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圖來自：視覺中國
9 月 30 日，借 2023 年諾貝爾獎即将揭曉之際，" 返樸 " 邀請本刊作者、資深的生物制藥領域研發專家徐亦迅博士做了一場對本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預測直播。在問答環節，主持人代觀衆提出了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套用一句流行的話，也許可以歸結爲 " 諾貝爾獎爲何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越 "？那麽多獎項借諾獎之名立身和宣傳，誰才更得其間三味？
下文根據直播問答整理重新編排而成。
那麽多諾獎風向标，到底誰靠譜？
問：總有一些被稱爲 " 諾獎風向标 " 的獎項，比如化學等領域的 Wolf 獎以及生物學領域的 Lasker 獎。這些獎項的評選标準，是否與諾獎有一定的相似性？
徐：不同獎項對于諾獎的風向标預測性表現差别較大，而且因時而變。根據以往的曆史記錄來看，Wolf 化學獎和醫學獎對相應的諾獎預測力不高，有時就算在得獎工作上吻合，但在人選安排上相對不如諾獎公正。對于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而言，Lasker 基礎醫學獎自從 1946 年設立以來，直到 2009 年前後，它作爲 " 諾獎風向标 " 的表現非常出色。可惜從 2010 年開始，Lasker 獎與諾獎的評判标準開始漸行漸遠。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頒發的 Horwitz 獎，雖然由于不被媒體重視而缺乏知名度，但在 1967 年到 2014 年間，超過 50% 的得獎人後來都獲得了諾貝爾生醫獎或化學獎！且其中有多項命中諾貝爾生醫獎的重要工作，都從未獲得 Lasker 獎的青睐。可惜，2015 年以來的 Horwitz 獎得主尚無一人斬獲諾獎。總體而言，具有 " 諾獎風向标 " 預測力的獎項不多，隻有 Horwitz 獎和 Lasker 獎表現突出。
問：那麽今年有人用 ChatGPT 等 AI 工具來預測諾獎是否可行呢？
徐：我認爲不靠譜。基于大語言模型的 ChatGPT 預測諾獎的路數接近網上 Thomson Reuters 每年抛出的所謂 " 引文獎 "，也就是通過簡單統計每一位科學獎以往發表所有論文被引用的次數，認爲名列前茅的都是諾獎有力的競争者。這種評價科研成果的打分标準顯然失之過簡。某些科研價值一般的論文也會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而獲得高引用次數，因此被引用次數與學術論文的公認價值之間的相關性較弱。訓練 ChatGPT 的數據，就是來自互聯網的公開語言文本，大語言模型顯然無法獲得對科學發現或發明的類似同行評議的價值判斷。Thomson Reuters 以往幾十年對諾獎的預測力遠遠低于 Horwitz 獎和 Lasker 獎，而我認爲 ChatGPT 預測的表現将類似 " 引文獎 "。短期内我無法看到 AI 大語言模型如何把每項科研成果中的技術含量給估計出來。
諾獎何以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越？
問：諾貝爾獎是引領性質的嗎？或者說它應當具有引領性嗎？
徐：我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去年直播講座時也有一位聽衆提出了類似的問題。諾獎的引領性主要體現在各國政府管理部門對科研經費的分配。對于不同學科不同分支領域的經費分配如何保證公平性，這是一個難度頗大的任務。生命科學五花八門，每個領域的研究者都會認爲自己的研究方向更重要。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諾獎科學史，可以給管理部門以及科研基金專家評審委員會一個相對客觀的價值取向。對于很多基礎研究項目，在審閱其基金申請标書時很可能無法預測其未來的重要性。此時如果評審者可以借鑒諾獎科學史的 " 大數據 "，以一種開放的心态來資助一些看似 " 高風險 " 的課題，很可能會看到那些以好奇心爲驅動力的基礎研究，最後意外取得了重要的應用性突破。比如我曾發表過的綠色熒光蛋白發現史（參見《無路難開路更難：綠色熒光蛋白的傳奇發現之旅》）。相比之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 1971 年推動國會立法發起的 " 癌症攻堅戰 " ( War on Cancer ) ，在投入大量科研經費之後，直到二十世紀末依然收效甚微。榮獲 2018 年醫學諾獎的免疫哨卡抑制劑，卻是由于基礎免疫學家們發現的調節 T 細胞免疫的 PD-1/PD-L1 途徑，以一種事先無法預料的意外方式，爲癌症的治療帶來了裏程碑式的突破。
問：這不免讓人想起 Springer 在 2015 年出版的《爲什麽偉大不能被計劃》的好書，可能要表達的也是類似的意思。諾獎的引領性看來不是一個具體目标的引領，而是因爲一個領域的基礎原理有了突破，而在這個方向上的宏觀引領。
徐：沒錯！而且諾獎一向更重視基礎研究也是很有道理的。好的基礎研究在開始時是看不到應用前景的。這一點其實在今天介紹 UPR 發現史的直播講座中也有體現。Peter Walter 在舊金山加州大學研究酵母的經費充足，從來沒有行政管理人員要求他重視應用或研究成果的轉化。而森和俊離開美國回到日本後加入的是熱激蛋白研究所 ( HSP Institute ) ，其研究一直受到行政人員在主導方向性上的幹擾。這使得他雖然通過在美國所受科學訓練打下的良好基礎以及苦幹勉強保持了與 Walter 實驗室在重要發現上的獨立性，但在科研成果的深度和質量上被後者拉開了較大的距離。在這個案例中，美國的科研管理部門相比日本而言，在契合諾獎科學史的宏觀引領上顯然做得更好。
問：諾貝爾獎有沒有什麽師承關系？因爲之前我們講到有很多實驗室之間有一些親緣關系，這人到那裏去，那人到這裏來。還有之前像物理學中有居裏夫婦兩代人都分别得獎，是否在生理學和醫學領域也有類似的情況？
徐：獲得諾獎的概率，确實存在親緣和師徒的傳承特質。大居裏夫婦和小居裏夫婦先後獲獎，顯然有高智力通過基因遺傳的成分。另外由于父母是子女的榜樣，有了父母作出諾獎級科學貢獻的耳濡目染，對子女的教育成長以及職業規劃都會有正面的影響。比如 Arthur Kornberg 通過研究 DNA 聚合酶，而在 1959 年與 Severo Ochoa 分享了生理學獎。他的兒子 Roger Kornberg 成爲獨立的科學家後，選擇研究 RNA 聚合酶以及轉錄的調控機制，在 2006 年獨得化學獎。Roger 由于父親的學術威望，在本科年代就可以去一流實驗室從事研究，很容易有發表論文的機會，得到許多普通本科生無法企及的資源。
另外，導師與博士生和博士後之間的師徒傳承關系比親緣關系更重要。今天直播講座中提到的有可能會得獎的 Peter Walter，他的博士論文導師就是 1999 年生理學獎得主 Gunter Blobel，拿到學位之前已經做出了重要發現并發表過一流的論文。說得更現實一點，Walter 獨立之後又做出了非折疊蛋白反應 的重要發現，作爲諾獎得主的 Blobel 可以不斷爲他向諾貝爾委員會提名。另外諾獎得主在選擇研究課題時的眼光以及提出重要問題的能力等方面都能對研究生和博士後言傳身教，這一點在 Robert Kanigel 的 1986 年名著《師從天才》中有很生動的描述。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号：返樸 （ID：fanpu2019），作者：徐亦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