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正随處可見，你能做什麼？

利維坦按：

在利維坦之前《人們或許并不想要平等》一文中，耶魯大學心理學和認知科學教授保羅 · 布盧姆（Paul Bloom）指出了關于平等（equality）和公平正義（justice）的重要區别，他文中援引了哲學家哈利 · 法蘭克福（Harry Frankfurt）的觀點，即，如果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深陷極度貧窮，那将是個極度平等的世界，但很少有人願意抛棄現在的這個世界而選擇一個平等卻極度貧窮的世界。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和公平正義相比，平等或許并非我們最看重的。換言之，人們可以接受不平等，但需要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社會機制是公平正義為導向的。不過，現實往往比人們預料得更為複雜：不公正 / 非正義（injustice）比比皆是，對此，我們除了沮喪和絕望，還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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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在點開這篇文章的鍊接之前，你已經感覺到末日危機重重，浏覽網頁上一個又一個的标題，簡直要驚呆了：點擊一下可以看到能源價格螺旋式上漲；再點擊又看到民主搖搖欲墜；又一次點擊則看到氣候惡化，冰川消融。浏覽新聞會讓你對世界範圍的嚴重危機感到不知所措。

除了讓情感變得麻木，我們還有什麼選擇？或許會選擇繼續生活不做出任何改變，但這隻能讓我們感到内疚和羞愧。

西奧多 · 阿多諾（1903-1969）。© The School of Life

我們并非個例，也不是第一個有如此感受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哲學家西奧多 · 阿多諾（Theodor Adorno）從德國流亡到美國，他哀歎道："如果沒有用無盡的悲痛來衡量幸福，那幸福會是什麼呢？畢竟世界正深陷困境。"然而，悲傷又有什麼好處呢？這對任何人都沒有用，尤其是對我們自己。阿多諾寫道，" 我們不能因他人的強大或自己的無能為力而困惑，可這幾乎是無法解決的任務。"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世界的不公正？這也是我在新書《生活很艱難：哲學如何幫助我們找到出路》（Life is Hard: How Philosophy Can Help Us Find Our Way）中想解決的問題，與之并行的是對我們而言更趨于個人化的逆境：虛弱、孤獨、悲傷和失敗。雖然人類的困境是無法根除的，但經過 20 年的道德哲學教學和研究，我相信這本書會有所助益。

柏拉圖（前 429 年－前 347 年）。© Philosophy Talk

哲學家思考現實和人類生活的本質，建構抽象的理論，并進行思想實驗，使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不過，道德哲學也有其實際意義。正如柏拉圖在《理想國》（約公元前 375 年）中所寫的那樣，" 這場争論關乎我們應有的生活方式，而非普通的話題 "。

例如，在 19 世紀的英國，這種願望促推了被稱為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道德理論。依據功利主義的 " 效用原則 "，我們應該始終努力實現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是一個激進的理念。傳統制度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而是被賦予了新的道德标準：它們是否有助于人類幸福？如果不是，則必須改變。功利主義者主張普選、監獄改革、援助窮人和善待動物——他們在實現這些目标方面取得了進展。

然而，完全采納功利主義也有其弊端。功利主義者說，一個人應該像重視自己或愛人的幸福一樣，去重視陌生人的幸福：他們主張近乎徹底地否定自我。他們認為，手段的合理性是由結果來證明的：如果你可以通過謀害一百人來挽救一千條生命，那麼其他事情也一樣，你應該這樣做。

有效利他主義表明，與富裕國家的許多事業相比，在發展中國家捐贈瘧疾蚊帳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Getty Images

面對人類的苦難，" 有效利他主義 "（Effective Altruism）可能是一種更可取更令人滿意的回應，這是一場在過去十年中極具影響力的哲學運動。它鼓勵追随者——包括億萬富翁——将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捐贈給 " 重要但被忽視 " 的事業，例如在發展中國家對抗疾病。據一項估計顯示，有效利他主義者目前每年可以籌集 4.2 億美元 [ 1 ] 。

有效利他主義常常借鑒效用原則，但其也包含了更令人不安的影響。正如有效利他主義者所指出的，優先考慮自己和你所愛之人的生活是正确的，而通過侵犯人權來促進最大的幸福是錯誤的。但我們最終還是得出了實質性的道德觀點。

利他主義也許不是道德的全部，但它肯定是道德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通過放棄所擁有的一部分，在尊重他人權利的同時，履行我們的利他義務。雖然我們需要捐助多少是有限度的——有效利他主義者通常鼓勵捐出收入的 10% [ 2 ] ——但我們應該盡自己所能地為最有效的事業付出，這些事業對總體幸福感有最大的積極影響。

微軟聯合創始人比爾 · 蓋茨緻力于根除瘧疾，他鼓勵億萬富翁将财富捐給慈善機構。2022 年 7 月，他宣布向他與前妻創辦的比爾和梅琳達 · 蓋茨基金會再捐助 200 億美元。最新一筆捐款将使已經設立了 22 年的比爾和梅琳達 · 蓋茨基金會總共獲得 700 億美元的捐款。© The Times

顯而易見，這種方法頗具吸引力：簡單、實用，有數據支持。有效利他主義者運用相當敏銳的洞察力，借用諸如 " 質量調整壽命年 "（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一種調整的期望壽命，用于評價和比較健康幹預。由于健康損害、傷殘和 [ 或 ] 出生缺陷等原因造成的慢性疾病可以通過健康調查、醫院出院紀錄等資料進行評價。在實際應用時，反映剩餘傷殘嚴重性的權重可以通過患者或職業醫師的判斷來确定。編者注）等指标來評估不同慈善機構的有效性。例如，相比其他慈善幹預措施，每一美元的蚊帳和瘧疾藥物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有效利他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體的願景，讓我們知道該做什麼，而不是在沉浸在海量負面新聞中。誰會否認富裕的公民應該放棄更多他們享有的特權？誰會為低效、浪費的捐贈辯護？

這些問題使有效利他主義的批評者陷入尴尬境地。然而事實是，這場運動并沒有真正回答我們一開始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應對世界的不公？

顧名思義，有效利他主義的側重點是慈善事業，而非正義。這是一個關于個人如何花費金錢和時間的理論，而不是如何組織或改造社會。

利他主義幫助弱勢群體，但我們的道德義務是否不隻是慈善？© Getty Images

有效利他主義者的不公正問題随處可見。

例如，當我們用 " 質量調整壽命年 " 來衡量慈善機構的有效性時，我們對因殘障而受損的壽命年進行了折現，從而使其在我們的計算中權重降低。在公共政策或慈善捐贈中這樣做，是将健全人的生命視為比殘疾人的生命更值得挽救。

另一個問題是有效利他主義對政治的态度。倒不是說政治幹預就能比慈善事業更有效地提高總體幸福感。這是道德工作的分工問題。設想一下，我們将世界劃分為不同的民族國家，以便更有效地履行我們的利他義務，每個國家都對自己的公民負責。在這種情況下，當又一個政府無效化而由國家公民來填補空缺時，将會是重複計算。這并不意味着我們可以什麼都不做，但我們的個人義務将受到限制，而且可能更多是與政治改革有關，而不是直接幹預。

當然，現實世界并不符合這樣的假設；民族國家及其利他角色的曆史更加複雜。沒有搞清諷刺漫畫與現實的差異，就無法評估我們實際義務的範圍，無從知曉該如何應對這些義務，比如去解決全球政治的問題，有效利他主義者卻忽視了這些問題。

最後，不公正問題表現在我們在世界上看到的傷害有多少是共同造成的。在看待後殖民國家的幹旱或饑荒問題時，西方人不能忽視殖民剝削的曆史。在研究氣候變化時，也不能忽視人為原因，忽視氣候變化危害會給那些對此負有最小責任的人帶來不成比例的負擔。解決這些危害就好比去幫助遙遠的自然災害受害者一樣，不是利他主義的問題，而是其中的不公正和共謀關系。通過将其視為慈善，有效利他主義者讓富裕世界擺脫了道德的束縛。

正義的責任

是否有一個更好的框架來思考我們的道德義務？是否有一種更好的選擇來代替末日厄運？

我認為，在艾瑞斯 · 馬裡昂 · 楊（Iris Marion Young）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她是一位先鋒政治理論家，57 歲時死于癌症。楊提出了 " 結構性不公正 "（structural injustice）的概念，即不公正并非局限于不公正的态度或行動，而是以相互作用的方式出現的，并提出了一種新的責任模式。

有效利他主義者對待所有人的需求都是一樣的，但我們對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應負責。簡而言之，當我們陷入對原因或後果的追索中，我們與人類痛苦的道德關系就更加迫切。

艾瑞斯 · 馬裡昂 · 楊（1949-2006），美國政治理論家和女性主義者，專注于正義的本質和社會差異。© Rafael Antonio Blanco

楊認為我們應當對結構性不公正負責。她的論點來自于兩方面的對立：一方面是罪責或指責，另一方面是變革的責任。舉一個例子：雖然因美國的種族主義曆史來批評當今的美國人是不公正的，但他們總是和維持其種族主義遺産的制度關系密切。

細想一下教育。美國城市事實上是隔離的，由于學校由地方稅收支持，而黑人社區的貧困程度嚴重，因此，黑人社區學校的資金平均低于周圍富裕社區的學校。教育機會均等是一個神話。

雖然這種教育結構不是我的錯，但當我在馬薩諸塞州富裕的布魯克林鎮買了一套房子時，我就參與其中了，我買房的部分原因是這裡的公立學校很好 [ 3 ] 。楊寫道：" 責任的社會聯系模型表明，個人對結構性不公正負有責任，因為他們通過自己的行為促成了不公正結果的産生。" 此時此刻，她就是在說我吧。

作為一個個體，似乎很難看到如何能帶來改變——因而重要的是集體行為。© Getty Images

楊的觀點不在于内疚或羞恥，而在于行動的義務。這就是她所說的 " 責任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或指責學校得到資助的方式，這也許沒有錯，但我應該提倡改革，來改變我也參與其中的不公正。

我們不僅可以将楊的模式推廣到那些參與了使不公正持續化的社會實踐的人，也可以推廣到那些從不公正的過去中受益的人，因為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從奴隸制和殖民壓迫的遺産中受益。

面對這種共謀，我們該怎麼辦？楊認為，我們的責任 " 主要不是向後看 "。這不是一個追責問題，而是一個個體能動性（agency）的問題：" 為結構性不公正承擔責任……包括與其他人一起組織共同行動來改革社會結構。"

楊承認，這項義務是艱巨的：" 對我的行為所促成的結構性過程中所産生的每一個社會不公正現象……如果我也承擔一部分責任，" 她寫道，" 那麼，這就會讓我對很多事情負有責任。這是一種令人麻木的思想。" 但對麻木的正确反應不是無所作為；而是邁出第一步，做一件事。

我必須承認——或者更确切地說，堅持認為——我不是效仿的榜樣。我做得并不多：偶爾參與遊行和政治競選，定期投票，與朋友談論政治。一切都很好，但都不會帶來太大的改變。

楊用 " 變革推動者的問題 " 來針對像我這樣的旁觀者。僅僅确定不公正是不夠的，僅僅投票給你喜歡的政治家也是不夠的，政治家往往會對你所期望的變化漠不關心或加以阻撓；單獨行動通常是徒勞的。我們的任務是找到集體代理人——運動、工會、利益集團——他們有力量和意願促成改變。

我不是一個積極分子，更不是一個領導者，也經常會被世界的不公正壓垮。如果你對此有共鳴，我的建議是選擇一個單一的問題——大規模監禁、貧困、投票、婦女權利——并找到一個你可以加入的地方團體。

我選擇問題是氣候變化，并找到了麻省理工學院名為 " 化石自由 " 的組織，其 2014 年的活動促成了麻省理工第一個氣候行動計劃。從那時起，我就開始談論氣候公正，并在網上讨論這個問題。四年前，我和一位同事在麻省理工學院一起開設了一門關于氣候變化倫理的課程。

我确信這還不夠，我對自己沒能做更多的事情感到内疚。你可以針對那些最困擾你的問題，來分享這種内疚感。我們在盡一切努力打擊不公正嗎？誰能說他們做得夠多？

阿多諾在二戰後寫道：" 錯誤的生活無法以正确的方式度過。"（Es gibt kein richtiges Leben im falschen.）他的意思是，我們不能在不公正的環境中過得很好，這種環境會玷污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甚至不知道一個良善的成長過程是怎樣的。所以，他的格言中有更平凡的真理。

考慮到對自我的認知，我們也知道在 " 正确地生活 " 中對自己的要求是有限的。我們所能做的一切有賴于我們的心理和社會環境，我們對社會世界的部分把握，以及維持平衡的需要。

但盡管我們知道自己有極限，但仍不知道這些極限在哪裡。于是，當我問自己在履行我的公正職責時，是否做了足夠的工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将是一個極妙的巧合。我有多大可能做了正确工作，對自己抱有最大的期望是什麼？我覺得可能性接近于零。

結果是，我幾乎可以肯定我沒有達成目标。也許這很明顯。但同樣的道理适用于幾乎所有人，甚至是那些做得更多的人，他們就是為了緻力于社會變革而活着，即使是終其一生也不能确定他們做得足夠多。在不公正随處可見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懷疑自己是否過着良好的生活。

這其中蘊含着指導和慰藉。（對生活的）感覺很糟糕，但我們不應為此太過沮喪：我們的内疚不是錯誤。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讓它拖後腿，譴責我們自己的努力太小。

它們可能很小，但無視、少做事情來解決這一問題是不正常的。走向正義的每一步都是有價值的，一步通向另一步。雖然靠自己很難有所作為，但數以百萬計的遊行隊伍是由每一個人組成的。從地方工會到抗議和政治運動，各種規模的集體行動都存在。

面對大範圍的人類苦難，一些人感到絕望：" 我做什麼無關緊要，因為數百萬人仍将遭受苦難。" 但這種想法令人困惑。我們可能做得不夠，但無論我們救了兩個人中的一個，還是救了 200 萬個生命中的一個，所産生的影響是一樣的。抗議可能不會改變世界，但它增加了改變的可能性。所以，不應該忽略增量。

參考文獻：

[ 1 ] 80000hours.org/2021/07/effective-altruism-growing/

[ 2 ] www.givingwhatwecan.org/

[ 3 ] www.bizjournals.com/boston/blog/bbj_research_alert/2015/11/rich-state-poor-state-the-most-and-least-affluent.html

文 /Kieran Setiya

譯 / 霖舫

校對 / 兔子的淩波微步、左手名至

原文 /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21102-injustice-is-everywhere-so-what-are-our-moral-duties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霖舫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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