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衆号：刀鋒時間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謝無忌，編輯：程遲，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近兩年來，以滬語爲主的海派影視作品不斷湧現，最有代表性的是《愛情神話》和《繁花》。這兩部影視作品的熱播，也引起了網上關于片中上海話是否正宗的争論。
《繁花》裏的角色 " 玲子 "，她的上海話有不少人聽出來帶有蘇北口音，還有人質疑劇中教人做幹炒牛河的主廚怎麽也一副蘇北口音—— " 找蘇北籍粵菜總廚是最離譜的部分，八九十年代哪有三四十歲蘇北人當粵菜總廚？就算是，蘇北人拼刀功做文思豆腐才對。"
《愛情神話》裏的城管一口蘇北話讓大家記憶深刻，飾演城管的錢小昆，同時也是影片的滬語指導。對于片中爲什麽要用蘇北話，他解釋道：" 在上海的戲曲節目裏，大家對蘇北話有一種既親切又調侃的味道，而老一輩上海人對蘇北人有一種不言自明的感情。大家在上海會聽到各種各樣不同的口音，飾演小皮匠的甯理是北京人，但他其實說的是一口蘇普，就是蘇北普通話。"
" 蘇北人 " 在上海确實是長盛不衰的老梗，上海人的 " 不言自明 " 來得很長情。在過去上海的滑稽戲裏頭，蘇北人就是常見的被娛樂的主角。而近年來上海本土的脫口秀和短視頻中，蘇北話更是繞不開的熱梗。
上海脫口秀演員門腔就在《喜劇之王單口季》上調侃自己有一半的蘇北人血統，從小爲了不被歧視，被父親教育要隐藏自己的蘇北身份但總會露出馬腳，還模仿女友小程的蘇北話，稱其自帶氣定神閑的松弛感。
都說上海人有自己的 " 滬币 "，那 " 蘇北人 " 也是一張全滬通行、流傳于散裝江蘇的喜劇人面具，正撓中了上海人的腳闆心。蘇北人在上海，爲什麽還是千年不變的老梗？
蘇北人具體指的是哪裏人？這可能是一個宇宙級的難題，因爲這話題你在江蘇不同地方問，都可能得到五花八門的答案。
如果你問一個上海土著，他可能會說蘇北就是蘇州河以北；如果問一個蘇州人，他也可能會指着長江以北說 " 剛波甯 "（江北人），馬上将它與蘇州、無錫和常州劃清界限；但碰上揚州人和南通人，他們可不樂意被叫 " 蘇北人 "，稱比他們更北的才是蘇北。
網上有人将徐州、宿遷、連雲港、鹽城和淮安稱爲 " 蘇北五虎 "，但偏偏在最傳統的上海滑稽戲裏頭，你會聽到操着揚州或南通口音的 " 蘇北人 "，而蘇北第一人民醫院就坐落在揚州廣陵區。蘇北人的面目如此模糊不堪，以至于時常以段子的形式被調侃。
當我們嘗試厘清蘇北的地理概念時，時常會覺得界限不明。
地處中原文化、江淮文化和吳文化的交界處的江蘇，以 " 散裝 " 著稱，在網上有關江蘇鄙視鏈的調侃當中，蘇北向來處在底端甚至毫無存在感，被劃入了鄰省山東、安徽等地區的稱呼。" 蘇北人 " 成了蘇南地區傳統婚戀觀當中的雷區，似乎也成了潛意識裏的地域 " 污點 "。
美國曆史學者韓起瀾于 2000 年出版了《蘇北人在上海：1850 — 1980》一書，從地理、方言、習俗、文化等角度，闡述作爲族群的蘇北人是如何在近現代上海的社會曆史情景當中被反複建構和延續。時隔 20 年，本書簡體字版再版。
《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
[ 美 ] 韓起瀾著，盧明華譯
上海書店出版社｜也人，2024-10
書中開頭，韓起瀾談到自己差點放棄了這個項目，因爲她工作好幾年之後才意識到，根本不存在關于 " 蘇北 " 或 " 蘇北人 " 的明确定義，她理解的 " 蘇北 " 一詞更像一個複合名詞——" 既是現實的地方又是想象之地，既是實際的類别，又是社會建構的類别。"
自 19 世紀晚期以來，蘇北人在上海意味着窮人，他們大多數居住在這座城市周邊的貧民窟，多半是因洪水、饑荒或家鄉戰争而逃難的難民，在上海從事着最不賺錢的底層職業。
蘇北人讓韓起瀾聯想起非洲裔、墨西哥裔和亞裔等美國少數族群的經曆。但不同的是，蘇北人并不完全以原籍界定，它是一種族群構建形成的相對概念，而不是天然概念。蘇北人不是在蘇北的人，而是在上海成爲蘇北人，在上海和江南以外的地方并不存在。
也就是說，當我們聚焦蘇北人，其實也是從上海曆史的進程去理解他們的類别和經曆。如此，才能理解對于蘇北人的偏見是如何被書寫的。
在上海作家的寫作經曆當中，似乎能瞥見他們 " 以蘇北作爲方法 " 的書寫。《繁花》當中的小毛一家，代表了蘇北移民的故事。當時，那些難民爲了逃避戰亂躲進滬西 " 大自鳴鍾 " 附近，也就是蘇州河沿岸的腹地，樓下揚州剃頭老師傅的調侃總能勾起他們對蘇北鄉音的回憶—— " 乖乖隆地東，韭菜炒大蔥 "。
韓起瀾也好奇，曾經在清代中期被認爲是高雅隽永象征的蘇北文化，爲何在 19 世紀晚期逐漸被視爲邊緣文化。這種變化在方言的演變地位上就一目了然，上海方言由移民講的各種方言混合，蘇北移民既是先導，人數也衆多，但源于吳語的蘇州方言和甯波方言的影響蓋過了蘇北方言。蘇北方言漸漸被看成粗俗、鄉巴佬的代表。
人們對女性魅力的認可也是衡量流行審美觀的一個尺度。盡管清代揚州也有 " 美女搖籃 " 的美譽，但在上海，蘇州女子才是最符合美女定義的，" 總是穿着比較雅緻的藍色、黑色或灰色服裝 " 的江南女子才是流行标準，而非 " 喜歡穿紅紅綠綠的絲綢衣服、繡花鞋、粉紅或紅色長襪和其他色彩鮮豔的衣着 " 的江北婦女。
飲食文化也是一大表現。在上海，除了揚州點心和揚州菜之外，其他蘇北地區的特色幾乎見不到。即便如此，揚州和鎮江烹饪在上海的存在感也較低，《上海春秋》評估揚州、鎮江食譜更爲直率：" 一度在江南江北家喻戶曉，但其烹饪方法保守，逐漸被人們看不上眼。"
圍繞蘇北的定義依舊雲裏霧裏，就連人類學家費孝通也曾說 " 作爲一個地區概念，‘蘇北’的定義并不是很明确 "。那麽，究竟誰能定義蘇北人？
倘若以南北地理面貌、語言、文化生活而論都難以清晰界定，正如韓起瀾所說，" 在上海的環境當中，江南和蘇北都被簡單化了，都被當作象征來用。"
唯一能找尋源頭的或許在于懸殊的經濟。" 蘇北 " 似乎成了 " 江南 " 的反面，隐喻着貧窮和偏僻。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在清代，大運河上的航運樞紐揚州曾是令馬可 · 波羅驚歎之地，堪比威尼斯，一度被視爲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之一。隻是，在 19 世紀，上海發展成商業中心的同時，江蘇北部的繁榮和聲譽才逐漸式微。
正如費孝通所說，大運河、黃河與由兩河分流而成的分支水道，一度形成了運河網，才讓揚州和蘇北其他城市有了交通和商業中心的重要位置。19 世紀中葉，大運河被海運所取代，逐漸失勢，政府不再注意維護和修繕水渠堤壩，從而使蘇北各地容易受到空前頻繁的洪水災害。且 1853 年黃河改道，泥沙淤積和舊黃河大堤建造，間接導緻了淮河與蘇北的一系列河流不再互通，蘇北大部分地區也就成了被輪番而來的洪水、饑荒、貧窮困擾的一帶。
與此同時，江南靠着長江、大運河和海運，以及優越的地理氣候條件，逐步擴大了商業化發展。迥異程度如此之高，由此分化形成了江蘇移民的格局。随着 19 世紀江南商業和工業經濟的拓展，淪爲自然災害受害者的蘇北群體大量南遷，" 蘇北人 " 這一标簽才逐漸顯現。
韓起瀾在《蘇北人在上海》裏深度分析了蘇北人和江南人在争奪上海文化的領域中，如何逐漸淪爲江南人類别的從屬地位。" 相信蘇北是一個地方和蘇北人是存在的這種信念，也許很可能是定居上海的江南人帶來的。但是在上海，建構蘇北人這個類别的過程加劇了，并有了全新的含義。"
在蘇南，蘇北人和江南人作爲本地人和客民的關系是不容置疑的。但在上海，同爲移民群體的江南人和蘇北人便形成了一種争奪關系。" 蘇北 " 是 " 江南 " 的對立面，是江南人在上海進行自我界定時用的一面鏡子。當江南人群體自诩爲上海精英文化代表，構建和強化自我身份和文化認同時，名聲不佳的蘇北也就被貼上了 " 難民産地 " 标簽。
這種标簽不僅是以中國精英集團的标準來衡量，外國對上海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統治也以其他方式影響了蘇北人這一類别的建構。
擁有通商口岸地位的上海，從 19 世紀中期直至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解體，外國投資構築了上海的勞動力市場。外國控制的租界當局不斷努力消滅蘇北人居住的棚戶區，減少黃包車數量，努力塑造 " 摩登時尚 " 的現代城市信念。
與此同時，江南人竭力以精英文化叙事構建身份認同，僭取本地人的地位，才誇大了自己與蘇北人的區别。
正如韓起瀾所說，蘇北并非是一種籍貫建構的社會類别，背後暗喻貧富和權力的分化。當江南情調界定了上海，吳語方言和上海地方戲、江南風味等話語逐步塑造了 " 文雅和精明 " 的上海時，蘇北便成了反襯—— " 蘇北這個術語也意味着階層，揚州人對待比他們更窮的北鄰鹽城人、阜甯人和淮安人的居高臨下态度便是明證。蘇北人在上海的經曆表明了籍貫的潛在階層性。"
早期占據上海勞工市場頂端的精英，主要來自廣州和江南地區，最早的工廠工人群體來自廣州、甯波和上海本埠。
在争奪上海文化領域上落敗的蘇北移民，絕大多數是爲了逃離自然災害和饑荒而無計劃和被迫移民的群體。對于他們來說，上海城市的任何工作較之以往都是一種改善生活的迹象。
于是，蘇北人長時期在正式勞工市場以外或邊緣謀生。他們大多承包了當時上海絕大多數的低端服務型行業，比如拉黃包車、碼頭裝卸工、清潔工、沐浴理發工、倒馬桶工、小皮匠、拉糞車工等。
以人力車夫爲例，1934 年上海從事該行當的人有 10 萬人左右。根據當時的一項抽樣調查，蘇北籍占了超過 90%，他們大多來自鹽城和阜甯。蘇北人拉黃包車的局面堪稱登峰造極，甚至黃包車夫間盛行的蘇北方言也成了隐形的門檻。而揚州人則大多從事 " 三把刀 "（廚刀、修腳刀、剃頭刀）工種。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 1949 年後。
拉黃包車的盛行，一度讓人們對蘇北人有了 " 幹力氣活 " 的刻闆印象。蘇北群體在上海實業精英裏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 " 江北大亨 "" 蘇北皇帝 " 之稱的顧竹軒，16 歲從鹽城到上海謀生，曾在公共租界協記公司拉黃包車爲業，到 20 多歲時跻身上海幫會上層。但他帶來的同鄉紐帶，也僅流向了黃包車勞工市場，他則成了黃包車業界的強人，數千名黃包車夫奉他爲師父。
就連他創辦的天蟾舞台，也不以蘇北地方戲爲特色。蘇北地方戲最常見的不是在正規戲院演出，而是在臨時搭的露天舞台，或者蘇北人居住區的茶館裏上演。據 1947 年的一本旅行指南，人們可以在 6 家戲院裏聽京戲，在 26 家戲院觀看越劇演出，但沒有一家戲院供淮劇或揚劇演出。蘇北地方戲也印證了蘇北文化在上海的邊緣地位，處于支配地位的明顯是江南文化。
移居上海的蘇北移民，他們對 " 蘇北 " 的認同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微弱的，不同原籍的人往往會存在階層差别，甚至延伸到對立的态度。來自南部的南通、海門、揚州等地的人希望自己與更北部的鹽城、阜甯和淮安等地的人脫離關系。尤其是揚州人，經常會堅稱自己根本不是蘇北人的一部分。
韓起瀾研究發現，即使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以來，蘇北人與貧窮的聯系成了陳年舊迹，蘇北人和上海人早已沒有區别，但對于 " 蘇北人 " 的流行偏見依舊存在。
她采訪過以前的蘇北移民集中地，比如閘北、楊樹浦、南市、普陀等工人聚集區的人們，她發現至少在 20 世紀 80 年代前他們沒有什麽流動性，幾乎每個蘇北人的子女都和他們的父母住在同一個區裏。
當代作家程乃珊在她的半自傳式中篇小說《窮街》中描述了故事主角執教所在地愛國村，那裏大約 80% 的居民是蘇北人。小說中這樣描述這位老師的第一印象：" 學校離我家坐公交車隻要一小時，但在這一小時中，我好像是從第一世界來到了第三世界 ……（我）本來絕不會相信，在上海這個遠東第一大城市中，竟還有這樣的一個角落，因繁榮而完全被忽視了的一角。"
當代上海的傲慢與偏見依舊存在，但不代表蘇北人是消極被動接受了這層身份認同。很明顯的變化是，他們從一開始抵制這種帶有負面情感的類别标簽，到如今逐漸接受，甚至承認這種身份認同，已經開始主導、扭轉被動的局面。
你會發現，越來越多在上海的蘇北人，不再強調自己來自具體的縣市，而以 " 蘇北人 " 自嘲。他們更多是因爲脫離了上幾代人的困苦，早已掙脫這層過去被賦予的 " 窮苦 " 含義，不論是在口音還是行爲習慣上，都已經聽不出來、看不出來 " 剛波甯 " 的痕迹。
現在在上海的年輕人，大多從上一代人就遠離家鄉。即便這些人祖籍甯波，後代也可能講不來甯波話了。而蘇北話卻有生生不息的活力，抑揚頓挫的節奏感，使其感染力堪比東北話，不少在上海的蘇北人後代會調侃自己的語言模式——出門在外講上海話，轉身對着自家爸媽和狗狗講蘇北話。而且蘇北話對外更能通吃，因爲它屬于江淮官話，早已融入了北方粗犷豪邁的特色。
從最新出爐的江蘇省 GDP 數值來看，今天的蘇北早已崛起，背靠長三角經濟區，整個蘇北地區經濟實力超過全國近一半省份：重工業有蘇北老大徐州，新一代汽車城是鹽城，淮安有 " 美食之都 " 之名，連雲港還是華東地區醫藥制造中心之城。
在當下的環境中談論和聚焦蘇北人，或許我們可以從新的思路理解上海人和上海文化——上海的城市形象可以是多面的、生動的，在小資摩登的都市感之外，沉潛在這座城市當中堅韌的、市井氣的、有生命力的世相，或許是蘇北移民在沖突和融合當中凸顯的色彩。
韓起瀾在書的最後寫道：" 蘇北人所表達的驕傲、憤怒和羞恥，同流行的偏見一樣，都證實了蘇北身份在當代上海的持續存在。"" 蘇北人 " 已經将原有的邊緣身份認同重新書寫，形塑着上海獨有的包容面向。
正如《繁花》台詞所說：" 闖過去是揚眉吐氣，又一程山高水遠，闖不過去變成了教訓，警示後來人。" 不大體面的流行偏見依舊存在，但蘇北人代表了最早一代滬漂的精神——可以不體面，但更有市井味的老上海，一種頑強自立的奮鬥叙事。
參考資料：
1.《蘇北人在上海：1850- — 1980》. [ 美 ] 韓起瀾
2. 吳昊 . 從《富萍》到《繁花》——以 " 蘇北 " 作爲一種方法 . 澎湃 · 新聞翻書黨
3. 姜天涯 ." 蘇北 " 爲什麽成了上海百年老哏 . 上海市場生活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