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
文 | 新眸，作者 | 鹿堯，編輯 | 桑明強
時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中國創業者在講述矽谷的故事。在成爲全球科技聖地前，這裏曾牛羊成群，果蔬遍野，面積也僅有 500 平方公裏。但就是這麽一個地方，卻聚集着數萬家大大小小的科技企業，集結着全球逾百萬的頂尖工程師，誕生過近百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據相關數據統計，這裏生産的半導體集成電路和電子計算機，分别占據全美市場的 1/3 和 1/6，甚至更多。更讓人感到震驚的是，随着名氣越來越大，矽谷效應已經蔓延到周邊多個城市。
其中，位于西南部的帕洛阿爾托，一直被看作是矽谷的絕對中心。
帕洛阿爾托夾在山景城和門洛帕克的中間，後兩位是 Google 和 Facebook 的誕生地。帕洛阿爾托同樣攢聚着大量的高科技公司，見證了包括 " 車庫公司 " 惠普、" 八叛逆 " 的仙童半導體等全球巨頭從 0 到 1，與它毗鄰的斯坦福大學，是産學研模式最早、也是最成功的試驗田。
" 工程師創造矽谷，斯坦福創造工程師。" 在《矽谷簡史》這本書裏，斯坦福被描述爲矽谷的智慧之源：迄今爲止，斯坦福大學累計誕生了 3710 名創始人，數量高居世界第一，而他們所創立了 2808 家初創企業，共融資 1660 億美元（相當于）。
這份數據來自 Pitchbook，通過收錄近 10 年全球 VC 機構支持的超過 14.4 萬名創業者，統計出培養創始人最多的前 100 所大學。其中，全球培養超過 1000 名創始人的大學有 9 所，除了劍橋、牛津，其餘均在美國。雖然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 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畢業生，但以清北爲例，畢業于這兩所大學的研究生，最後成爲創始人的分别僅有 421 和 227 人。
值得玩味的是，如果單從融資額來看，清華、北大都可以在排名上往前提 10-20 個名次：兩所大學的研究生和本科校友，加起來分别融資了 753 億美元和 612 億美元，這比相鄰位次的大學要多得多，但國内本科校友的融資額卻遠高于研究生校友，這和美國的情況完全相反。
回到我們一開始讨論的話題，後人在總結矽谷奇迹時把因素歸結爲 5 個方面：曆史的機緣、活躍的風投資本、前沿的科學技術、政策的支持，以及熱情的創業文化。但世界範圍内始終沒有誕生出第二個矽谷。
更進一步探究時，我們發現，所謂的産學研（教育和研發、産業與學校），和矽谷的萌芽與發展聯系緊密。當大多數人對産學研還停留在辦宣講會、聽講座、寫 paper、幫導師做項目時，矽谷周邊的高校卻早在源源不斷地向外輸出高精尖人才。
這也是我們最好奇、也是最容易忽視的地方。在這場聲勢浩大的人才遷徙中，大學師生所創辦的衍生企業，很大程度上成爲矽谷能夠跨越半個多世紀的起點，這些創始人後來戲稱自己是 " 牛仔 " 或 " 先驅 "，但他們中的大多數，最初都是學生。
01 " 讓自由之風吹拂 "
" 如果要成爲大學的頂尖教授，至少要創辦過一家公司。"這是斯坦福大學裏的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後來有媒體驗證，有位叫查克 · 艾斯利的斯坦福教授，也是該校 " 技術風險投資項目 " 的一員，他把 " 斯坦福 + 矽谷 " 模式，解釋爲是科學家、天使投資人、VC 等自下而上的驅動，組織上要扁平，文化上強調創造力。
很多人把矽谷的魔力歸結爲自由創業的傳統，這最早可以追溯到 " 加州鐵路大王 " 力蘭 · 斯坦福：爲了紀念自己夭折的小兒子，夫婦倆捐出 2000 萬美元和 3561 公頃土地，經過 6 年籌辦，1891 年斯坦福大學成立，校訓就是 " 讓自由之風吹拂 "。
相比理論式教育，斯坦福更傾向實用主義，就像老校長在首屆開學典禮上說的那樣：" 生活歸根結底是實際的，你們到此是爲自己謀求一個有用的職業。這包含着創新、進取的願望，良好的設計和最終使之實現的努力。"
一直到 20 世紀 30 年代之前，斯坦福大學都是免學費的，但随着 1893 年力蘭因病辭世，舊金山地震、美國經濟的蕭條，學校漸漸面臨不小的經濟壓力。捉襟見肘之際，在斯坦福夫人和校友的捐贈幫助下，才勉強渡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這裏不得不提起一個人，弗雷德裏克 · 特曼，他是斯坦福最早的畢業生之一，24 歲取得 MIT 電氣工程博士的學位後，他返回母校，擔任電子通訊實驗室主任和後面的大學校長。
據《矽谷簡史》描述，這個電機系教授爲了辦學，曾 " 四處求援，八方奔走，遊說一些境況尚可的企業資助，甚至捐出自己的稿酬和版稅。" 殘酷的現實讓特曼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大學和企業，究竟該建立怎樣的關系？
其實在特曼讀博期間，MIT 的副校長範内瓦 · 布什，同時也是模拟計算機的開創者，除了教出特曼、香農等優秀弟子，他還開創了 " 國家層面科技管理 " 的先河，一手主導建立了有政府背景科技投資和研究機構建立（OSRD），在教學上注重實幹，認爲大學應該成爲研究和開發中心。
範内瓦的治學風格深刻影響着特曼，所以在特曼的設想裏，他也希望創造一種新型的技術專家社區，把工業和學術結合起來。但直到 1938 年，在特曼的鼓勵下，畢業生休利特與帕卡德返回聖克拉拉，兩人在帕羅阿圖鎮的一間車庫裏創辦了惠普。
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這家車庫被定義爲 " 矽谷的誕生地 "。
02 人、制度與邊界感
我們需要明确一點：其實直到上個世紀 50 年代，以前國外學術界對教授經商、把研究成果商業化這件事，普遍覺得不光彩。當地政府甚至劃定了紅線，來禁止企業在學校周邊開展業務，維護所謂神聖的學術精神。
但特曼不這麽想。
他本人曾在三家公司擔任董事，給學生站台、做顧問、鼓勵技術和知識産權轉讓、教他們經營，甚至很多教授、校友就是最初的投資者。他非常清楚實業需要怎樣的高校：斯坦福需要發展尖端學科，吸引一流科學家；也要加強基礎教育，給學生做技術儲備，将研究所、教授資源和工業聯合起來，發展當地科技和經濟，也爲學生提供就業與創業機會。
在此之前，他甚至在範内瓦建立的 OSRD 基礎上，牽橋搭線主導了一系列軍事科技實驗室。1951 年二戰期間，學校決定出租土地建立科技園，即斯坦福工業園區。戰争結束後，惠普的資産已經積累了數百萬。
與此同時，美國東海岸貝爾實驗室的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頓剛剛研制出結型晶體三極管，并且憑借這項發明幾年後獲得了諾貝爾獎。不過惠普的崛起，讓他們對技術的工業價值更感興趣。後來應特曼邀約，肖克利帶着 " 矽 " 來到了北加州，在新公司倒閉後，成了斯坦福的電機系教授，創立了自己的半導體實驗室，吸引了一大批技術精英。
1954 年，特曼推出斯坦福大學的卓異人員合作計劃：把大學課堂向當地企業開放，允許公司雇員以兼職的形式從大學拿學位。這樣一來，矽谷許多公司都開始讓員工在斯坦福大學裏讀研，這反而提升了員工們的科研水平。
到了 60 年代，矽谷已經集中了近百家高新技術企業，他們将研究成果快速工業化，科研團隊将地區發展看作合作與資金的重要來源，當地政府也逐漸扭轉偏見，支持初創公司的集群發展。
等到斯坦福第十任校長亨尼斯出現，斯坦福大學的企業家精神已經蔓延開來。亨尼斯能夠在開辦公司的幾年裏，不去學校教書研究，還幫助了楊緻遠、拉裏 · 佩奇等人開發他們的軟件。不過斯坦福校方并不介入園區任何企業的經營，而是靠将學校專利授權給企業賺取專利費，以及收租來實現營收。
在後來人的解讀裏，斯坦福把與企業的合作，被視爲提高學校學術科研水平的一部分。惠普之外，包括仙童半導體、eBay、通用、谷歌、雅虎等科技公司也紛紛加入園區創業，惠普的休利特甚至給母校捐了 4 億美元。
斯坦福模式後來被紛紛效仿，不過大多隻學到了房地産生意，并不是矽谷的 " 産學研投 " 一體化的體系。後來有矽谷的公司管理者表示，" 他們所建立起的架構，兼具一流大學、高科技公司與創造性的人才，這樣一來就很容易吸引投資。"
換句話說，矽谷與斯坦福之間是相互成就的關系，兩者雖然是角色不同，但仍是一種商業模式：把學校也當作企業，隻不過這個企業專門生産并輸出人才和技術。
關鍵在于，這種關聯主要是在人的基礎上，去建立一系列的規則和制度。但當下大部分情況，仍然是靠先有制度，再去規範人的行爲，尤其是在創新科技領域，後者并不是那麽合适。
03 技術需要有商業前景
很長一段時間，科技的發展經曆了這樣一個過程：政治活動開拓商業市場，市場反過來賦能，所以歐美政府會爲了科技去資助大學研究。比如，斯坦福大學在特曼的帶領下，能夠實現工業園到矽谷的跨越，也和前期的軍方支持脫不開關系。
事實上，曆史上很多早期科學技術的發展，都離不開政治方面的推動：爲了使用熱兵器，研發火藥、解決彈道問題，從煉金術士到拉瓦錫，打開了近代化學和力學的大門；伽利略一開始是意大利的一個兵工廠的顧問，主要靠解決技術問題賺些外快，以至于成了力學奠基人；互聯網的出現，一開始也源于美國想要搭建的軍事網絡。
不過這種政府主導的局面，随着兩次工業革命的爆發就出現了轉折，科研逐漸由研究人員自己主導，成果能夠賣給企業或創業。此時企業之間的競争加劇，更需要能變現的實用技術，搞學術和商業化并非不能關聯，技術要有商業前景，這樣才能進入一個正向循環：研究成果賺的錢，繼續搞技術。
但這并非沒有争議。
所謂的産學研，本質上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爲了符合現實，需要更新，最終的目的是人才的轉化。就像前面說的那樣，當大部人認爲産學研僅僅是辦宣講會、聽講座、寫論文上時，就忽略了實用性。這一點，除了矽谷，歐洲方面學的也有模有樣。
舉個例子，英國的本科實習分爲暑期實習和工業實習兩種，後者幾乎任何時候都可以申請，一旦通過了就可以去實習，如果沒上完課，學校會保留學籍，他們認爲工科是一門理論結合實際的學科，學生能接觸到實戰過程特有的技術問題，所以最好等實習結束回來接着讀書，學校也非常鼓勵學生這麽做。
絕大部分西方國家并沒有全國性教學大綱，也沒有指定的教科書，學校老師可以根據學科特色，事先準備好課件，打印出來發給學生或者上傳網絡。除此以外，導師甚至會邀請一些公司的創始人來做學術交流，公司爲了提高知名度、吸引優秀學生，也樂于接受邀請。
雖然不同的大學進行産學研的具體方式都不太一樣，但如果把學校企業化，培養好的學生獲得口碑，吸引企業合作，獲得經費投入教學，這和斯坦福模式是同樣的道理。有知情人士表示：西方文化和東亞不同，前者沒那麽多學曆情結，本科經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以後的職業生涯。
不過，有時候如果産學研效果實在不好，也并非完全學校的問題。一方面，有時候評判标準确實能夠影響決策和行爲，更不能忽略灰度；另一方面，當地如果長時間的産業空心化，此時的産學研也是真的有心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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