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樹強 / 文
202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克勞迪娅 · 戈爾丁（ClaudiaGoldin），以表彰她的研究 " 增進了我們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結果的理解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之前，雖然戈爾丁在猜測的候選獲獎者名單上，但位置應該并不靠前。研究制度經濟學的達龍 · 阿西莫格魯（阿西莫格魯研究領域較爲廣泛）、研究内生經濟增長理論的菲利普 · 阿吉翁、研究收入不平等的伊曼紐爾 · 塞茨等人獲獎熱度可能更靠前。目前爲止，戈爾丁是第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女性得主，而且是獨享今年的經濟學獎（前兩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都是與其他人共同分享），過往這種榮譽隻有像保羅 · 薩缪爾森、米爾頓 · 弗裏德曼、羅伯特 · 盧卡斯等重量級人物才能夠獲得，可見其研究課題的重要性以及諾獎評獎委員會對戈爾丁的研究評價之高。
戈爾丁的研究領域專注于經濟史和勞動經濟學，其獲諾獎則是因爲在勞動經濟學領域的卓越貢獻。她的新著《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對其過往的研究進行了歸納總結，展現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事業和家庭之間的權衡，以及影響這種權衡的各種因素的變遷。同時，也正是因爲女性的這種權衡，導緻性别收入差距持續存在。在書的緻謝中，戈爾丁解釋了爲什麽會選擇女性就業這個研究方向。大約 30 多年前，她到哈佛大學任職的第一年，她的學生打算讨論她們對事業和家庭的渴望，雖然當時她已經對性别差距做了一些研究，但還不足以回答學生的問題。那麽，曆史對她們能有一些啓示作用嗎？這個想法促使她開展了接下來的一系列研究，也正是這一系列研究将她引領進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譽殿堂。
在經濟學研究中，爲了模型的簡化和可處理，一般都假設經濟中的個體是同質的，所以隻處理一個代表性的代理人的選擇就可以。這樣的經濟模型不能用來讨論異質個體問題，當然也不能用來讨論性别差異問題，實際上對于異質性個體的讨論在很長一段時期并不是經濟學家的研究重點。加裏 · 貝克爾（GaryBecker）将經濟學研究的觸角引向了家庭領域，利用經濟學方法分析生育、人力資本投資、時間分配等個人選擇問題，這實際上爲很多社會現象提供了理論基礎，貝克爾也因爲上述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戈爾丁沿着貝克爾開創的道路繼續前進，進一步探讨就業中的性别差異問題，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家庭和事業的具體含義
一般來說，家庭是一個人的歸宿，是心靈和精神的寄托；事業則是一個人的社會追求，是自我價值實現的一個途徑。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成家是很多人成長過程中非常自然的選擇，立業也是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追求。但成家和立業都需要付出時間和精力，在一些情況下甚至還存在沖突和取舍，對于女性來說更是如此。
在全球各地，照顧家庭和孩子基本上都是女性的任務，主要由女性來完成，這似乎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約定俗成，也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性别規範。所以，即便是胸懷抱負、才華橫溢的女性，也覺得有必要爲了家庭而放慢自己的事業發展步伐。在書中，戈爾丁研究了 19 世紀末以來的美國女性大學畢業生在家庭和事業之間的權衡，所以這裏有必要先解釋一下家庭和事業的具體含義。戈爾丁将 " 家庭 " 定義爲有親生的或收養的孩子，但不一定有配偶。作者之所以強調家庭要有孩子，是因爲孩子在年幼時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照顧，這必然涉及到女性該如何權衡家庭和事業。後面會看到，也正是因爲女性付出時間照顧孩子，導緻男女之間存在較大的性别收入差距。
" 事業 "（career）一詞來源于拉丁語，意思是參加賽跑，與 " 戰車 "（chari－ot）和 " 馬車 "（carriage）來自相同的詞根。" 事業 " 是人生的一個 " 過程 "，或者稱爲 " 進程 "，必須持續一段時間。" 事業 " 不僅表示被雇傭，通常包括進步與堅持，涉及學習、成長、投資和獲得回報，被定義爲持久的、受歡迎的職業。也就是說，事業不僅僅是一份工作和謀生的手段。要成就事業，需要貪婪的工作（GreedyWork），即在工作中辛勤付出，甚至長時間的加班，這對有孩子需要照顧的女性來說構成了較大的挑戰。正如書中所說，大家擁有相同的時間，都必須在時間分配上艱難地抉擇，女性要在事業成功和家庭幸福之間謀取平衡，最根本的就是時間沖突。
事業必然起源于工作，但工作未必就是事業。工作通常并不構成個人身份或人生目标的一部分。單純的工作常常僅僅用于創造收入，隻是謀生的手段，一般沒有明确、高遠的目标。事業則體現了個人的人生理念和價值，對于投身于某項事業的人來說，收入多少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例如，志願者和慈善人士的目标就是幫助别人，改善别人的生活，他們從事這種類型的工作并不是爲了追求收入，單是幫助别人這件事就給他們帶來了滿足感和幸福感。
五組女性大學畢業生的選擇
戈爾丁在書中按照時間順序，研究了 19 世紀末以來在美國出生的五組女性，這五組女性都受過大學教育，但在不同的曆史階段，不同組别的女性在家庭和事業之間卻做出了明顯不同的選擇。
第一組女性出生于 1878-1897 年，1900-1920 年大學畢業。這個組别的女性樣本，要麽組建了家庭，要麽成就了事業，隻有極少數人能夠兼顧事業和家庭。這組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未婚。第二組是 1898-1923 年出生，1920-1945 年大學畢業。這組女性的特點是一般先選擇工作，然後再成家，并且成家後基本不會再出去工作。第三組出生于 1924-1943 年，1946-1965 年大學畢業。這組女性結婚成家很早，結婚生育後會短暫退出勞動力市場，但之後會選擇繼續工作。第四組出生于 1944-1957 年，1960 年代中期至 1970 年代末大學畢業，家庭對本組女性而言固然重要，但大體上處于次要地位，研究生教育和事業發展才是排在前列的選擇。這組女性之中比較知名的包括希拉裏 · 克林頓、卡羅爾 · 莫斯利 · 布勞恩、康多莉紮 · 賴斯等，其中布勞恩是當選爲美國參議員的首位黑人女性。第五組是 1958-1978 年出生的女性，1980-2000 年左右大學畢業，這個群體基本上都渴望家庭與事業并重。
戈爾丁以上述五組女性大學畢業生爲研究樣本，考察了一個多世紀以來女性在家庭和事業之間的權衡取舍，及其背後的影響因素。通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不同組别的女性大學畢業生在事業和家庭之間的側重存在較大差别。她們在優先事項和成就上的轉變，映射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一組與另一組之間的選擇差異，主要源于個體無法控制的力量。這些力量就像地殼運動推動巨大的闆塊那樣，調整着站在上面的人的選擇。社會規範、法律法規、性别歧視、婚姻限制、技術進步（控制生育以及輔助生育技術的進步、減少家庭勞動的技術等）、經濟社會形勢、經濟結構轉變，等等，上述因素的演變促使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在家庭和事業之間輾轉徘徊，時而向左，時而向右，時而又想兩者兼顧。
影響女性在家庭和事業之間
權衡因素的變遷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人總是在約束條件下做出最優的選擇，戈爾丁所研究的女性大學畢業生也不例外，不同時期的女性畢業生之所以有不同的選擇，并不是她們的偏好發生了多大的改變，而是因爲她們面臨的外部條件和就業壁壘存在很大差别，正是這些差别引導着她們選擇了不同的路徑。
對于第一組女性來說，之所以很難兼顧家庭和事業，是因爲當時的社會規範和雇傭規定往往阻礙已婚女性尋找工作，更不用說追求事業了。在 20 世紀上半葉的美國，有兩類規定極具約束力：一類是 " 婚姻限制 "，即禁止已婚女性受雇于某些職位，如教師；一類是裙帶關系規則，即禁止夫妻在同一機構、部門、公司或政府任職；上述兩類規定對女性就業形成了非常大的限制，更不用說全身投入去追求事業了。另外，由于當時降低女性家庭勞動的家用電器，如洗衣機、吸塵器等尚未出現，幼兒托育機構也十分稀缺也非常昂貴，導緻家庭對女性勞動和照顧孩子的需求非常大，如果女性選擇了成家并生育孩子，并考慮到對已婚女性的就業限制，她就很難再去追求事業。
對于第二組女性來說，外部經濟環境對她們的選擇産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她們大學畢業遇上了 20 世紀 30 年代的大蕭條，大蕭條導緻失業率飙升，這也促使美國的一些公司擴大本已存在的限制性政策，如不雇傭已經結婚的女性，因爲已婚女性可以由丈夫供養，單身女性以及其他男性更需要工作；禁止已婚女性從事文書工作，等等。這對 20 世紀 30 年代畢業的女性大學生就業選擇産生了很大影響。對于這組女性來說，她們也擁有遠大的志向和理想，也想成就一番事業，隻不過外部經濟環境影響了她們的人生路徑。
對于第三組女性來說，她們在結婚生育離開勞動力市場一段時間之後，會再次選擇工作。她們之所以在生育之後退出工作，是因爲負擔不起高質量的托兒服務或者在孩子太小時出去工作而心存顧慮，如果工作所掙的錢全都付給了保姆或托兒所，那麽還不如自己在家照顧孩子。她們之所以在孩子大一點之後又選擇了進入勞動力市場，是因爲她們大學畢業時二戰已經基本結束，戰争已經将美國從大蕭條的陰影中拉了出來，随着戰争物資需求的飙升以及征兵導緻男性勞動力的減少，大蕭條時期甚至更早時期存在的歧視性勞工政策戛然而止；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到了 20 世紀 50 年代，美國各州法院在裁決中基本上廢除了雇傭中的婚姻限制。更重要的是，二戰結束并沒有導緻一些人所預測的結果，即美國将會出現經濟衰退；二戰期間爲了生産戰争物資（包括向蘇聯、英國等提供的租借物資），民衆的生活需求被嚴重壓抑，二戰之後，戰争物資需求被民衆的生活需求所替代，美國經濟進入了一段快速增長時期，就業機會也非常多。上述因素導緻第三組女性大學畢業生在結婚生育之後也能夠繼續工作。
對于第四組女性來說，她們的選擇又發生了變化。受多種因素影響，事業在這組女性之中的重要性要更加突出。20 世紀 70 年代，女權主義複興，舊有的生活方式和過時的規範受到了挑戰，女性對未來的就業預期也發生了較大變化，這也導緻女性更有動力進行教育投資。對于這組女性來說，就業不再僅僅取決于能給家庭增加多少額外收入，在決定是否工作時，她們開始衡量自身的願望和自我意識。同時，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實施的可以單方面起訴離婚的政策則導緻女性大學畢業生更願意投資自己，并把家庭放在次要的位置。
對第五組女性來說，她們似乎吸取了第四組女性将家庭放在次要位置的教訓，将家庭和事業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第五組女性了解到，一些被推遲的事情可能永遠也無法完成。随着醫學知識的進步，她們知道，推遲生育可能會帶來一些不好的後果。今天拖延的事情，也許明天能夠實現，但往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所以她們并不想放棄家庭，而是想要家庭和事業兼顧。
性别收入差距仍然需要解決
随着科技的進步、社會環境的變化，以及教育、專業學位和機會的增加，許多限制女性就業的壁壘已經坍塌，阻撓女性成功的歧視性障礙也在逐漸消失。目前，在全球的很多地區，女性投身于事業并取得成功的例子不勝枚舉。但在很多領域持續存在并需要重視的一個現象是性别收入差距依然非常大，戈爾丁的研究表明，即使做的是相同的工作，男性和女性之間的收入差距也非常大。戈爾丁在書中提到了發生在她自己身上的一個例子。她和其他兩位男性經濟學家受雇于一家著名的國際機構，任務是評審内部報告，雖然做的是同樣的工作，但她與其他兩位男性的報酬卻存在非常大的差距，男性經濟學家的報酬是她的兩倍。雖然這家公司最後補齊了戈爾丁的報酬，但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可見一斑。實際上，戈爾丁的親身經曆涉及到同工不同酬問題。
針對芝加哥大學 1990-2006 年男女 MBA 畢業生的職業生涯研究表明，畢業後這些畢業生出現巨大的性别收入差距，主要由兩個因素導緻：職業中斷和平均每周工作時間。樣本中女性畢業生前 13 年的職業中斷時間比男性要長；此外，在畢業後的 13 年裏，女性的每周工作時間要少于男性。戈爾丁的研究顯示，在獲得 MBA 學位的前 10 年左右，相對于男性，女性畢業生幾乎所有年收入比率的下滑都是因爲女性比男性的休假時間更長，工作時間更短。這裏有一個對比樣本，即沒有生育孩子的女性畢業生，她們的收入雖然也低于男性畢業生，但隻低 9% 左右，明顯低于整個女性畢業生群體與男性畢業生之間 36% 的收入差距。這就得出了這樣的一個結論，即結婚生育孩子對女性的就業收入會産生十分重要的影響。而且，性别收入差距開始顯現通常始于孩子出生一兩年後，并且會逐漸擴大。就如上面五組女性在家庭和事業之間的權衡所展示的，養育孩子之後需要女性付出大量的時間去照顧，即使是非常富裕的家庭，也很難将養育孩子完全外包，這既影響了女性在家庭與事業之間的選擇，也左右了女性與男性之間的收入差距。
沿着這個思路繼續思考，如果某些工作對于在單位的時間付出要求不是那麽高，那麽性别收入差距是否會下降呢？研究結果顯示确實是這樣的。作者在書中選取了工作的六個特征，包括：與他人的聯系、決策頻率、時間壓力、結構化與非結構化工作、建立和維護人際關系、競争水平。上述前五個特征衡量工作的時間要求，例如，與其他人聯系、建立和維護人際關系等需要付出較多的時間；需要付出較多時間必然需要貪婪的工作，結果表明，時間要求高和競争激烈的職業性别收入差距較大，時間要求較低和競争程度較低的職業性别收入差距較小。
推動勞動力市場性别平等的措施
性别收入差距是職業差距的結果，職業差距則反映了男女工作上投入的差别，進而映射了在家庭上投入時間的差異。男女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女性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上，所以不能像男性那樣貪婪的工作。實際上存在着這樣一個事實，對于夫妻雙方都是高學曆的人來說，如果進行分工，一個人從事長時間付出、貪婪的工作，另一個從事較靈活、時間要求較低的工作，從而有時間來照顧家庭，這樣分工配合可能會使他們的家庭收入更高，但從事靈活、時間要求較低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女性。目前，雖然女性 " 被期望 " 應該更多的關注于家庭這個社會習俗和規範已經弱化，但全球各地人們的工作結構和照護機制還基本上秉承過去的樣子，當涉及到需要爲家庭付出更多的時間時，首先想到的以及最有可能付出的還是女性。爲了推動性别收入差距逐漸縮小，政府和社會都可以采取一些有益的措施。
一是降低貪婪工作的回報，同時提高彈性工作的收入。貪婪的工作意味着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如果貪婪的工作回報下降，那麽男性可能會分配更多的時間來照顧家庭；而彈性工作回報提高，意味着女性可以在兼顧家庭的同時，獲得更高的收入。綜合來看，性别收入差距就會下降。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對于很多企業來說，報酬是非常重要的激勵手段，降低報酬就意味着産出和利潤下降，對于企業來說很可能得不償失，所以企業可能沒有動力降低貪婪工作的報酬水平。就如作者在書中所說，公司可不想失去訓練有素的員工，特别是在專業服務行業更是這樣。
二是男性拿出更多時間來分擔家庭照料的責任。随着社會的發展和觀念的改變，男女之間在家庭的分工也逐漸出現變化，男性可以爲照顧家庭付出更多的時間。政府部門、企業可以爲男性提供更多的假期，這樣男性就可以爲女性分擔家庭的很多責任，也爲女性投入事業提供支持。
三是提升孩子高質量照料服務的可得性。如果孩子高質量看護服務供給較爲充足，并且國家對于這種服務給予适當補貼，那麽孩子的看護成本就會降低，女性就可以拿出更多的時間投入到事業之中。此時，即使工作是貪婪的，也有可能降低性别之間的收入差距。
男女之間的經濟收入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家庭之中分工的不同，其本質是在社會規範、習俗觀念等力量的影響下，爲家庭付出更多時間的那個人基本上都是女性。因此，改變男女之間在家庭的分工、提升嬰幼兒的照護服務可得性并降低照護服務的成本、提高彈性工作的效率和回報，等等，這都是可以降低性别收入差距的措施。同時，縮小性别收入差距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需要政府、企業、社會等多方面持續努力。多年來甚至曆史積澱形成的社會規範、工作結構、激勵機制、法律法規等，都需要逐漸改變，從而推動降低性别之間的收入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