發展。
都市圈建設需要避免盲目擴大城市蔓延區，做到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鎮）之間交通設施、公共服務的一體化。
而目前，區域不平衡仍是制約我國城市群發展的首要因素。
一方面是城市群内部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體量不平衡。
例如，2019 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廣東省内的九個城市中，經濟規模排在第一、二位的深圳、廣州的 GDP 相加，在廣東九個城市 GDP 累計占比達到 59.44%，地區結構失衡現象較嚴重。
另一方面是主要城市群的發展差距非常顯著。
例如，長三角城市群的 GDP 占全國比重的 24.09%，而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天山北坡城市群 GDP 占全國比重不到 0.5%。
同時，受人口控制、城市落戶和生活成本上漲等的影響，我國預計未來 30 年，将面對損失 2 億勞動力，但同時新增 3 億老年人口的嚴峻挑戰，這将對我國城鎮化率的增長速度和人口結構的合理性造成不利沖擊。
而且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共同影響，我國戶籍制度改革仍未徹底完成，遺留了發展隐患，戶籍、土地和社保三大制度改革仍存在顯著的滞後牽絆作用。
在行政區劃調整和政府職能轉變機制方面，傳統上，我國城市治理中，行政邊界在功能上是地方政府公共權力行使的絕對空間邊界，這與以市場化爲導向的都市圈發展邏輯本身存在矛盾。
事實上，我國很多都市圈都是跨市域甚至省域的，跨界治理工具的缺失，将導緻都市圈的行政碎片化。而追求經濟發展的績效考核機制，則進一步加大了突破行政區劃邊界的難度。
現在我國城市發展中 " 城市本位 " 的傾向仍然很重，核心城市和周邊地區競争有餘、合作不足，這種競争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同城化發展。
例如，當前都市圈内部存在大量 " 斷頭路 " 和 " 瓶頸路段 "；城際軌道交通建設明顯滞後，交通樞紐銜接換乘不便，通勤成本高；機場群、港口群協同發展不足；區域性文化、體育類公共服務設施重複建設嚴重，布局缺乏統籌等。
未來，要實現城市群戰略的新路徑與新模式的持續發展，我國必須解決區域不平衡、人口逆向流動與人口老齡化、三大基本制度改革滞後和政府職能轉變機制缺乏彈性等四大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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