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 / 文
中美經濟超預期反差
2020 年中國率先遭遇新冠疫情沖擊，但在舉國強力抗疫後，又率先取得抗疫階段性勝利，并積極支持其他國家抗擊疫情，在主要經濟體中成爲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國家（2.3%）。美國從 2020 年 3 月開始遭遇新冠疫情沖擊，盡管推出極度寬松宏觀政策，當年經濟增長仍爲 -3.5%，中美 GDP 之比達到 70.3%。2021 年中國經濟增長 8.1%，美國經濟增長 5.7%，中美 GDP 之比進一步上升爲 77.3%。
2022 年中國再次遭遇新冠疫情沖擊并重新恢複強力管控，經濟社會運行受到嚴重影響，直到年底才基本解除。再加上 2 月俄烏戰争爆發後，國際局勢急劇變化，美國牽頭西方國家加大對中國的封堵打壓，中國經濟面臨巨大壓力，當年增長僅爲 3%。美國則全面放開疫情管控，經濟社會運行加快恢複，當年經濟增長 2.1%。中美 GDP 之比回落爲 70.7%，基本上退回到 2020 年的水平。2023 年上半年，中國 GDP 同比增長 5.5%，并沒出現預期中的大幅反彈；美國 GDP 同比增長 2.4%，并未出現預期中的嚴重滞脹；中美 GDP 之比進一步下降至 64.5%，已低于 2019 年的 66.1%（GDP 之比的變化，除經濟增長本身外，還受到兩國貨币彙率變化的影響）。這大大超出了國際社會的一般預想。
那麽，中美經濟增長爲何在 2022 年以來出現超預期大反差？
這跟中美兩國經濟結構和發展動能不同密切相關。
中國經濟以制造業爲主
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屬于世界上非常封閉的巨大經濟窪地，低收入、低消費、低産出、低供給，處于嚴重供不應求的狀态。改革開放後，人們的生産積極性得到釋放，特别是依托中國成本低、政策優惠，吸引海外資本和産能進入，推動勞動生産率提高，經濟活躍度增強，經濟發展加快。在前期高度公有體制下，國家資源大量被政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控制，大量資源開發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民間收入和消費水平提升不足，經濟發展形成主要依靠政府開支以及投資和出口拉動的格局。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和醫療體制改革，極大地發掘出相關領域的需求和發展潛力，進而成功加入 WTO，吸引國際資本和産能大量湧入，推動中國迅速發展成爲世界工廠和制造業中心，經濟發展對外依賴度非常高，也帶動世界經濟加快發展，但中國消費中樞很低，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較弱。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推動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不僅使經濟率先實現止跌回升，而且爲全世界抑制危機惡化和沖擊做出了巨大貢獻，吸引更多國際資本和産能流入，GDP 随後超過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保持上升态勢。但面臨全球性産能過剩、需求不足的約束，外貿對 GDP 增長的貢獻度不斷下降，在外需不足情況下，内需（投資和消費）無法支撐龐大的産能，投資增長也随之受到制約，由此，經濟增速自 2011 年開始不斷下滑，從 2010 年的 10.6% 一直下降至 2019 年的 6%（即使沒有新冠疫情沖擊，2020 年開始經濟增長低于 6% 也完全可能）。這一過程中，爲抑制經濟增速過快下滑，國家不斷加大宏觀政策刺激力度，全社會負債率随之不斷提高，風險隐患不斷聚集。2020-2022 年連續強力抗疫，對經濟社會運行和對外貿易産生更大影響，也使得企業、家庭、政府的财力虛耗巨大，社會負債率進一步攀升。在美國不斷加強對中國的封鎖打壓，國際局勢更趨緊張的情況下，外需受到更大削弱，國内産能過剩更加嚴峻。由此，出口、投資、就業和消費全面受到制約，社會預期和信心受到沖擊，造成經濟不斷下行壓力增大，難以像 2021 年那樣報複性大幅反彈。
美國經濟以服務業爲主
美國自 1980 年代開始推動全球化，大量普通加工業外遷，本國越來越集中于教育、科研以及軍工、金融等高附加值尖端領域，服務業加快發展，實體經濟日益弱化，虛拟經濟不斷增強，消費成爲經濟增長最主要驅動力，進口成爲消費品的主要來源，貿易逆差、金融順差配套增長。2000 年網絡泡沫破滅後，更是推動美國房地産和金融衍生品交易迅猛發展，結果釀成次貸危機和全面金融危機，給美國經濟社會帶來巨大沖擊，迫使其實施大規模經濟刺激和社會救助，推動全球性債務膨脹和流動性泛濫。
美國在新冠疫情爆發後，大力推動社會救助，政府負債急劇攀升，但企業和家庭部門的财力沒有因疫情受到太大消耗，其消費中樞很高，社會需求依然旺盛。在全球産業鏈供應量因疫情和國際矛盾加劇深受影響的情況下，2021 年下半年開始，美國通貨膨脹勢頭不斷增強，到 2022 年 3 月迫使美國扭轉前期極度寬松的宏觀政策，縮減救助力度并開始快速加息。這吸引國際資本大量流入美國，推動其經濟發展、股票價格上升。随着全球疫情防控解除，美國進出口物流快速恢複，其通脹攀升勢頭得以扭轉，經濟發展和社會就業呈現出良好态勢，經濟硬着陸預期大大改觀。
中美面臨不同挑戰
中國前期已形成供應全球而非僅供國内的巨大産能，如果外需（出口）快速收縮（包括外資和外商快速外撤），内需（消費）難以消化這些産能，形成嚴重的産能過剩，并會進一步影響到投資（包括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産投資和産業投資等）、就業乃至人口增長，這必然對經濟增長形成巨大壓力，房地産等多種資産價格會随之下跌，社會債務和流動性緊縮壓力會随之增強，并進一步影響到就業、收入和消費的穩定與增長，由此造成出口、投資、消費同時失速，經濟增長勢必會大幅下跌。可以說，在巨大産能和相關就業已經形成情況下，如果外需沒有好轉、外資大量撤出，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很難解除，其沖擊會非常猛烈，即使實施極度寬松宏觀政策也難以扭轉這種局勢。
美國并不存在産能過剩問題，其投資和消費的需求規模龐大。面對全球性産能過剩，美國要擴大進口甚至壓低進口價格更容易實現，如果其将從中國的進口大量轉移給其他國家，也更容易吸引和拉攏相關國家加強合作形成聯盟，所以，其經濟增長更容易改善，實施刺激性宏觀政策也更容易見效，并且能夠在快速大幅加息情況下，不僅推動通脹率快速由升轉降，而且還推動經濟加快增長，似乎打破了加息在抑制通脹的同時，也會抑制經濟增長甚至引發滞脹的傳統結論。
然而，需要高度警惕的是，盡管當前美國經濟表現搶眼，但美國要與中國脫鈎斷鏈，重建全球産業鏈供應鏈，仍需時間并可能付出很大成本，美元高利率将維持較長時間，對世界經濟發展将産生深刻影響。同時，美國經濟脫實向虛已久，政府負債與利息負擔非常龐大且仍在擴大，同樣存在巨大風險隐患，一旦爆發債務危機，将對其經濟社會乃至美元國際地位産生重大沖擊。面對世界格局百年劇變，美國同樣面臨巨大挑戰。
積極穩妥應對挑戰
經濟發展，表現爲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共同成長，由資本、資源、科技、人力等實際水平共同決定，但根本上是由需求決定的。有良好的需求，擴大投資能夠滿足全社會生産和生活需要，并且能夠産生正向回報，就會吸引更多投資或推動技術革新、效率提高，進而擴大供給、降低成本，推動經濟發展、生活改善和社會進步。缺乏有效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盲目擴大供給，将造成社會資源更大的浪費，必将抑制或收縮社會投資。此時即使實施刺激性宏觀政策，包括擴大政府負債和投資，都是在透支未來，不可能形成有效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刺激效果隻會每況愈下或昙花一現，加快經濟惡化。
盡管當前經濟增長面臨巨大壓力，但中國已經形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先進的基礎設施，具有非常大的市場潛力與發展空間，技術研發與産品的國際競争力不斷增強，放眼世界，中國仍處于重要發展機遇期。所以，既要對當前形勢高度警惕，做好一段時間内經濟持續低迷、潛藏風險集中暴露、國際國内矛盾更加激化的準備，又要堅定信心保持定力，積極穩妥加以應對。既要加大短期宏觀政策刺激力度，特别是做好困難群體救濟保障，加大消費補貼（優先選擇消費券），注重依托民衆消費拉動有效投資，中央政府和中央銀行要準備好并适時推出特别舉措，努力化解重大風險隐患，發揮維穩更大作用；同時，更要加快推進改革開放，特别是要規範政府行爲，增強法治的公正與權威，減少對經濟發展的行政幹預和地區封鎖、部門分割，推動統一大市場和公平公正營商環境建設，充分釋放市場潛力和經濟活力，以高質量發展吸引國際投資和改善國際關系，在激烈的國際博弈中度過難關赢得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