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商報訊（記者 嶽品瑜 董晗萱）作爲金融工作人民性的集中體現，普惠金融的發展讓 "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11 月 8 日，在 2024 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CAFI（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發布了《普惠金融中的政府與市場——中國普惠金融發展報告（2024）》（以下簡稱《報告》）。當前普惠金融工作開展中還有哪些矛盾點？政府與市場，分别在普惠金融中發揮怎樣的作用？針對當前業内核心問題，《報告》進行了詳細解讀。
曆經多年發展，我國在普惠金融領域取得了顯著進步與卓越成績。一方面，基礎金融服務可得性大幅提升。對比 2011 年銀行賬戶擁有率 64%，如今這一比例已提升至九成，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人均銀行賬戶數從 2010 年的 2.5 增長至 2023 的 10.2。物理服務網點幾乎全覆蓋，數字技術也讓金融服務更便捷。
另一方面，市場湧現出一批新機構、新業态，給獲客、風控、增信、放款等核心信貸業務環節帶來了新的變革，提升了普惠群體的信貸可得性；傳統金融機構對小微、" 三農 " 等重點領域的支持力度同時不斷加強。
此外，《報告》指出，如今政府性融資擔保體系基本建成，利用财政資金，通過優惠擔保費率，撬動金融資源流向小微企業、" 三農 " 等重點領域。
業界對普惠金融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有着諸多争議。普惠金融究竟是公益慈善，是不賺錢的買賣，因此需要政府補貼？抑或是做長尾客群服務，是特别賺錢的生意？對此，CAFI 研究部執行主任胡煦基于《報告》研究指出，普惠金融内涵豐富，既非純粹的公益慈善，也非純粹的商業行爲，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多種形态。
《報告》認爲，普惠金融是一個涉及需求側和供給側的多元生态，由此，監管面臨着新課題。特别是在助貸機構和商業銀行之間的合作中，需要明确合作的本質和具體的合同約定方式，以實現最優的社會結果。
市場方面同樣面臨挑戰。《報告》也提出了普惠金融政策目标協調中的 " 不可能三角 " ——提高可得性、控制風險和降低利率，在當前市場規律下難以同時實現。胡煦解釋到，要提高普惠群體的信貸可得性又要風險可控，就需要更多的資源、人力做貸前審查、貸後控制，勢必推升邊際成本；如果要降低風險又要融資成本下降，金融機構隻能去服務更優質的客戶，又會降低普惠群體的信貸可得性；而如果又要強調融資成本下降，又要實現 " 普惠 "，則會削減風險審查的一些資源，這将導緻不良率上升。
" 如果既要、又要、還要，就必須通過信貸技術的進步，特别是數字技術的應用，來降低邊際成本。" 胡煦強調。
那麽，究竟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形成共赢與平衡？在《報告》研究團隊看來，實現普惠金融的高質量發展，應由市場主導、政府引導。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完善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其主導的信用體系和擔保體系在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防範風險和支持重點領域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而市場在需求驅動、信用信息邊界擴展和風險識别數據探索方面具有優勢。二者各自扮演合适的角色。
對于發揮主導作用的市場來說，尤其需要尊重市場規律。服務普惠群體成本相對較高，因此成本應該與收益相匹配。同時在多元生态的塑造上，分工明确、各具特色、有序競争，形成大行與小行、銀行與非銀機構、商業利益與社會責任的良性互動。
小米消金黨委書記、董事、總裁曹子玮強調，普惠金融的核心要義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應該由市場主導、政府輔助，這樣的關系不能錯位。" 普惠金融做的就是‘短小頻急’類的金融需求，政府應避免過度‘父愛主義’，導緻善的主觀政策意圖和不如預期的政策實施結果并存。要想讓普惠金融陽光化、可視化而不是重回地下錢莊式的借貸模式，應将定價權最大可能交給市場；但也要注意一些機構的行爲邊界，不可以用‘最後一頓晚餐式’的掠奪思維把不适合的人群和家庭納入借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