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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國家的危機
作者：朝乾 / 編輯：Alicia
丘吉爾曾經說過：" 永遠不要浪費一場好危機。" 對于個人而言，危機是一次曆練、成長的寶貴機遇；對于國家而言，危機是凝聚人心、整合資源的變革契機。
領導者最重要的素質并非自身能力超群
而是即使身處逆境，也能帶大家走出那條曲折的出路
（圖：《至暗時刻》）▼
可以說，内憂外患曆來是自我革新的催化劑。在近代史上，有的國家經曆了改革的陣痛，成功轉型爲現代國家；而有的國家則沒能正确處理危機，與世界潮流漸行漸遠。
說是國家元首中的楷模，不爲過
（圖：shutterstock）▼
關于如何應對危機，美國環境曆史學家賈雷德 · 戴蒙德從自己的人生經曆和專業視角出發，給出了解決方案和案例分析。
這就是他于 2019 年出版的新書《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這位戴蒙德，也就是《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者。
這三本都是賈雷德 · 戴蒙德的作品▼
在新書《劇變》中，戴蒙德分析了7 個國家應對危機的案例：
夾縫中求生的芬蘭、艱難轉型的日本、重獲新生的德國、國内風雲突變的智力、印尼，掙紮于國家認同的澳大利亞、霸業難繼的美國。
《劇變》中的七個主要國家案例▼
在書的最後，作者探讨了當今世界面臨的當前和潛在危機，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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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危機的關鍵因素
在《劇變》一書中，作者從親身經曆和耳聞目睹的個人危機出發，提出應對個人危機的解決方案，再将這一方案推廣到國家層面，推導出國家應對危機的方法。
首先，作者是怎樣界定 " 危機 " 的呢？在戴蒙德看來，所謂危機就是必須做出重大抉擇的緊要關頭、轉折點。因爲危機意味着之前的處理方法不再适用，意味着挑戰與壓力，這種壓力激勵我們去尋找新的解決方法，如果找到了，危機也就化解了。
在那些" 新的解決辦法 "中
那些最簡單直接、令人興奮的、充滿短期誘惑力的
往往是巨大的陷阱（圖：shutterstock）▼
危機既有來自外部的，個人而言如離婚、失業，國家而言如外敵入侵；也有來自内部的，如健康問題或國内的政變、内戰。危機既有突發性的，也有漸進式的，但多數危機都有長期累積的原因。
比如俄國二月革命
表面原因是俄軍的戰争災難
根本原因是君主專制落後于時代，倒台隻是時間問題▼
無論個人還是國家，都不可能摒棄和改變已經發生的事實，所以應對危機的最大挑戰在于取舍，必須正确評估自身的價值與不足，分清哪部分運作良好，不需要改變；哪部分不再可行，必須改變，然後及早作出取舍。
然而國家是複雜的，人們的取舍并不相同
作爲領導人，取舍，有時候就是下注
其實，在個人層面的心理治療領域，早已有一套成熟的危機治療方案。一般來講，個人能否成功應對危機，主要由以下12 項因素決定：
1. 直面身處危機的現實：
這是開展危機治療的前提
2. 主動承擔責任：
不應怨天尤人，抱有受害者心态
3. 劃清界限：
發現并界定亟待解決的問題
4. 向外界尋求物質及情感支持
5. 借鑒他人應對危機的方法
6. 自我力量：
樹立自信，保持鎮定
正所謂，暴風雨中
唯保守主義者、智者、勇者、幸運兒屹立不倒
你是哪一個？或者，哪幾個？（圖：shutterstock）▼
7. 誠實的自我評估：
評估自己的長處和短處
8. 應對過往個人危機的經驗
9. 耐心：
要能承受嘗試改變的不确定性和失敗
10. 靈活應變的個性：
僵化刻闆的單一思維，是探索其他方法的攔路石
11. 核心價值觀：
指自我身份認同和關鍵信仰。它一方面能成爲應對危機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也可能阻礙危機的解決
12. 不受拘束：
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不必背負太多責任，可适時放下一些現實包袱
少數人的個人命運，決定了曆史進程
多數人的個人命運，被曆史進程所決定▼
作者戴蒙德的妻子就是一名心理治療師，所以他對這一套早已爛熟于心，并試圖将其推廣到國家危機層面。
國家危機固然有很多不同于個人危機的方面，會存在諸如集體決策、國家制度等複雜問題；但這套個人危機治療方案仍可以發揮建設性作用。比如，上文提到的的" 自我力量 "，雖然國家并不存在心理層面的自我力量，但由此可以引申出另一個對國家至關重要的概念——國家認同。
即使需要大量和持續的建構
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都毫無疑問是
當前國家體系下的根本意識形态▼
基于此，戴蒙德在書中推導出了應對國家危機的12 項關鍵因素。我們試以新冠疫情危機爲例，分析這 12 項因素：
1. 對國家陷入危機的舉國共識：
有力應對疫情的前提在于，國民是否意識到新冠病毒對本國構成嚴重威脅，是否要求并配合政府采取防疫措施。在一些黨派、階層嚴重對立的國家，民衆達成共識十分困難。
2. 主動承擔責任：
任何拖延、推诿、甩鍋都隻會讓疫情變本加厲。
要不要試試這款？（圖：壹圖網）▼
3. 劃清界限：
區分需要改變與無須改變的制度與政策。新冠疫情蔓延時，要不要取消大規模活動？要不要強制在公共場合戴口罩？是撲滅疫情優先，還是保 GDP 優先？
4. 從他國獲得物質和資金方面的幫助：
如疫苗、口罩、防護服、消毒液、核酸檢測試劑盒，等等。一些最困難的第三世界國家，反而因爲缺少渠道和償還能力，隻能拿到最少的援助。
小哥你這體溫是不是太低了（圖：shutterstock）▼
5. 借鑒他國應對危機的經驗：
即網絡用語 " 抄作業 "，但是各國對他國 " 作業 " 的認可程度、理解和執行能力，還存在一定差異。
6. 國家認同：
民衆是否信任政府的防疫措施，是否願意犧牲個人自由居家隔離？
7. 誠實的國家自我評估：
疫情并不會因爲自欺欺人的檢測限制、統計作僞、信息屏蔽而不再擴散。
也不知算不算在統計數字裏
還是說連數字都不配（圖：shutterstock）▼
8. 應對過往國家危機的經驗：
中國爲應對 SARS 而構建的疾控體系、方艙醫院，在應對新冠疫情時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
9. 應對國家失敗的耐心：
在一些政府公信力較弱、防疫較爲失敗的國家，都爆發了反對防疫政策的示威遊行，從而加劇了疫情。
10. 特定情況下國家的靈活性：
應對疫情所需的靈活性，包括資源調配、防疫政策、疫後纾困措施，等等。
比如這一陣鬧得沸沸揚揚的加拿大卡車司機抗議
方向是混亂的，共識是沒有的，信任是不可能的
11. 國家核心價值觀：
集體主義、利他主義、憂患意識有利于防控疫情，個人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則不利于應對疫情。
12. 不受地緣政治約束：
疫情爆發時，一些國家因爲遠離疫情策源地而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也沒有采取針對性的防疫措施，結果導緻疫情蔓延至本國。
自以爲有太平洋病毒就過不來，結果吃了大虧
以上 12 項因素，具有較爲普遍的适用性。曆史上一些王朝和政權的覆滅，都是因爲決策者完美地避開了正确選項。接下來，我們就依據這 12 項因素，剖析書中所舉的部分案例。
突發性危機：芬蘭
1939 年 10 月，蘇聯向芬蘭及波羅的海三國提出了領土要求，芬蘭是唯一拒絕蘇聯的國家。盡管蘇聯人口是芬蘭的 50 倍，兵力對比也十分懸殊，但芬蘭還是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最後丢失了部分領土，但保住了國家獨立。
在蘇芬戰争和之後的二次戰争中
芬蘭失去了卡累利阿、薩拉、佩察摩
但沒有被蘇聯吞并，其實是不小的勝利▼
雖然芬蘭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但是西方各國出于種種原因，并沒有給予芬蘭任何實質的幫助。芬蘭不得不以一己之力抵抗強敵。在這場戰争中，芬蘭總共犧牲了 10 萬人，占該國人口的 2.5%，幾乎每個芬蘭家庭都失去了親人。
即便兵力和裝備差距懸殊
但蘇聯的傷亡和損失遠遠大于芬蘭（芬蘭大彈弓）▼
芬蘭領導人從這場突發性危機中得到的教訓是：作爲一個弱國，不應寄希望于西方盟國的援助，而必須理解蘇聯的想法，并取得蘇聯的信任。爲此，芬蘭總統巴錫基維和吉科甯都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且獲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他們還讓斯大林相信，讓芬蘭保持獨立對蘇聯有利。
二戰後夾在東西陣營之間的不止東西德，還有芬蘭
能在兩強之間求存，就是第一原則
（巴錫基維與蘇聯的伏羅希洛夫）
（圖：wikipedia）▼
戰後，芬蘭一方面履行了與蘇聯的停戰協議，另一方面避免讓蘇聯覺得芬蘭與西方經濟融合度過高。芬蘭雖然急需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但還是謹慎地拒絕了。後來，芬蘭在加入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的同時，也與東歐國家簽署了經貿協定，并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
畢竟芬蘭離蘇聯實在是太近了
英美固然可以在後面搞核威懾
芬蘭則絕不想當炮灰▼
這樣做的好處是，蘇聯減少了芬蘭的戰争賠款，支付時間上給予寬限。1955 年，蘇聯從芬蘭撤走了海軍，還撤走了距離赫爾辛基很近的炮兵部隊。芬蘭憑借穩定的地緣環境，以及與西方的經貿往來，發展成爲一個富裕國家，而且保持了國家獨立，沒有淪爲蘇聯的衛星國。
球場上打一打，意思意思就行▼
對比上文的 12 項因素，作者發現芬蘭在應對危機時，有 7 項因素發揮了積極作用，包括：
主動承擔責任（避免仇視蘇聯的受害者心态）
劃清界限（打破了不與蘇聯打交道的傳統）
強大的國家認同（對自己語言文化獨特性的堅定認知）
誠實的自我評估（承認自己是一個與蘇聯接壤的小國）
應對國家失敗的耐心（堅持不懈尋找與蘇聯相處之道）
特定情況下的靈活性（放棄部分領土）
國家核心價值觀（堅決捍衛國家獨立）
人生沉浮，國家亦然，輸得起，才能活得久
勃列日涅夫訪問芬蘭（圖：壹圖網）▼
有一項因素開始阻礙了危機的解決，但後來起到了積極作用，那就是對危機的舉國共識。戰前，芬蘭人誤判了蘇聯的要求，認爲僅僅是虛張聲勢，結果付出巨大代價仍然失去了國土，到戰後才真正意識到與蘇聯相處需要理解并 " 尊重 " 其需求。
另外，芬蘭明顯缺失的 4 項因素是：來自他國的幫助，可供借鑒的他國或本國的經驗，以及不受地緣政治約束的選擇自由。這 4 項的缺失，使得芬蘭難以解決一個根本性問題——來自強鄰的威脅。
漸進式危機：美國
今天的美國依舊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最近的 10 年又的确是最令美國人焦慮的 10 年。在作者看來，美國雖然不存在 1939 年芬蘭所面臨的突發性危機，但是許多長期積累的問題，足以影響美國的未來。
戴蒙德認爲，雖然美國面臨中國的追趕，但美國的根本性問題來自内部。其中，排在首位且最可怕的是政治極化，即政治妥協的加速崩潰。
喜歡來點兒直接的（圖：shutterstock）▼
自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不光是共和、民主兩黨，就連黨内激進派與溫和派也出現了妥協崩潰的現象。這導緻了集體決策的延誤甚至癱瘓。政治極化還不僅體現在決策層，美國人變得越來越極端、偏執，乃至出現了暴力傾向加劇的狀況。
畢竟，民主作爲制度
其在人事層面必須有 " 妥協 " 作爲輔助
否則讨論變爲鬥争，廣泛的讨論變爲廣泛的鬥争
除此之外，作者還列舉了三大其他問題：選舉制度的弊端導緻民衆的政治參與度不足、經濟收入的不平等以及政治僵化。
那麽，根據上文的 12 項因素，哪些因素有利于美國解決危機，哪些又将阻礙這一進程呢？
在作者看來，美國最大的優勢因素在于：
不受地緣政治的約束（東西兩大洋，南北鄰國較弱）
其次是強大的國家認同（" 美國精神 "）
以及國家的靈活性（政權在兩黨間頻繁更叠）
主要還是底子太好了，東西兩大洋、南北無強鄰
戰略資源幾乎自給自足，科技、軍事全球第一
而美國存在的主要不利因素有：
對危機的舉國共識（政治極化，難以形成共識）
主動承擔責任（愛 " 甩鍋 " 給中國、墨西哥和非法移民）
誠實的自我評估（權勢階層逃避責任）
不願意學習、借鑒他國的經驗（美國人甚至不屑于去了解近在咫尺的加拿大）
畢竟，美國不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
其實格外依賴對國家的信仰
不信的人變多了，就是危機的前兆（圖：壹圖網）▼
此外，略微次要的不利因素還有，美國人尚未練就承受國家層面的不确定性和失敗的耐心，例如美國難以承受越南戰争的失敗，從而導緻社會的分裂。至于美國能否通過改革應對危機，尚有待觀察。
在《劇變》的最後一章，戴蒙德指出了當今世界面臨的四大挑戰——核武器、氣候變化、資源枯竭和社會不平等。
戴蒙德晚年這部著作，雖然存在政治立場遊移不定等不足之處，但卻爲世界各國應對國家危機提供了一種新的、具有建設性的思路，非常值得一讀。
而他的另一部著作《崩潰》，則研究了曆史上數個人類社會崩潰的案例，包括：複活節島、瑪雅、格陵蘭、澳大利亞等。同樣精彩。這兩部書原價 216 元，在我局官方微商城下單，隻需 14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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