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這個人本身就是個媒體，就是一個傳播的介質，我看到了，聽到了，綜合它，面向我的受衆，呈現出來，特别簡單。"
作者 | 趙皖西
編輯｜譚山山
題圖 | 受訪者提供
第一次錄完《第一人稱複數》之後，周轶君失眠了。
以往她參加一些談話節目，主要是做嘉賓，" 腦子還能偶爾偷偷懶，歇幾分鍾 "。這一次，她第一次在一檔談話節目中擔綱主持人，錄制過程中腦子高速運轉，完全不能停，得時刻注意調節現場氣氛，控制話題的走向和節奏。那天下午錄制結束，回到家以後，她感覺自己大腦皮層過于興奮。
周轶君作爲嘉賓參加《圓桌派》第六季。
除了高強度工作帶來的興奮，另一個原因是，她發現 " 這竟然是可行的 "。根據以往的經驗，一個談話節目得控制女嘉賓的數量，最好不要超過兩個；而全女性或者以女嘉賓爲主導的談話節目，可能會不好看。但這次的錄制經驗，讓她知道了另一種新的可能性。
在優酷人文出品的《第一人稱複數》第一季的八期節目裏，話題天南海北，深入淺出，作爲一個導演和主持人，周轶君發現，自然而然地，人們會在其中看到更多的女性。
小時候，周轶君的夢想是當一名相聲演員。她說不清楚是因爲什麽，但她覺得笑是有感染力的，能讓觀衆瞬間釋放，表演的人也會感到自己似乎很有力量。"有時候，喜劇讓你笑，不是因爲它說了一件荒謬的事情，而是它說對了，它把這件事情最本質的點兒說出來了，讓你看到了其中的荒謬性。它非常接近某種本質和真相。" 周轶君說。
本科畢業、埃及留學之後，周轶君作爲新華社記者常駐中東地區兩年，采訪過阿拉法特、阿巴斯、亞辛等中東關鍵人物。她用另一種身份和視角，去接近她喜歡的喜劇所能暴露的本質和真相——甚至可以說，更加直接而劇烈。
《中東死生門》周轶君 著
中信出版社 2017-7
後來，她離開記者的一線崗位，出書、做紀錄片、錄訪談節目，職業生涯曆經了紙媒、電視、網絡媒體等不同媒介形式的叠代。但她覺得，載體不斷變化，内容卻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 我這個人本身就是個媒體，就是一個傳播介質，我看到了，我聽到了，我綜合它，面向我的受衆，呈現出來 "。" 包括現在做《第一人稱複數》，我也是在展現女性、展現觀點。" 周轶君說。
在新周刊 "2023 年中國視頻榜 " 啓動前，我們采訪了周轶君，希望她談談從新聞記者到紀錄片制作人、訪談節目主持人的變化。此時此刻，她正在法國拍攝《他鄉的童年》第二季，感受巴黎秋日的光影、風雨和彩虹。她說，做什麽工作都累，工作狀态永遠不是我們最自然的狀态，但 " 在出發地和目的地之間，在路上的感覺、能夠自由奔跑的感覺，應該是我最喜歡的 "。
以下是周轶君的自述。
周轶君在法國巴黎拍攝新節目。（圖 /@周轶君）
" 我們關心的是所有事兒 "
在籌劃《第一人稱複數》的《閑聊全宇宙》這一期節目時，我跟毛尖老師交流，她的建議是：" 你（與其）讨論女性幽默，不如展現女性幽默。" 這話說得特别對，這個節目想表達的，就是" 我們不要被定義，而是更多去展現 "。
我們不希望這個節目是一個封閉的、僅僅讨論某一特定領域的議題的節目，而是更多地從人的視角出發，讨論一些我們關心的事兒。可能因爲節目上恰好談論這些事兒的女性比較多，所以我們的節目被定義爲一檔女性節目，其實不是的。
找選題是第二難的事情。作爲一個主持人，首先我自己得對話題感興趣，如果我對這個話題無感，到現場就沒什麽可交流的。另外，我還要感受一下别人對這個話題有沒有興趣，然後考慮怎麽去拓展、延伸它。
《這就叫性騷擾》這兩期談的是一個熱點話題，我覺得讓大家知道 " 性騷擾是什麽 " 這件事太重要了，所以希望在第一期就讓更多人看見它、讨論它。
告訴孩子關于身體的邊界。（圖 /《第一人稱複數》）
我們也讨論一些比較小的話題，比如 " 知識分子穿搭 "。我們覺得這是可以擺上台面來講的，不是說聊巴以沖突就 " 高了 "，聊穿搭就 " 低了 "，任何話題都可以拿出來聊，就看你最後延伸到哪兒，裏頭有沒有可供大家分享的思想性。
更多的話題，是我們從靜水深流裏頭打撈出來的。比如《萬物有靈》，講動物性和人性；最後一期《看臉》，我們講犍陀羅、講雕塑的美。這些都不是很時尚、很流行的話題。
我覺得，關心人類以外的事情是一種進步。像國外的 BBC、Discovery，國内中央電視台的《動物世界》……這些節目很早就開始關心動植物。其實，我們把人跟自然放在一起關心，這就是中國最古老的 " 天人合一 " 精神。我們難道不應該去關心自己生存的環境嗎？
人類不能沒有動物。（圖 /《動物世界》）
工業文明帶給我們的，更多的是對自然的過度開采和破壞。由于近些年來的經曆，我們開始有了這種反思，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跟大自然的關系越來越和諧，這跟我們的整體發展目标是吻合的，所以我覺得它是一種先進的理念。與此同時，我們沒有忽略人，忘記社會上人的一些焦慮、人的一些困境。
找嘉賓是比找選題更難的事。有時候，我們是先有了好的嘉賓，才反過來去定選題的。第一季這些嘉賓裏，沒有特别大的明星，我們更在意這個人說得有沒有意思、有沒有帶來一些新意。我們非常期待真正有輸出的嘉賓。
《閑聊全宇宙》那期是最早錄的，我記得那天錄制現場的氛圍特别歡樂。我跟張越老師、毛尖老師、小鹿，都是女性，但是我們每個人的聲調、音質都不一樣，有點像四重奏——四件不同的樂器發出共鳴。
四重奏現場。（圖 /《第一人稱複數》）
我也很喜歡講人工智能那期。那期的兩位嘉賓，一位是牛津大學數學系出身，在人工智能領域深耕多年；另一位是美國生态學博士、大數據專家、衛星遙感專家、生态系統專家，現在在做人造衛星，幫助中國的農民種田。
這期我從開錄第一秒到最後一秒，都沒有 " 我是主持人，不能冷場，需要找話題 " 之類的想法，因爲兩位嘉賓配合得非常好，都講得非常棒。他們有非常多的第一手經驗，而且語言表達很好，能把自己的觀點清晰地表達出來。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一個人表達得好，是因爲 TA 口才好，我越來越體會到，不是因爲口才，而是因爲 TA 有思考。開機了，TA 能在鏡頭前說得很好，那是因爲 TA 在日常生活中不停地思考這些問題。這樣的人才是好嘉賓。
" 我這個人本身就是個媒體 "
因爲過去做記者的背景，我特别相信第一手的經驗、第一手的現場。我希望到現場見到人、見到事情，感受到氛圍，聞到氣息。實際上，在我如今這個年紀，我的好奇心還是很旺盛的，想知道很多事情的細節。
人在每個年齡階段，都應該有特别多的好奇心。我現在看一些網絡節目，會覺得自己看到的内容很多、量很大，但其實真正被關心的事情并不多。很多事情明明在那兒，但沒有被照亮，沒有人關心。所以，我希望能讨論一些真正值得關心的内容。
《他鄉的童年》算是我從記者轉型到紀錄片領域的關鍵節點，我走訪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及英國等五個國家，其實也是一種呈現，幫助中國觀衆更深入地了解教育問題。
（圖 /《他鄉的童年》）
就是在從事紀錄片工作的過程中，我認識了導演任長箴。江湖傳聞，任導是紀錄片領域的 " 老中醫 "，有任何疑難雜症，都可以去找她。因爲她有經驗，她特别能知道你的困難在哪裏，問題應該怎麽解決、應該給你提供什麽幫助。
當時，我正在做一個跟武漢有關的紀錄片，覺得有很大的問題，但不知道怎麽破解。有朋友給我介紹了任導，讓我去問問她。很巧的是，她在疫情期間看過《他鄉的童年》，而且寫了整整一頁的筆記，關于什麽地方是可取的、什麽地方是不可取的，以及什麽地方是需要改進的。我很驚訝，她這麽一個有經驗的導演，還這麽用功。後來我看到了她的筆記，說得很到位，我還挺感動的。我跟她聊天，完全被她的語言魅力感染。她看問題特别本質，能切入到最深的那個東西。
《第一人稱複數》的三位主創，從左至右依次爲任長箴、張越、周轶君。（圖 / 受訪者提供）
紀錄片《碳路森林》是我和任導的第一次合作。工作過程中，我發現我倆之間有一種非常好的分工和互補：我可能擅長想選題，比較天馬行空，她特别注意技術和質量的把控；我比較溫和，她有時候很直給，在工作中我們有時候會有完全不同的意見，會有摩擦，但終究可以相互包容。
拍完《他鄉的童年》《碳路森林》之後，我的生活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比如，我發現，我在别的國家觀察到的一些教育方式，不可能完全在我們生活的環境中複制，但我會理解它爲什麽這麽做。我的生活經驗告訴我，那種方法雖然好，也不是絕對的。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中國人 " 中庸之道 " 的高明之處，取中不是讓你在中間畫一條泾渭分明的線，而是讓你不停地修正自己的方向，最終找到那條最适合你的道路。
再比如，拍完《碳路森林》後，我會跟孩子們普及環保意識；我現在去咖啡廳喝咖啡，經常會自帶杯子。我知道這些行爲改變不了太多，但是必須從這些微小的地方開始去做。
（圖 /《碳路森林》）
所有的片子，都把我帶到了我從未認知的領域。我帶着問題進入，結束時，其實帶了更多的問題回來。但這些問題會慢慢細化，我會不停地在生活當中給自己尋找答案，又會不停地修正自己的看法。
現在我做訪談節目，喜歡聽各種各樣的人說一些特别有見地的内容，和她們聊天，跟着她們進入某一個現場，這可能是我做節目的一個私念。
《第一人稱複數》是一個全方位的節目，沒有什麽限制和框架，着重于經驗和觀點的輸出。實際上，節目中主持人的角色也不是特别強，大家想到什麽就說什麽，沒有明确需要有一個人挑起話題，某種程度上達到了去中心化的效果。
周轶君。（圖 / 受訪者提供）
我從新聞記者轉做紀錄片導演，再到如今開始做訪談節目，媒介形式發生了一系列叠代，呈現的内容或許會有些變化。
以前做新聞報道的時候，我更關注事實本身，盡可能把我看到的、聽到的東西不加主觀色彩地寫下來；做紀錄片，則是帶着我的主觀視角，去關注那些我覺得值得被觀衆看到的内容；做談話節目，我更看重觀點的輸出，讓受衆的心靈通過這些觀點得到某種慰藉和鼓勵，它可能是某種哲學，也可能隻是生活中的一些小建議。
然而，無論載體如何變化，它們對我來說并沒有特别大的改變。我這個人本身就是個媒體，就是一個傳播的介質，我看到了，聽到了，綜合它，面向我的受衆，呈現出來，特别簡單。
" 女性主義不是一種理論，
而是一種實踐 "
我在節目中提到，讀上野千鶴子的書籍對我最大的觸動，是她展現了好多女性生活的可能性。我們節目想呈現更多女性的形象，讓大家聽到更多女性的聲音，也是想讓大家知道，性别不是定義一切的标準。
做記者時，我沒有因爲自己的性别得到更多優待，大家相互之間都是職業競争關系。在加沙采訪的時候，出于安全考慮，我需要戴頭巾、穿罩袍，我知道自己作爲女性在當地受到的待遇是不一樣的，但也僅僅覺得這是一個工作的附加條件，沒有深入地去想這背後意味着什麽。回國之後，我可能又因爲女記者這層身份被大家關注。
周轶君一直在路上。（圖 /《锵锵行天下》第一季）
以前看我的職業偶像意大利記者奧裏亞娜 · 法拉奇的書，坦白說，我沒有那麽強烈地意識到這是位女記者，隻覺得她做得真棒。沒有一個人能像她一樣，在采訪之前看完比她身高還高的資料，有機會跟采訪對象待上七八天，而且問問題那麽犀利。這種犀利，可能跟她是女性有關——我沒有看到過一個男記者像她這樣去工作——但更可能跟她本身的性格有關。對我來說，法拉奇更像是一個職業偶像，并不僅僅是一個性别偶像。我從她那兒更多習得的，是一種" 你要去經曆，你要去發現 "的精神。
（圖 /《繁華世紀：第一女記者法拉奇》）
女性遭遇的各種困境、各種相關社會性話題，我很有可能是做了媽媽以後，才開始思考得更多。成爲媽媽之前，我覺得我遇到的女性身份問題是個案；但成爲媽媽之後，我更能理解很多社會性的問題、大家普遍的處境。
奇妙的是，我女兒的女性身份意識比我早得多，也強得多。她現在十歲多，已經有了非常清晰的性别平等意識。比如她特别喜歡踢足球，在她們學校，低年級還能選修女子足球課，到了某一個年級就沒有了，她很失望。我跟她說：" 你去跟學校提建議啊，你們自己去組織（女子足球隊）啊。" 她回答：" 對啊，學校有男子足球，爲什麽不能有女子足球？" 于是，她去提了建議。當然，後來學校也安排了女子足球課。
在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她會很自然地說：" 女孩子也可以做啊！爲什麽不行？" 她天然地就意識到自己的權利，明确她應該去争取更多。我對她沒有太多說教，我覺得可能是我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她。她看到媽媽在工作，做這樣那樣的事情，可能會意識到，她的角色跟男性是平等的，沒有什麽事情是男性可以做、但她不可以做的。
周轶君。（圖 / 受訪者提供）
關于女性主義，每一個時代都會有新的表達，假如波伏娃寫《第二性》的時候，把女性主義的事都講完了，爲什麽還會有上野千鶴子呢？爲什麽我們還要繼續談論女性主義呢？
事實上，不可能有一個人把話全說完了，人在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诠釋和表達，這個表達背後有跟這個時代的人相符合的語境。女性主義是一個永恒的議題，它可能需要一再地被人提起，哪怕是一種重複。
到今天爲止，我還在想，其實對我來說，女性主義不是一種理論，它是一種實踐。它不在于我怎麽去定義它，而在于我們怎麽去體會它、叙說它、實踐它、分享它。
校對：楊潮，運營：鹿子芮，排版：趙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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