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新聞《一線》 紀振宇 發自矽谷
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美國時間1月25日發布2024年度公開信。基金會首席執行官馬克·蘇斯曼在年信中呼籲慈善家們立刻行動起來，增加捐贈，以應對全球多個國家在抗擊貧困、消滅疾病和消除不平等方面所面臨的空前挑戰。
公開信表示，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低收入國家用于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資源愈發捉襟見肘，全球本已取得的多項進展也出現了倒退。但一系列健康和技術創新也同時湧現，衆多解決方案也被驗證有效，可以在更多慈善資金的支持下得到推廣或升級。
蘇斯曼表示："慈善能承擔風險、幫助填補被忽視或資金不足的缺口。在世界最有需要的時刻，我們可以共同努力，讓慈善發揮全部潛能。"
根據《福布斯》雜志統計，全球2640位億萬富翁的淨資産總和至少有12.2萬億美元。蘇斯曼指出，隻要額外投入10億美元——這僅占總資産的一小部分，慈善家們就能資助一系列影響巨大且成本低廉的幹預措施，到2030年可以多挽救200萬母親和嬰兒的生命；投入40億美元，他們就可以幫助5億小農戶增強氣候韌性，并且到2030年每年減少10億噸農業溫室氣體排放；投入70多億美元，他們就可以爲3億人接種疫苗，防止至少700萬人死亡。
正因爲看到全球在應對多重危機和加快進步方面存在巨大潛力，蓋茨基金會決定加大資金支持。本月早些時候，理事會批準了2024年度預算爲86億美元，再創曆史新高。基金會将把這筆預算用于資助能夠挽救生命、改善生活的創新。
2022年，基金會曾宣布到2026年将年度贈款支出增加到90億美元，并承諾在創始人去世後20年内逐步用掉慈善資産，以專注于解決當前最緊迫的問題，并幫助建立更長久的、可持續産生影響的系統。
在年信發布期間，蘇斯曼在接受包括騰訊新聞《一線》在内媒體采訪時表示，美國法律規定（慈善機構的）最低慈善支出不應低于基金總額的5%，隻有這樣才能達到免稅條件。實際上，蓋茨基金會的每年支出比例約占（基金總金額）的10%，甚至更多。
"我們一直是這樣的标準，以後也将如此。我們希望樹立榜樣，鼓勵社會各界更多的捐贈。我們相信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可以産生巨大的影響力。捐贈是可以很有成就感的事情。"蘇斯曼說。
蘇斯曼還在年信中強調了全球慈善事業的發展和演變。他介紹了不同的慈善機構，比如"非洲慈善論壇"正在幫助非洲捐贈人共同努力推動整個非洲大陸包容而可持續的發展。印度、中國和新加坡等國的基金會也在推動解決更多的本地和全球問題。
"慈善的生态系統與我15年前剛做這項工作時不一樣了，這是一件好事。世界各地的捐贈人正在爲複雜的挑戰描繪宏大的願景并帶來切實的經驗。"蘇斯曼寫道。
全球千百萬人的小額捐贈聚沙成塔，也會産生巨大影響。蘇斯曼強調，世界近一半的國家都加入了"慈善星期二"的行列。自2012年以來，這項倡議已促成了130多億美元的捐贈。
蘇斯曼認爲 ，當今世界不乏需要解決的複雜問題，也不乏敢于挑戰這些問題的創新者。然而，如果沒有慷慨的資助和持續的支持，偉大的想法也隻是想法而已。如果更多人加大承諾并将他們的資源集中于最有需要的領域，這些想法就可以轉化爲社會效益。
他表示，"面對未來，我始終保持樂觀。雖然我們經曆了一些挫折，但我堅信，在新工具的幫助下，我們将加快前進的步伐——無論是通過人工智能在數字公共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應用，還是提高普惠金融、女性經濟賦權、或是在傳染病和營養方面取得巨大進展的幹預措施。當下的科學發展振奮人心，但我們也需要籌集來自慈善機構和政府等各界的資源，并充分利用私營部門的創新能力，以确保創新能夠惠及最有需要的人。這就是我們要通過年信傳達的主要信息。"
以下爲采訪文字實錄：
今年的86億美元将投向哪裏？
蘇斯曼：今年年信的出發點是這樣的，目前全球很多地區——特别是全球南方、非洲和亞洲，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區，在經曆了新冠疫情和一系列由此導緻的連鎖反應之後，進入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全球在貧困消除、傳染病防控等方面遭受了重大挫折。在過去20年裏，我們在減少瘧疾死亡、艾滋病死亡、結核病死亡和嬰幼兒死亡方面持續取得進展，但現在很多領域的進展出現了逆轉、停滞或者放緩。全球當下面臨巨大的需求，但也存在大量的機遇。
我們清楚地知道應該做哪些事情來提供幫助。中國在幫助應對這些發展挑戰方面發揮了強有力的領導作用，并樹立了良好的榜樣。例如，中國已經消除了瘧疾，也可以爲全球瘧疾消除發揮重大作用，不管是通過直接提供資源還是政府領導的合作項目，也可以通過慈善項目幫助其他國家。
今年的年信詳細地讨論了這些需求。蓋茨基金會剛剛宣布了2024年的年度預算是86億美元。在過去四年裏，我們的預算增加了20多億美元。在一定程度上，作爲一家慈善基金會，我們正是因爲看到這些挑戰，所以才不斷增加預算努力回應這些需求和機會。目前全球有60多個國家償還國際債務的支出高于他們的醫療投入。這些國家的需求很大，其中也蘊含着健康改善的巨大機會，這也是我們爲什麽要增加預算。
現在也有很多激動人心的創新，比如在結核病等領域。我們即将啓動一項臨床試驗，這将是百年來首個進入三期臨床試驗的結核病疫苗。蓋茨基金會将于今年支持啓動該臨床試驗。 蓋茨基金會自從16年前在中國設立代表處以來，也一直将結核病防控作爲我們支持中國開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瘧疾防治方面也有很多機會。中國自身已經消滅了瘧疾，因此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好的經驗，無論是諾貝爾獎得主屠呦呦發現青蒿素，還是中國爲幫助許多亞洲和非洲國家消滅瘧疾做出的長期貢獻。現在蓋茨基金會正在與位于北京的全球健康藥物研發中心等機構合作，該中心已經發現了一些非常有前景的抗瘧疾治療方法。我們也希望有機會在根除脊髓灰質炎方面與中國開展合作，目前隻有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兩個國家存在野生脊髓灰質炎病例，中國也能通過不同機會支持這項工作。我們作爲全球最大的基金會一直在爲此努力，除此之外，這項工作也得到了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地的慈善家的支持。
所以今年年信想要傳達的信息是，雖然有挑戰，但也有機遇，政府和慈善界需要加大資源投入來回應這些需求，才有可能重回本世紀初期的進步軌道上來，并且加快非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的步伐。中國可以從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問：基金會最近宣布了有史以來最高的年度預算86億美元。這一預算是怎麽做出的？ 是否有适當的管理機制确保預算得到合理和有效分配？
蘇斯曼：我們設有一個理事會。理事會的成員們10天前（1月13日）剛剛在英國倫敦開過會。理事會會議是由比爾和梅琳達主持的，他們也是基金會的聯席主席。他們審核并批準了今年的預算。 我們制定預算的過程很嚴謹。在一年的過程中，我們不停地尋找慈善資金最能發揮比較優勢的領域。
在我們看來，慈善資金和政府資金、私營部門資金有着很大的區别。政府和私營部門的資源永遠比慈善部門多，但我們的任務是，讓資金産生更大規模的實際效應，并對貧困人口的生活産生切實影響。如果想要産生規模化影響，就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無論是非洲還是南亞的政府，還是來自中國等國家的國際援助。私營部門是創新的關鍵引擎。如果希望發現新藥、新疫苗、爲農民開發新的農業技術，這些創新往往來自私營部門，但面對貧困人群需求的創新通常不會自動産生，除非得到慈善資金的激勵，所以蓋茨基金會進入并填補這個市場空缺。
我還是用結核病疫苗的例子來說明。該疫苗最初由一家私營企業開發，但他們不想繼續花數億美元進行臨床試驗來驗證疫苗能否大規模發揮作用，因爲他們并不認爲這是一個可以長期盈利的市場，盡管結核病是世界頭号殺手，造成的死亡人數比其他任何傳染病（包括新冠病毒）都多。這是一個慈善資金發揮比較優勢的典型例子。
全球健康是我們投入最大的領域，針對全球健康的各項工作，還有農業發展，我們都與中國建立了強有力的夥伴關系。例如在适應氣候變化方面，我們緻力于開發新的抗旱、抗澇作物用于幫助西非國家。我們與中國農業科學院合作，他們在改善水稻種子産量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我們的合作促使他們運用這些經驗去幫助西非地區提高水稻産量。這正是爲什麽我們如此看重這些技術和應用。因此，在我們預算覆蓋的每個領域，我們都研究了慈善資金可以發揮最大作用的地方，然後我們希望這些資金可以吸引政府和私營部門的更多投入。
問：年度預算新聞稿裏提到投入全球健康創新。除此之外，基金會的預算還将投入到哪些地方？基金會如何衡量産生的好處和影響？
蘇斯曼：我們的預算吸引了不少關注，86億美元顯然也是一筆很大的金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慈善基金會的預算都多。一直以來，我們衡量成功的核心标準都是對人類生活産生的影響，或者說我們挽救了多少生命，爲最貧困和最脆弱的人提供什麽樣的機會。因此，我們嚴格衡量兒童死亡率的下降。疫苗是否能夠觸及最有需要的兒童？我們主要通過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開展這項工作。Gavi與低收入國家合作，爲兒童接種疫苗。在Gavi的幫助下，可預防的兒童死亡人數從2000年的每年1000萬降至今天的500萬。
我們也在中國開展相關工作，例如幫助中國政府推廣人乳頭瘤病毒疫苗（HPV）和肺炎鏈球菌結合疫苗（PCV）等重要疫苗，這些都是我們最近做的工作，它們都有切實的影響。我還提到了農業。我們緻力于開發抗旱或抗澇作物或牲畜品種。例如，我們幫助非洲小農戶對家禽進行基因改良，讓它們更能适應幹旱的條件，更好地存活、産蛋、産肉。我們有一些非常成功的項目，正在惠及多個非洲國家的數百萬農民。對于所有這些領域，我們都會衡量影響，無論是增加女性農戶的收入、爲孩子接種疫苗，還是獲得結核病治療或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療。我們與合作夥伴共同使用這些标準來衡量工作，以确保資源的有效利用。
問：我的問題關于人工智能。我在年信看到蓋茨基金會緻力于負責任且以更公平的方式部署人工智能技術。那麽基金會在評估人工智能項目時，采用的主要指導原則和考慮因素有哪些？目前人工智能在慈善領域的部署還處于實驗階段，您能否與我們分享一下您在這方面的一些思考和經驗？
蘇斯曼：人工智能的發展生機勃勃、創新叠出，并帶動了很多領域的革新。但通常情況下，更富有的人群和更富裕的國家會優先受益于這些創新。人工智能無法主動去滿足最貧困和最弱勢群體的需求，除非我們有意爲之。因此，我們努力在多個領域公平運用人工智能。
蓋茨基金會發起了一項名爲"大挑戰"的年度活動，鼓勵挑戰一些難題，尋找科學突破的機會，每年都公開向全球征集創新解決方案。我們曾經在中國成功舉辦過"大挑戰"活動，很多中國創新者也一直參與我們的"大挑戰"活動。去年，我們在非洲塞内加爾舉辦了"大挑戰"年會，并圍繞人工智能征集并資助創新方案，探索如何利于人工智能幫助最貧困人群解決在健康等領域的迫切挑戰。例如，我們支持了南非的一項緻力于艾滋病毒感染診斷咨詢的人工智能創新，它能以極具同理心和細緻入微的方式爲受艾滋病毒影響的人群提供服務，幫助他們定制治療方案。
我們正在研究人工智能如何能爲高風險孕婦提供幫助。例如，我們支持開發了一種人工智能便攜式超聲設備，隻要連接上手機和監視器，它就可以在資源匮乏的地方開展産前護理篩查。在沒有完備儀器的情況下，衛生工作者可以用這種便攜式儀器評估妊娠風險。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幫助診斷孕産婦或胎兒是否存在風險，是否需要轉移到醫院或其他機構就診，以此減少高風險妊娠。像這樣的創新有很多，我們很高興分享我們在這些領域的嘗試，這些創新前景廣闊。
另一個人工智能運用頗具前景的領域是教育。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全球的教育實踐都遭遇重挫。在很多低收入國家，沒有充足的教師來教導孩子們。因此，我們在印度和非洲開展一些教育領域的人工智能項目，并收獲了一些較爲積極的早期進展。這些項目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幫助學校制定數學、閱讀和識字等課程，并以母語進行教授，讓大量學生得以受益。這些都是我們認爲人工智能能發揮積極作用的領域。
就慈善行業而言，我認爲目前（應用人工智能）最大的機會在于如何識别那些更能産生實際影響的領域。慈善家們經常問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知道自己的資源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并産生影響。這些慈善家通常是在私營領域積累的财富，他們對高效益習以爲常，因此也特别關注慈善如何能帶來切實的社會效益。
人工智能也可以從上遊，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研發階段提供支持。例如，我們支持的全球健康藥物研發中心（GHDDI）正在運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創新藥物研發。我們還将人工智能運用到了另一個在多個非洲和亞洲國家開展的項目，它能幫助小農戶進行天氣預報和土壤健康測繪，幫助他們定制作物品種和耕作技術，指導他們如何灌溉和施肥。所以，人工智能領域蘊藏着衆多機遇，我們非常期待能夠将這些飛速演進的創新技術運用到全球健康和發展事業中。
問：您在年信中強調了氣候變化。基金會如何應對氣候變化這一挑戰？您如何評價中國發揮自身優勢，爲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積極貢獻并幫助有需要的人群？
蘇斯曼：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通過這個問題也可以很好地說明我之前提到的慈善資金和私營部門資金相比，如何發揮最大作用。例如，在減緩氣候變化方面——即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及開發新型能源以替代導緻氣候變化的化石燃料，比爾·蓋茨先生正在運用私營領域的資金進行投資，因爲他認爲可以從市場上募集到資金以開發替代性能源，并由此主導成立了"突破能源"風投基金。他的觀點是，替代性能源将成爲能源行業的一個重要闆塊，因此即便很多投資項目最終會失敗，其中總會有一些投資将取得巨大成功并且産出回報。
因此像蓋茨基金會這樣的慈善組織所使用的慈善資金，應該投入到市場失靈的地方，比如抗旱作物的開發。氣候變化導緻幹旱和洪災頻發，讓身處非洲和亞洲熱帶地區的小農戶面臨極其嚴峻的挑戰。雖然他們消耗的能源很低，對氣候變化的"貢獻"最小，但他們受到的影響卻最大。然而私營部門的資金不會主動流入，用于支持開發高産且适應氣候變化的木薯等作物（木薯是非洲大部分地區的重要糧食作物）。因此，基金會在農業研究上投入了大量資金。例如，我們與中國農業科學院合作，共同開展改善農業氣候适應的項目。
蓋茨基金會在氣候變化上關注最多的就是農業的氣候适應性，但氣候與健康之間的關聯也越來越重要。上個月在阿聯酋舉行的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就首次設立了"健康日"（Health Day）。中國在這些領域擁有重要經驗與專長，我們希望與中國在這些方面繼續保持合作。
瘧疾就是與氣候變化緊密相關的疾病。研究發現，蚊子正重新回到長期沒有發生過瘧疾病例的地區。随着氣候變化，蚊子會重新出現在更多地方，引發更多的蚊媒傳染病。蚊子能傳播很多疾病，除了頭号的瘧疾外，其他重大傳染病還包括寨卡、基孔肯雅熱、登革熱等。因此，治療和防控瘧疾不僅是一個健康問題，還是氣候變化問題。這些是基金會重點關注的幾個領域。
蓋茨基金會和CDICA将會進行更深入合作
問：您在年信中指出："因爲富裕國家在國内外的其他優先事項上花費得更多，官方發展援助計劃在實際價值上逐年下降。"您如何看待中國作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向其他國家提供國際援助的方式？蓋茨基金會是否計劃與中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CIDCA）開展具體合作？
蘇斯曼：我們在年信中談到了各國可用資源減少，而這帶來的挑戰之一是，盡管需求增加，但國際社會對非洲大陸的援助反而在2022年下降了8%。這些國家面臨着巨大的财政挑戰，它們從未擁有足夠的資源來應對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挑戰，因此幾乎耗盡了現有的可用資源。
當然，我們既要最大限度地擴大現有資源的影響，也要尋找新的領域和新的夥伴關系。在這些方面，中國能夠通過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CDICA）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在CIDCA成立不久，我們雙方就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去年雙方又續簽了這份諒解備忘錄。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機制，在一些重點領域開展有效的合作。
我一直在談瘧疾，這是我們特别關注的一個領域。一方面它的确有需求，目前瘧疾仍然是（5歲以下）兒童死亡的最大殺手。全球每年有近60萬人死于瘧疾，其中絕大多數是非洲兒童。因此，我們特别希望在這一領域與CIDCA建立更多的合作。我們的目光也不僅局限于健康領域，當前我們的合作領域還包括普惠金融、農業發展和婦女經濟賦權等。
我希望能在幾個月後訪問中國，屆時我将與CDICA和更多夥伴進行交流。我認爲基金會與CDICA有很大的潛力進行更深入的合作。
問：您在年信中提到，您希望慈善基金會的年度支出能超過 5%，這是美國稅法規定慈善基金會維持其非營利身份的最低水平。這背後的考量是什麽？
蘇斯曼：不同國家在鼓勵慈善事業方面有不同的模式。我知道中國目前也有很多關于如何通過稅收優惠或要求等方面的讨論，旨在鼓勵更多的慈善捐贈。我們通過今年的年信希望傳遞的核心信息是，考慮到目前全球存在的這些需求和機遇，我們鼓勵所有團體——無論是個人還是基金會這樣的機構，都提高捐贈，抓住這些具有高影響力的機會。
美國法律規定（慈善機構的）最低慈善支出不應低于基金總額的5%，隻有這樣才能達到免稅條件。實際上，蓋茨基金會的每年支出比例約占（基金總金額）的10%，甚至更多。我們一直是這樣的标準，以後也将如此。我們希望樹立榜樣，鼓勵社會各界更多的捐贈。我們相信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可以産生巨大的影響力。捐贈是可以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當我們談論捐贈時，我們要以人爲本，優先考慮投入于健康和教育，對此我們一直毫不諱言。
我們相信，這類投入是最有價值的。因爲這既能避免我們的下一代死于可預防的疾病，又能通過改善營養和教育幫助他們茁壯成長，并最終實現經濟賦權、提高發展機遇，正如中國向許多全球南方國家所展示的那樣。我們希望看到這樣的情形，并認爲這很重要。我們鼓勵其他慈善組織考慮提高慈善支出（不僅僅是達到最低限度），并鼓勵其他有資源的個人進行更爲慷慨的捐贈，這也包括社會大衆。他們可以通過像"慈善星期二"這樣的活動捐贈。這是一項全球性的活動，其中中國也有參與。
我知道中國國内還有很多其他的捐贈活動和機會。在此，我想強調慈善的普遍含義：回饋社會，幫助和支持有需要的人。對于像我們這樣的大型基金會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要求，也是我們與中國政府以及其他國家政府開展合作的良好機會。在中國，我們有很多共同的關注點和機會，特别是在衛生和農業領域，還有支持非洲國家等等。
共建式慈善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工具
問：許多人認爲，2024 年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可能會升級，導緻地區沖突和人道主義危機。對此，慈善可以發揮什麽作用？世界又該如何加強對受這些沖突影響的人們的支持？
蘇斯曼：現在顯然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期，在全球範圍内——無論是烏克蘭、中東，還是非洲中部和西部許多國家都存在區域性沖突。地緣政治是談及全球穩定時不可避免的話題，也是引發全球擔憂的焦點。我認爲，慈善事業應該起到的一個關鍵作用是，即使面臨這些挑戰，我們也不應該失去對健康和發展這些全球共同優先事項的關注，這也是我們試圖通過基金會日常工作和像年信這樣的重要契機來傳達的信息。
聯合國于2015年制定了可持續發展目标，其核心包括在健康、女性經濟賦權、性别平等、農業生産力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可衡量的改善指标。即便政治局勢緊張，我們也要提供足夠的支持，确保每個兒童都能獲得需要的疫苗，确保每個母親在懷孕和分娩時得到适當的醫療服務，确保那些對導緻氣候變化影響最小的農民獲得工具和資源，以應對這些挑戰。
我認爲，在當今情況下，我們可以同時做到應對地緣政治挑戰和持續關注優先事項這兩點。我們不是有意忽視地緣政治帶來的艱巨挑戰，但這不應該以犧牲最貧困和最需要幫助的群體爲代價。這也是我們試圖通過基金會的資助和工作來證明的觀點。
問：當前世界面臨許多新挑戰，在這種時刻，您是否感覺億萬富翁們對參與慈善活動的熱情很高，抑或是恰恰相反？當您與這些潛在捐贈者接觸時，他們的主要關注點是什麽？您如何看待中國富豪參與慈善事業的潛力？
蘇斯曼：即使很多國家面臨多重挑戰、全球進展也出現了我之前描述的倒退，但在全球範圍内，億萬富翁群體在過去幾年裏呈現另一番景象——他們的數量和财富都在增加。目前，全球共有 2400 多位億萬富翁。我們認爲，許多擁有巨額财富的人對如何回饋社會、發揮影響越來越感興趣。事實上，他們隻要利用大量的現有資源就可以。我們希望呼籲的是，眼下正是開展回饋社會的關鍵時刻，而且我們可以找出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方法進行這種回饋。
關于你問的"熱情"的問題，其實人們往往會猶豫不決。那些在私營部門非常成功的人往往會擔心自己能否在慈善事業中發揮影響力。的确開展慈善事業并非易事，因爲存在很多不容易攻克的技術挑戰。但實際上，機會和工具還是存在的。我在年信中強調的其中一項就是未來的"共建式慈善"。在亞洲、非洲、美國都有這樣的方式可以集中資源，比如我們支持的一項名爲"共同影響性别基金"（Co-Impact Gender Fund）的倡議。它從高淨值人士那裏獲得了許多資源，以實現共同的目标。共建式慈善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工具，包括在中國也可以産生影響。
就中國而言，我們已經與本地的高淨值人群開展了多年的互動。中國國内顯然存在巨大的需求，人們對已經開展的重要國内慈善工作興趣濃厚，但同時也對一些全球性的機會越來越感興趣。希望我們能夠在此基礎上再接再厲，在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地區發揮作用，尤其考慮到在過去十年中，亞洲地區的财富積累很多。
大流行病基金目前資金還遠遠不夠
問：距第一例新冠病例已經過去了将近四年。現在，雖然我們的生活似乎已經恢複正常，但病毒仍在不斷演變，我們仍能看到很多嚴重的新冠病例，仍有人因爲新冠而失去生命。在您看來，我們應當如何正确應對後疫情時代？我們還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來爲下一次大流行做好準備？
蘇斯曼：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認爲，全球并未做好充足的準備以應對下一次大流行。在兩年前的 G20峰會上，蓋茨基金會作爲小組成員之一，我們曾提交了報告，就資金籌措和投入領域提出建議，旨在避免我們再次遭受像新冠那樣的大流行所帶來的重創。衆所周知，新冠疫情導緻了數百萬人死亡，并造成數萬億美元的經濟和社會損失。
我們的建議是全球每年需投入100億美元建立完善的監測體系——追蹤全球新出現的病原體，快速監測和識别潛在的新發疾病，尤其是在非洲這樣資源稀缺、設施不足的地方；同時還要加強對新病原體的研發，比如通過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 CEPI）這樣的組織。蓋茨基金會是CEPI的捐贈者之一，CEPI也與中國的合作夥伴開展了一些工作。迄今爲止，盡管世界銀行成立了一個新的大流行病基金，但目前資金池隻有大約16.5億到17億美元，遠未達到既定的100 億美元的目标。
中國和蓋茨基金會都向該基金提供了捐款。上個月，也就是 2023年12 月，大流行病基金開始實施第一筆投資，但其規模和範圍遠遠達不到需要。蓋茨基金會現在很關注這個基金，看看我們能否幫助它在監測等方面獲得更多資助。同時，我們還需要支持世界衛生組織，它能夠組織"全球衛生應急團隊"，在我們監測到像新冠病毒這樣的新病原體時，能夠迅速介入并向各個國家提供支持。但現在的情況令人擔憂：雖然很多國家都在本土大力開展工作，但我們并沒有建立起一個理想狀态下的全球基礎設施，以預防下一次大流行病。
問：基金會的聯席主席們對于未來願景和戰略重點都有明确的想法。作爲基金會的首席執行官，您可以分享一些與他們共事的經驗嗎？基金會于兩年前成立的理事會目前發揮着什麽樣的作用？是否有計劃招募更多的理事？
蘇斯曼：作爲基金會的聯席主席，比爾·蓋茨與梅琳達·弗蘭奇·蓋茨在創辦基金會時就有非常明确的願景，它就刻在我們西雅圖總部的牆上，即：人人都應該有機會過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它不僅是基金會的動力所在，更代表了比爾與梅琳達的願景。這一願景指導我們選定健康、教育和農業發展作爲重點工作領域。
就基金會的各位理事而言，我們在他們加入時就明确表示，基金會不打算向新的業務領域拓展，比如：我們不會突然關注生物多樣性。雖然我們認爲這個議題也很重要，但聯席主席們已經選擇好了他們認爲基金會可以發揮最大影響的優先領域。
理事會的主要作用是對我們的工作進行監督，确保基金會優先考慮那些在以上領域最能産生影響力的戰略、幹預措施和資助。理事會還就如何應對風險開展熱烈的讨論。這些風險可能是新病原體或疾病帶來的風險，也可能是資助減少和合作夥伴關系領域的風險，還可能是政治上的挑戰——比如說地緣政治問題。理事會還會讨論基金會的預算分配問題，具體任務包括批準預算，并監督基金會涉足的各個領域的工作。
理事們對基金會的工作非常熱心。他們包括來自印度的阿希什·達萬（Ashish Dhawan），非洲的斯特拉夫·馬希依瓦（Strive Masiyiwa），美國的海倫·蓋爾（Helene Gayle）和湯姆·蒂爾尼（Tom Tierney），還有來自英國和埃及、目前在美國生活的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這是一個非常強大、博學多才的團隊。根據章程，我們最多可以再增加一名理事，但我們認爲理事會目前運作得非常高效，所以目前沒有增加新成員的考慮。我們十天前剛開了一次會，非常富有成效。我可以代表比爾和梅琳達明确地表示，理事會的存在有助于我們更好、更加明智地利用基金會的資源。
問：您在年信中提及，大多數富有的捐贈人都表達了爲社會變革而捐款的願望，但在實際操作中，他們捐款中很大一部分還是流向了精英大學和文化機構。在您看來，慈善組織的獨特作用是什麽？您認爲哪些領域會有更多的需求，并希望鼓勵各界爲之提供支持？
蘇斯曼：對大學或文化機構的捐贈固然重要，我們鼓勵并支持各種慈善捐贈。不過事實上——至少在美國，許多這樣的機構坐擁豐厚的捐贈及大量的資源；與此同時，對于全球甚至包括美國本土的最貧困人群的捐贈是嚴重不足的。
我們在年信中的呼籲不是說捐贈人不應該向大學或者文化機構捐款，而是希望他們在向這些機構進行捐贈的同時，能否也拿出部分資源用于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他們能否對名牌大學捐贈的同時，也考慮對教育本身進行資助？比如我們可以提供免費教科書，或者對人工智能課程和教學工具進行一些有新意的資助，使得這些課程和工具可以在非洲和亞洲一些資源匮乏的地區發揮作用。
我們認爲，能産生最大影響、讓慈善資源得到最佳利用的資助是那些能夠促進人類發展的投入，因爲它們能夠爲全世界最貧困、最脆弱的人群提供發展的機會和平台。在這一領域，我們面臨很多機會。我希望這封年信能夠獲得有識之士的響應、拓展更多的夥伴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