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藍字計劃，作者 | 藍字
人類與狗正坐在街頭等待施舍，扔出硬币的是端着咖啡的機器人，" 他們 " 甚至也牽着一條機器狗。
這是 2017 年的一期《紐約客》封面報道，讨論了機器人如何取代人類工人的位置。
｜《紐約客》封面報道：黑暗工廠：歡迎來到未來機器人帝國（Dark Factory）
當時，這幅圖景被更多人認爲是對遙遠未來的戲谑，畢竟蘋果推出多年的語音助手 Siri 仍被戲稱 " 人工智障 "，還沒有多少人真正擔心 AI 的威脅。
然而，文中一個小故事引起了一些人的警覺：丹麥南部一家醫院爲了減輕護士們的負擔，購買了幾台倉庫專用的小型移動機器人，用于運送物資。醫護人員卻把它們當成了潛在的競争對手——機器人被粗暴地對待，有人甚至往上面撒了一泡尿。
人和機器的矛盾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暴露了。五年之後，ChatGPT 橫空出世，機器和 AI 改變現實的時間線好像瞬間加速了，世界恍然大悟：《紐約客》宛如預言大師指出了人類可能的悲慘未來。
數百家大模型公司湧現，從聊天機器人，到 Sora 生成以假亂真的一分鍾視頻，AI 隻花了不到兩年。連好萊塢的編劇們都不得不發起大罷工，以抵抗 AI 的入侵。
" 蘿蔔快跑 " 自動駕駛出租車在武漢、北京等多個城市落地，最高日單量跟傳統出租車持平，" 千萬司機群體何去何從 " 成爲時代之問。
麥肯錫則預估，到 2030 年，自動化可以取代中國制造業五分之一的崗位，近 1 億工人需要重新求職。
技術變革的潮水又一次淹到人類雙膝處。當機器人與 AI 時代的閘門已經打開，普通人不可避免地站在了被命運選擇的十字路口。
逃生還是溺斃，人類終将選擇。
" 新技術的犧牲品 "
1907 年的一個晚上，紐約的煤氣路燈沒有如常亮起。
每天在黃昏時段爬上燈柱、點燃兩萬五千盞路燈的工人們發起了一場抗議，抗議紐約即将用電燈取代煤氣路燈。這種隻需要輕撥開關就能控制的電燈，會讓 600 名點燈人失業。
數年之後，經濟學宗師凱恩斯發出擔憂：" 我們這個時代正在遭受一種新疾患的折磨，它的名字是技術帶來的失業……勞動力需求的下降超過了我們爲勞動力找到新用途的速度。"
從紐約街頭的點燈人到武漢的出租車司機，" 技術性失業 " 的陰影從未消退。
随着無人駕駛技術的落地，" 蘿蔔快跑 " 們遲早會跑赢人類司機。無人駕駛預計将會影響到 500 萬出租車司機和 1300 萬活躍的網約車司機，如果加上未來的無人大貨車駕駛、無人快遞、無人快賣、無人物流等，理論上會影響約 4000 萬人。
但如果檢視曆史，技術帶來的正面價值永遠大于 " 陣痛 "。
珍妮紡紗機對紡織效率的提升是革命性的，也曾被失業的手工紡紗者極度仇視。它被發明半個世紀之後，英國已經擁有超過 4000 家紡織廠，每 80 個英國人中就有一個在其中工作——他們中不少是失業的手工業者的後代。與此同時，大量的農業人口進入城市，1800 年，英國有 35% 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産，到 1841 年工業革命結束，這個數字下降到 20%。
在創造大量低門檻工作崗位的同時，英國經濟的發展與大量新技術的湧現，也在改善普通人的生活面貌：更多健康的食物，更高的人均壽命。
問題在于，技術給社會帶來的收益往往是滞後的，有時甚至需要一代人的時間。在技術問世的節點上，沒有人想成爲 " 陣痛 "。但技術進步的大潮已經湧來，陣痛就在當下。
在 AI 闖入全産業的時刻，" 到底多少工作會被 AI 搶走 " 的焦慮情緒彌漫開來。
美國伊利諾伊小鎮青年埃裏克 · 芬恩，是 AI 浪潮下第一批 " 被抛棄的人 "。
過去十年，埃裏克靠給十餘家網上店家寫說明、營銷文案爲生，60 美元的時薪，足以養活妻兒。ChatGPT 出現後，老主顧紛紛告知：您的服務以後我不需要了。即使埃裏克告訴他們，ChatGPT 生成文案的技術準确度、文字原創性都堪憂，老主顧們也隻能無奈地表示，用 AI 的成本比用你低得多。
技術變革，終将有人成爲犧牲品，似乎成了個必然的定律。
技術沖擊，誰最痛？
這種 " 時代的眼淚 " 不是新事。
狄更斯的《雙城記》就是首次工業革命後，英國原有手工業者沒緩過勁來的社會白描。1851 年，北安普敦郡紡織行業占當地經濟總量的 1%，1777 年這個數字是 11%。同時，北安普敦郡的淨人口下降、農業就業人口激增。
也就是說，失業的手工織機工人和羊毛精梳工，要麽重做農民，要麽遷入新興大城市做零工。作爲手工時代 " 體力勞動者中的貴族 "，這些勞動者遷入大城市後的生活水準演變成爲狄更斯小說中的情景，自然會在社會上發出極大的不滿聲浪。
集裝箱出現後，貨主非常歡迎，但對碼頭工人來說就是災難。在集裝箱被大規模應用之前，成千上萬碼頭工人擠在碼頭裝卸船隻。集裝箱化之後，機器取代了大批碼頭工人，一切搬運工作逐漸變爲由起重機和專用叉車來完成。集裝箱剝奪了太多碼頭工人的工作，圍繞着集裝箱化的勞資糾紛，成爲整個 20 世紀 60 年代反複出現的問題。
曆史上幾乎所有受技術沖擊的雇員群體，都分享類似的要素：
痛感和聲音最大的群體不是當時生活最苦的群體，而是收入跌幅比例最大、生活狀況變動幅度最強的群體。
大家并沒有真的被新技術完全擠出就業市場，最慘就是轉行。然而轉行的成本、收入的降低，成爲波折時不可避免的陣痛。
這些人的怨言并非無理，獲取、精通這些行業技能的沉沒成本并不低，轉行難度大。
然而這些行業的從業者都是社會基層，抗風險能力弱。技術進步如果要讓抗風險能力最弱的一批人，承擔最大的風險，爲以後的社會改善在當下支付代價，那就太欠缺善意了。
比如讓一個二十年前的影碟店員轉行不難，不租碟了可以轉行從事其他服務工作。電影放映員因爲放映技術進步失業，但看過《搏擊俱樂部》的人都知道，幹這行隻要眼明手快力氣大、能把膠片筒快速扛上放映機位無停頓接上就好，去找其他體力活，不算難事。
然而，當同時代的建築師苦練半生，終于技能、經驗兩臻完美時，被雇主以一句 " 你 CAD 不行 " 開掉後，他面臨的沉沒成本就是災難級的。你總不能讓一個建築師去給孩子們堆樂高吧。
被 AI 頂掉的基礎文字和圖像工作者，行業和時代雖有不同，體會的是同樣的辛酸，這也是曆史的一種循環。
要避免技術沖擊帶來的就業市場陣痛，很多時候解方既在技術之内，也在技術之外。轉行的門檻，成爲了掌握他們命運走向的關鍵。
技術催生新職業
橋水基金創始人瑞 · 達利歐總結過一條經濟領域的原則：痛苦 + 反思 = 進步。如果技術進步注定會颠覆一些行業、淘汰一些職業，如何讓對技術的反思來得更快，讓技術帶來的收益更早地惠及更多人，成爲技術必須跨越的倫理門檻。
技術究竟可以爲社會帶來什麽？OpenAI 的山姆 · 奧特曼選擇另辟蹊徑。他着眼的并非技術本身，而是在技術創造财富之後，爲之尋找一個去處。
2019 年，他在美國的兩個州做了一場關于 " 全民基本收入 " 的實驗，找了 1000 個收入處于貧困線以下的人，連續三年無條件每月發放 1000 美金。
" 全民基本收入 " 的倡導者們描繪了一張藍圖，即人們在保障基礎收入的情況下，會釋放創造力，同時也爲社會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無論是經濟數據的提升還是技術的再進步。
｜奧特曼 UBI（全民基礎收入）實驗受試者每月平均分用途支出與對照組比較的統計圖。" 飲食 " 項多出最多，受試者每月比對照組多支出将近 70 美元；最少的三項是 " 煙酒 "、" 娛樂休假 "、" 其他 "，受試者每月比對照組多支出每月将将過 10 美元
這場實驗大概不算成功。跟蹤研究顯示，領取了 1000 美金的人們，盡管更願意參與教育培訓、搬離糟糕的社區，但他們并沒有因爲選擇更富有創造力的工作，而是往往會接受一份降薪但更輕松的工作。
山姆 · 奧特曼想象的藍圖，泡湯了。
技術至上主義者們關注着詩和遠方，追逐技術的未來，但如果回到當下，技術究竟還能交出怎樣的答案？
技術對就業的影響，主要有兩種效益。
一種是 " 替代 / 擠出 " 效應，也就是 " 機器替代人 "。另一種是 " 補償效應 "：技術進步極大提高企業效率、增加新崗位，從而增加總體經濟規模，并讓就業機會顯著增加。
正是由于補償效應，小人物不僅不會成爲時代的眼淚，反而會在技術的協助下有更大的職業想象空間。
互聯網進入中國三十年，不乏解決問題的嘗試。
從 1999 年馬雲創辦阿裏巴巴起，電商沖擊實體經濟的争議一直存在。在 2017 年，還有企業大佬認爲，" 虛拟經濟過火 " 是影響目前實體經濟衰退的因素之一。然而，由于中國商業基礎設施不完善，互聯網幫很多中小企業拿到了 " 入場券 "。僅 2023 年，淘寶一年新增 520 萬中小商家，00 後商家就有 130 萬。
2008 年，在上海交大念研一的張旭豪創辦送餐平台 " 餓了麽 "，掀起了專職外賣員送餐的浪潮。2020 年，網約配送員成爲這一年公布的 16 個 " 新職業 " 之一。三年後，全國外賣騎手數量達到 1300 萬人，占新就業形态勞動者整體的 15%。
今年 7 月 31 日，人社部公布了《職業分類大典》的 19 個新職業，已經有過半數都誕生于數字時代。
電商、外賣、主播，包括騰訊參與申報的用戶增長運營師，這是中國互聯網高歌猛進的同時，不斷創造的新職業。
它證明的是，技術不止有颠覆、重塑，還有創造。
麥肯錫的研究報告指出，互聯網新應用帶來的生産力提升可減少 1.3%-4.0% 的用人需求，相當于 1000 萬到 3100 萬個崗位。但全新的産品和服務，不僅可以更有效地分配資源，還能提升整個國民經濟的總需求，包括很多高技能職位在内，互聯網行業可以創造 4600 萬個新的工作機會。
這是過往的技術革命中欠缺的一環。
最好的技術是可用的技術
如果說關注技術的可用性，是在拔高時代的下限，那關注技術的易用性，則是拓寬時代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降低新技術的入行與轉行的門檻，可以讓更多個體得到這種 " 補償 "。
中國互聯網三十年，技術創造的機會、帶來的新需求、新職業，都在補上這一環。正如人們常常聽到的，是白牌工廠搭上拼多多的東風一夜翻身、傳統導購靠企業微信逆風翻盤的故事。
以 " 國民級 " 應用微信舉例，十年前，剛剛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人們尚且無法想象，會有這樣一個超級 App 出現，以至于連大洋彼岸的紮克伯格與馬斯克都豔羨不已。馬斯克甚至用了 " 無所不能 " 來形容它。
一個普通的用戶，用微信社交、工作、挂号看醫生、辦居住證 ...... 已經成爲了十幾億人的日常。
據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數據，2014-2022 年微信公衆号、小程序、視頻号、微信支付、企業微信等共同構成的微信數字生态，新增的就業收入機會從 1008 萬增長到 5017 萬個。
巨大的用戶體量、極低的使用門檻、豐富卻簡潔的功能……微信生态讓幾乎所有行業的商用者們無阻難地快速拉通了渠道、顧客、售後等整條商業運作鏈接。
各種門類的視頻号生意，幾乎不對從業者有學曆門檻，因爲新興行業大家都是一邊幹一邊學，誰的嗅覺更敏銳、執行力更強，誰就占先手。
沒有這種低門檻、超量級的應用，即使用現在其他熱門 APP 和網站的服務，也難以構建出功能相當的替代品。
26 歲的周立延，在中國最大的運動零售運營商滔搏工作，最初也是一名導購。顧客結完賬後，他會主動添加顧客微信，了解顧客的反饋和喜好。在負責一家滔搏門店顧客微信群的時候，他會結合在門店對顧客偏好的觀察，以及後台統計的産品浏覽量、銷售數據等指标，篩選好當天要推送的産品款式，再根據每個社群不同的特點和功能，制定不同的推薦話術和商品計劃。去年，他一個人就創造了 300 多萬的線上業績。
轉行是技術持有者最痛苦的事：沉沒成本高、新賽道學習門檻高、收入不确定。28 歲的産品經理曾子平，放棄多年的大廠工作，用微信工具将自己的沖浪、滑闆運動愛好變現成了新事業。他成立戶外俱樂部，通過微信社群中積累顧客，以公衆号、視頻号内容觸達顧客，企業微信聯系贊助品牌商。定時組織活動，帶大家考潛水證、一起沖浪派對。因爲這樣，這個大廠人絲毫沒有同侪常有的轉行陣痛。
過去十年，正是由于微信的低門檻、易用性和集成性，不僅爲中國幾乎所有小店主和小生意人提供了十年前隻有大公司才享有的 SaaS（軟件即服務），還解決了很多實體經濟難以逾越的障礙。
瀕臨淘汰的傳統導購，借助微信的東風，成了如今的新職業 " 用戶增長運營師 "；超過 50 萬家甚至可能沒有名字的社區縫紉鋪、修車店，隻要在微信搜 " 小修小補 " 就會出現；江蘇的阿姨通過微信上的靈活用工小程序找工作，滿洲裏的輕食店老闆通過小程序接單度過了艱難的幾年，山裏的水果通過視頻号直播賣到遠方 ......
這些原本是這個時代失意者的人，并沒有被落下。
對于絕大部分站在 AI 的十字路口惴惴不安的普通人來說，與其擔心技術會奪走自己的工作，不如主動謀求技術 " 爲我所用 "，或是借技術求生存賺錢糊口，或是借技術發揮更大的價值。
最好的技術，與最壞的技術，有時候隻有一線之差。
《集裝箱改變世界》寫道，正因爲集裝箱的發明，才能将鐵路、公路、港口、船舶等連接在一起。沒有集裝箱就沒有全球化，也就不會有沃爾瑪和亞馬遜這樣的巨頭。基礎設施永遠是最重要的。在這個時代，技術就是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又如《紐約客》的那篇文章中，一位工廠的老闆說道：我甯願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也不願生活在一個沒有電腦、沒有手機、沒有電梯的世界。
他的話诠釋了一種信念：技術進步本身就是一種全民福利。正如《理性樂觀派》作者認爲的那樣，在今天任何一個普通人過的日子，放在古代都是貴族乃至君王才會有的生活，是 " 路易十四太陽王才會有的生活 "。人類在可用的技術——集裝箱、遠洋貨輪、飛機、互聯網構成的網絡中——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