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檔已過，喜劇電影《年會不能停！》的熱度仍然不減，目前影片的總票房已破七億元，豆瓣評分也從最初的 8.0 分攀升至 8.2 分，成爲 2024 開年院線電影的一匹黑馬。
電影裏，幾乎所有角色的出場都伴随着工牌以及他們的職級在金字塔狀圖上的位置，坦然宣告人的職場身份大于真實的人。而其中讓主流院線觀衆（無論他們來自國企或者互聯網公司）深深共鳴的，是當代職工的生活狀态、大廠僞善的福利制度、豐富的黑話體系、領導力空洞的組成部分。
雖然同爲螺絲釘，三個主角成長的不同時代，錨定了他們迥異的處境、動機和價值觀。而當這三個擁有迥異代際标簽的角色陰差陽錯地坐進同一間辦公室、形成一個團隊、面對類似境遇時，《年會》實際上要展示的，其實是一種在代際之上的強大力量：它造成差異，再抹平差異。正如《年會》中本質上最反叛和傷痛的那句笑談所點破——
" 時代的車輪碾過，總有些人要在軌道裏墊背。"
文 | 雁城
編輯 | 一一
時代的車輪碾過，
被湮沒的聲音
《年會不能停！》（以下簡稱《年會》）的成功要素絕對離不開 " 代入感 "，而這種 " 代入感 " 的建立，除了那個讓都市年輕打工人熟悉且樂道的 " 大廠 " 空間的建立功不可沒之外，更是離不開角色的塑造。主角三人組的人物小傳，明顯都是以代際标簽爲核心撰寫的：
胡建林（大鵬飾）是 70 後，在 90 年代參加工作，高歌 " 我的未來不是夢 "，相信 " 有付出就有回報 "。同時在家庭結構裏，他也扮演盲信組織、" 不思進取 " 的典型男性角色，注定在階級躍升的浪潮裏因爲頭腦和手腳不夠靈活而被妻子嫌棄，類似《漫長的季節》裏的彪子、《股瘋》或《萬箭穿心》裏的丈夫；
馬傑（白客飾）是 90 年前後生人，被優績主義浸潤，習慣由職位逆推個人品質。比上一代人面對着更狹窄的上升道路，化作一種擰巴的職場形态，仿佛麻花——卷得很油，油得很卷；
潘妮（莊達菲飾）昵稱 " 叛逆 "，明顯是社交網絡上标簽爲 " 整頓職場 " 的 00 後。如果說上升通道對馬傑這樣的 80 後、90 後來說是狹窄了，那對于 00 後幾乎就是閉鎖了，所以潘妮甚至沒獲得過進入這個體系——哪怕是最底層——的機會：在影片中多次出現的金字塔狀的關系圖裏，她的外包身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頂着叛逆的名頭，潘妮的叛逆實際又隻是一種隐形、消極的态度。和很多 Z 世代年輕人一樣，她太輕易地發現自己不活在 " 杜拉拉升職記裏 "，這個世界就是一個 " 草台班子 "。但她對體系價值的不認同，卻從未發展成導向改變的反抗。這種矛盾感如此明顯。很多觀衆都察覺到一個細節并與之共鳴：在出場片段裏，潘妮嘴上說呆不下去了，身體卻很誠實地幹起雜活。如今社交網路上的 " 發瘋文學 "" 創飛全世界的精神狀态 "" 一怒之下就怒了一下 "，與之同根同源：表達上大開大合，行動上忍氣吞聲。
《年會不能停！》劇照
雖然同爲螺絲釘，三個主角所成長的不同時代，錨定了他們迥異的處境、動機和價值觀。前後差異的三十年，幾乎是一種最大公倍數，覆蓋了城鎮院線觀衆自身生活和其所觀察、記憶的時代。因此，主角們的一舉一動，要麽是觀衆所見所聞，要麽是親曆所感。
而當這三個擁有迥異代際标簽的角色陰差陽錯地坐進一間辦公室、形成一個團隊、面對類似境遇時，《年會》實際上要展示的，其實是一種在代際之上的強大力量：它造成差異，再抹平差異。正如《年會》中本質上最反叛和傷痛的那句笑談所點破：" 時代的車輪碾過，總有些人要在軌道裏墊背。"
影片中明确提到的年份有兩個：1998 年，影片開頭拍攝的第一場年會，喧鬧的大廳裏胡建林高歌《我的未來不是夢》，眼酣酒熱的背後是那一年洶湧的下崗潮；2019 年，影片末尾的最後一場年會，" 廣進 " 計劃高歌猛進，這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裁員的鐮刀揮向了二十一年前年會裏的人們。
這兩個時間點選得特别巧妙，巧妙的點就在于它們一起框定了一個特别的時代。從 1998 到 2019，恰好是那隻大手隐身、權威讓渡給市場的十幾年。這是一個看似由資本充分主導、野蠻生長的時代，開頭緊湊的蒙太奇标識着它曾經一度的高歌猛進，直至疲軟、大廈崩塌。
《年會》中捕捉的 1998 到 2019，也正是刻意使最高權力真空的 21 年。1998 年是廠長以一己之志挽大廈于将傾，2019 年員工從 " 被遣散且沒有 N+1" 到恢複工作也隻在董事長的一念之間。更有意思的是，我們都知道，2019 年末，真正的黑天鵝事件尚未發生。往後三年，沒有年會。
《年會不能停！》劇照
如果說，時間的躍進凸顯了一種淩駕代際之上的統一力量，那麽影片中關于空間的設置，則提供了額外的趣味，盡管這種趣味可能在創作者本意之外。工廠和大廠，我們反複見證兩個場域裏的勞資關系産生同時空和跨時空的并置，而後者明顯比前者更讓如今年輕的觀衆感到熟悉。
在虛構的工廠裏工人沒有下崗，真實的大廠裏裁員正在發生。影片讓主流院線觀衆（無論他們來自國企或者互聯網公司）深深共鳴的，是當代職工的生活狀态、大廠僞善的福利制度、豐富的黑話體系、領導力空洞的組成部分，但絕不是工廠，即使它和它的工人們在 2019 年仍然沉默存在。
工廠隻是現代化大集團的一片處境邊緣的飛地，這個判斷不隻是影片中的反派高層做出的，也是由都市觀衆的生活體驗默認的。
到了新時代，工廠裏的工人和二十一年前同樣無力、唯有等待命運的判罰。唯一的變化是，他們的聲音更加渺小而邊緣。斯皮瓦克問：Can the sublatern speak? （庶民可以說話嗎？） 《年會》給出的答案是喜憂參半的。作爲工人的代表，胡健林高聲呐喊，但在戲裏，他的發言權來自他被錯置的、處于工廠之上的高管身份；而在戲外，所有觀衆都明白，這隻是劇情效果，如有雷同，無須當真。
胡健林的年會陳情是劇情需要，更天然又發人深省的，是另一處台詞：胡健林帶人進工廠培訓做錘子，其中一個高管不甚砸到手指，胡健林瞄一眼，輕描淡寫地說：" 你這在我們廠裏連工傷都不算。"
在這部目标觀衆爲城市職工的電影中，時代大浪潮的公平洗刷之下，衆多庶民之中最庶民的存在，僅在此處發出了真正的聲音。
《玩樂時間》劇照
官場現形記：
大公司比小人物更可笑
在主角團三人之中，胡健林毫無疑問承擔了喜劇作品中經典的闖入者角色。因爲調動失誤，他脫離了工作數十年的工廠，進入大公司，做一份沒有經驗的工作，拿一份不匹配的工資。作爲闖入者，充分的信息不對稱，不僅允許觀衆借用他的視野觀察一個扭曲僵化但習以爲常的工作場域，更允許他對新環境發出直接挑戰。
胡健林在新環境裏的格格不入來自于劇情上的錯位，這種錯位也成就了喜劇效果和批判力度。乍看之下，胡健林是這個景觀化空間中的唯一活人。他代表着唯一的真實視角，揭露大企業隐藏在美好背後的真相：
福利是假的（遊泳池是空的），加班是真的（辦公室是滿的）；扁平化是假的，官大一級壓死人是真的；領導力是假的，詞義污染是真的；鼓勵員工 " 努力就有回報 " 是假的，權錢交易是真的 ……
幾乎所有角色的出場都伴随着工牌以及他們的職級在金字塔狀圖上的位置，坦然宣告人的身份遠大于真實的人。當胡健林以英文名取代真名，他也在融入職場的過程中逐漸迷失自我，這正映照着現實中大廠花名文化所起的作用。更有象征意義的是胡健林地住所，公司的樣闆房，其存在的觀賞性遠大于實用性：水杯被粘死，要喝水隻能把嘴唇湊上去。
《年會不能停！》劇照
《年會》的前半段惹人發笑的原因，幾乎都可以在亨利 · 柏格森的《笑：論滑稽的意義》中找到解釋：
" 關于笑的許多錯誤或不充分的理論之所以産生，其原因之一就是因爲有許多有資格成爲滑稽的東西，由于連續的習慣，滑稽的性質被麻痹了，事實上就不再滑稽了。要使這個滑稽的性質重新蘇醒，必須破除這個連續的習慣，跟時尚決裂。人們可能認爲是這個連續習慣的破除産生了滑稽，事實上它不過是使我們注意到原來就存在的滑稽而已。"
伯格森認爲，生命的本質是流動、變化和适應性，而我們之所以發笑，是因爲我們識别出了某種形式的機械性或自動化行爲。當人類的行爲變得像機器一樣預測和重複時，這種缺乏靈活性和自發性的行爲，與生命的流動性形成了鮮明對比。幽默因此産生。從這個角度來說，《年會》裏真正好笑的不是胡健林，而是大公司，胡健林隻是幫助觀衆發現了大公司原生的滑稽感。
這也讓我想到《MONDAYS：如果不讓上司注意到這個時間循環就無法結束》，這是去年上海電影節現場觀影氣氛最好的電影之一。面對影片中由僵化的工作化身而成的時間循環，觀衆們（我們可以推測其身份與《年會》觀衆身份一定程度上的重疊度）因爲共感，過于積極地獻上自己的笑聲。
如果問《年會》前半段讓人印象最深的橋段是什麽，大概胡健林的點名是呼聲最高的選項。既不了解自己的職能和調動真相，也不了解裁員計劃，在充分的信息不對稱中，胡健林熟背其他員工的信息，并開始不分場合地點名。這種行爲産生了意料之外的威懾力。在員工的想象中，胡健林甚至化身金角大王，隻要應和他的呼喚，就會被吸入裁員計劃的葫蘆之中。
《年會不能停！》劇照
胡健林當然既不擁有，也無法理解這種權力。它是由員工的想象與恐懼所賦予的，而後者孳生于員工對所在系統的充分理解。阿爾都塞提出詢喚（interpellation）的概念。他認爲，意識形态對主體的建構是通過對個體的詢喚來實現的。當個體被詢喚時，個體往往不自覺地接受和内化了社會規範和期望中的角色和身份，甚至将它們視爲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例如，通過家庭、教育、宗教、法律、媒體等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s），人們被教導如何自然地去思考、行動和認同特定的社會角色，如學生、工人、公民等。這個過程不僅傳遞了社會的規範和價值觀，而且還鞏固了現存的權力關系。
在員工眼中，來自 HR 部門的胡健林的點名，就是一種來自權力的詢喚，這解釋了爲何他們如此恐懼。他們逃避、僵直在原地，甚至反向谄媚。有趣的是，比起想方設法地逃脫，他們更渴望留下——證明自己是符合這種詢喚的螺絲釘。
另外一處劇情安排，也和這種孳生于結構的想象相關：當胡健林和董事長寒暄時，一束車燈讓他們的影子映在牆上。三維的情景被扭曲壓縮成二維的圖像，于是職員們 " 見證 " 了胡健林和董事長的 " 父子情誼 "。更重要的是，這印證了此前他們對于胡健林特殊身份的揣測。
這多麽像一出柏拉圖的 " 洞穴寓言 "，職員們即是洞穴的囚徒。他們看到的影子代表他們對現實有限而片面的理解，由于他們從未見過真正的物體，他們無法認識到影子僅僅是更複雜現實的一個模糊映射。阻止他們理解真實的，就是他們所在的洞穴，或者說，洞穴無處不在：
一個現代化的巨型企業，一個父慈子孝的人情網絡，一個赢家通吃的叢林社會。
" 嘴替 " 的價值與 " 娜拉 " 的以後
在看《年會》的時候，我一直在想，" 年會不能停！" 到底是什麽意思？一個感歎号，讓它看起來像是一個主張。但認真想，卻不知道它實際上指向什麽方向。片尾揭示了，" 年會不能停 " 是時任廠長的董事長說的，大概意思是過年了還是得熱鬧一下。無論處境多麽艱難，都得保障員工的福利。
但是到了如今，有幾個打工人會認爲年會是福利？公司花大價錢撐場面，每個部門強制幾個名額上台 " 彩衣娛親 "。實際上，這種表演是以尊嚴換取一種服從的證明。年會中可能唯一會讓打工人向往的是抽獎環節，所以馬傑也說：" 要不然這事兒年會後再說，這樣我們還可以參加抽獎。"
從這個角度來說，年會更符合 " 情感勞動 " 的定義：如美國社會學家霍克希爾德指出，情感勞動不僅要求工作者進行身體或認知勞動，還要求他們按照特定的情感規範來展現或抑制某些情感。隻是在上世紀 80 年代的論文中，服務行業是研究核心。如今，情感勞動的範疇進一步擴大，成爲了打工人逃不開的課題。在大廠裏，它有另一個名字，叫 " 向上管理 "。
" 年會不能停！" 這個主張的另一個指向，可能是打破舊習、說真話。影片以主角三人組的年會表演爲高潮和尾聲。這場原應階級分明的年會，被轉換成一個巴赫金式的嘉年華：社會的等級被暫時擱置或颠倒，闖入者盡情挑戰權威。他們盡吐自己的心聲，攻擊陳規舊習。如果說觀衆對影片前半部分的共情是由細節塑造換來的，那麽後半程的情緒價值則由 " 說理 " 的形式貢獻。換句話說，這是一個經典的 " 嘴替 " 段落。
《年會不能停！》劇照
近來，我強烈地意識到 " 嘴替 " 在當下的價值。上一部具有這種功能的電影是《芭比》。其中最出圈的一段台詞來自格洛麗亞。在這段獨白中，她曆數女性在現實社會中的種種掣肘：" 你身材要苗條，但不能太瘦，而且絕對不能說自己想瘦，你要說一切都是爲了健康。你必須得有錢，但你又不能開口要，因爲這很粗魯 ……" 最後她說：" 事與願違，我們總是一錯再錯。"
很多人認爲，影視作品不能隻滿足于做觀衆的 " 嘴替 "。影視創作者應該比觀衆看得更遠，指出原先可能并不明确的方向。我本人也覺得，從技巧上來說，《芭比》和《年會》中的這些剖白，因爲失去了一件含蓄的外衣，而影響了節奏的平衡感。但經過了過去這較爲艱難的三四年，我更加理解爲什麽人們——尤其是結構上的失權者——如此迫切地需要嘴替：
現實太難。失聲是失權的前奏，而失權往往進一步導向失聲。那麽發聲就是奪回權力。哪怕隻是一點點，哪怕隻是開始在影院裏聽到自己心聲的回聲。
毫不意外的是，《年會》有一個老闆來主持大局，承接這種聲音。就像豆瓣熱度最高的短評所指出的：" 惡隻到宰相，皇帝是被蒙蔽且善的。" 很多觀衆對《年會》的失望來自于此：一種不徹底的反叛，更像 " 小罵大幫忙 "。但我并沒有特别遺憾。
一方面，影片在此地唯有如此結局，因爲這是唯一可能的結局。它鎮痛、安撫、激勵、最大限度地保持平衡，它比這場表演本身還更貼合此地的真實情态。本片最終以 " 年會不能停！" 這一主張爲标題，大概也是因爲它的指向足夠暧昧模糊，因而爲大環境所能見容。
而另一方面，我并不認爲，觀衆的反饋是決定表演成敗的關鍵部分。如果表演本身已經完整，并不需要觀衆來圓滿，無論後者是顯著的惡，還是虛僞的善。
《年會不能停！》劇照
前文說到，《年會》對于嚴肅命題給出的答案，總是喜憂參半的。實際上，這種喜憂參半的态度，反映了電影創作者對作爲喜劇核心的悲劇性的體認。《年會》的結尾，也正是在一種喜氣洋洋的氛圍裏，拍出了一種由堅硬的現實所帶來的距離感。
關于主角團三人的關系，影片中後段有一場讨論，胡健林認爲算得上朋友，馬傑認爲是兄弟（非常男性中心的定義），潘妮不響。實際上，對他們關系的最準确的定位，還真的就是 " 同事 " ——不是舊時的 " 同志 "。他們共同面對的現代職場，在勞資關系中共處的下位，是這段關系的起源，也是這段關系可能産生的唯一原因。
創作者特别聰明的一點，就是沒有安排任何辦公室戀情。同事就是同事，一旦這個前提不複存在，就是各奔前程。最終，你在你的工廠，我在我的江湖，他在他的辦公室。桌上的相框裏，不再有昔日同侪身影。
在三人的結局裏，潘妮的結局最耐人尋味。胡建林和馬傑都算是得償所願，唯有潘妮拒絕了組織安排。文章開頭說，潘妮的叛逆是一種消極叛逆，不産生任何導向改變的行爲。那麽年會演出，是她第一次爲自己的反叛發聲，而離開公司，則進一步體現了她的不妥協。并且這種不妥協，不再停留在一種消極配合的狀态。
潘妮離開公司以後會怎樣？這個問題其實有點像魯迅曾經的發問：娜拉出走後怎樣？不過這發問不隻是在性别層面。影片拍攝了潘妮參加選秀表演彈唱的鏡頭。最後一句台詞是選秀的 slogan：發出你的聲音。
《年會不能停！》劇照
一切都看起來很理想，但不意味着沒有思索的空間。逃離了那個由金字塔狀圖所主宰的大集團，面對演藝圈的潘妮是否真的被允許發出自己的聲音？那些優績主義、形式至上、拉幫結派的風氣，又是否隻存在于大集團的一隅之内？
基于對當時社會的清醒認知，魯迅的結論很明确：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來。我卻看不穿潘妮的結局，或者說，我希望祝福她的結局。
那是 Z 世代的的未來，也是我們可能擁有的另一種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