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新華社視頻截圖
沒想到有這樣一天，一度被釘上審美 " 恥辱柱 " 的霓虹燈，會因爲可能消失的命運迎來如此大規模的追憶。
事情的起因是一條被瘋傳的 " 謠言 "。有人發出一張裝滿被拆卸霓虹燈的卡車照片附文，" 香港将引入内地城管管理辦法，将霓虹招牌統統拆掉 "。
一時間，關于香港夜景暗淡、城市記憶難留的讨論鋪天蓋地而來，不少人恍然發現，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已經成爲大衆香港印象中不可磨滅的标志和突出印記。
雖然事後香港特區政府屋宇署向媒體澄清，香港沒有針對霓虹燈招牌的大規模執法行動，圖片也是經設計師 PS 創作的作品，然而，香港霓虹燈淡出曆史舞台确實已成爲無法改變的事實。
據《香港商報》報道，屋宇署自 2014 年起實施 " 目标街道大規模行動 "，對危險及違例招牌發出法定清拆命令，過去 5 年内，香港共有 1.6 萬塊招牌拆除或修葺，現存 1.9 萬塊。
過去，霓虹燈通常作爲 " 土味審美 " 的代名詞出現在大衆視線當中。事實上，就在不久前，上海市政府官網信箱的一則留言才引發熱議，有人認爲，上海外灘夜景各種裝飾燈光、跑馬燈，有 " 濃濃的鄉鎮味道 "。在其看來，" 作爲國際知名城市，全世界人都知道上海，但上海的夜景燈光越發花裏胡哨，沒有一流城市的格調。"
不隻是香港、上海，這幾乎成了近些年大城市普遍面臨的問題。城市到底需不需要霓虹燈？這個似乎無需多言的話題，如今又掀起新的浪花。
燈光 " 痼疾 "
自燈光被用作城市照明的那一刻起，就開始被不斷賦予各種意義。黑色夜幕中，燈光的亮度、顔色格外顯眼，不同特質對應着不同經濟和文化層次，成爲城市自我表達的另一個陣地。
最基礎的一層是 " 亮度競争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曾提到，此前，光亮程度常被用作衡量國家或者城市繁榮程度的一個指标。東京、紐約、巴黎這些國際大都市整體的光亮程度較高。在國内，一線城市夜空的明亮程度也遠遠超過二線城市和三線城市。
而當以彎曲燈管充入惰性氣體後呈現出明亮顔色的霓虹燈被引入城市戰場，立刻成爲商業世界殘酷競争的顯影，足夠鮮豔、顯眼的霓虹燈招牌，似乎才配得上城市迅速成長繁榮的商業面貌。
于是，以商業聞名的城市紛紛被霓虹燈招牌 " 攻陷 "。從美國拉斯維加斯、日本東京到中國上海、香港，霓虹燈重構了城市的天際線，尺寸巨大、配色刺眼的招牌成爲繁華城市統一的标志物。
香港旅遊發展局曾這樣描繪當時香港的霓虹圖景：在那個沒有互聯網的年代，誰家招牌更搶眼，自然就更容易獲得關注和知名度。
于是，一個個更大、更有創意的霓虹燈招牌應運而生，層層疊疊但又錯落有緻地分布在街道兩側，打造出極度夢幻的賽博朋克之感。1970 年代，彌敦道上超大霓虹燈牌覆蓋大廈一整面外牆，規模之大更是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紀錄。
反思也随之而來。當以密斯 · 凡德羅爲代表的現代建築大師們說出 "Less is More"，并推動極簡主義成爲 " 高級 " 審美的代表，動辄使用高飽和度顔色的霓虹燈變得不入流，被視爲城市的 " 痼疾 "。
日本著名建築師蘆原義信在建構街道美學理論時，也批評了招牌的存在。他觀察日本的商業街發現，招牌林立的外牆上凸出來的東西非常之多。" 這些凸出物中有暫時性的，甚至還有飄動的，要創造穩定不變街道的視覺形象也就越發困難 "。
在《街道的美學》一書中，他執着地表達着一種觀點：" 凸出物 " 有礙于街道美學的塑造，要維持建築輪廓線的秩序和結構。
一些希望拿回形象塑造主導權的城市開始視霓虹燈爲 " 眼中釘 "，" 欲除之而後快 "。墨爾本大學城市設計專業副教授巴裏 · 謝爾頓提到，歐洲國家試圖限制城市招牌的數量、類型和尺寸，市政官員希望通過控制招牌爲城市街道 " 帶來秩序和品味 "。
中國城市也有類似做法。早在 2006 年，就有報道提到，上海 " 面臨燈光廣告雜亂無章的尴尬 "，開展市容環境專項整治，對市中心區的燈光廣告進行集中清理。今年，上海更新了 " 戶外廣告設施設置規劃 "，爲霓虹燈等劃定控制區，限定其尺寸、形式，以 " 與市容市貌和建築物形象相協調 "。
城市記憶
但失去了霓虹燈的城市，卻迅速倒向天平的另一端。
有人對比拆掉霓虹燈店招前後的一條香港街道，比起老街上濃濃的地方特色，新街道更爲整潔，安全性或許也有所提高，但卻和任何一個城市的街景再無二緻。
走得再遠一步的城市，甚至直接爲招牌套上嚴格的框架——在國内多個城市，都曾出現過統一店招的政策，這些或者隻允許使用給定配色、或者甚而直接限定爲 " 黑底白字 " 的招牌，一經推出無不引發強烈反彈。
在《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一書中，美國建築師羅伯特 · 文丘裏等人發現，拉斯維加斯的存在，對于那些習慣于批判的建築師來說是一個很好的 " 脫敏 " 素材。在這裏，無序才是秩序，這裏缺乏總體設計，但是卻體現出了 " 廣袤城市 " 舒适而又動感的秩序。其中，表面上不協調的廣告媒體混雜在一起，卻令人感到舒适，展現出混合式建築所能具有的活力。
更進一步說，如果參照簡 · 雅各布斯的理論，" 城市中沒有什麽單一元素能夠占據統治地位，隻有混合體才行，而且它内部的相互支持才是秩序 "，那麽，每一個參與城市商業的人，通過發揮個體智慧打造的霓虹燈，正是建構城市秩序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
而在這些映射着當地生活、書寫出當地叙事的霓虹燈光線裏，也無不照出地方文化的剪影。
在東京，多元文化的特質在各異的霓虹燈光中被展露無餘。秋葉原的燈光色彩豐富、動漫形象夾雜其間，與旺盛的二次元文化和偶像文化相得益彰；新宿歌舞伎町的燈光一片通紅，令人聯想到這裏燈紅酒綠的夜場生活；澀谷的燈箱則被黑色或紅色、各國文字所填滿，吸引着各國遊客前來消費……
而被認爲是霓虹燈文化保留最爲完整的城市之一，更是香港文化的見證者和參與者。
市民參觀 " 城街 · 招牌 " 霓虹燈展覽圖片來源：新華社
在那個香港電影的巅峰時期，霓虹燈幾乎進入每個著名導演的鏡頭中。剛被拆掉的、擁有 73 年曆史的油麻地廟街 " 美都餐室 " 店招，曾出現在《九龍冰室》《追龍》等多個電影的鏡頭當中，也是香港遊客熱門的打卡地。
而更令電影愛好者所熟知的，是《重慶森林》裏梁朝偉坐在霓虹燈炫目的燈光下，在王家衛式抽幀中顯得迷離又夢幻，在城市繁華中的一份孤獨，是《堕落天使》中男男女女在城市燈光映照下的愛戀與困頓。兩部電影攝影師杜可風說，" 我們的空間就是霓虹空間，是個振奮人心的能量空間，是人移動的方式，是香港的能量，亦是街頭相遇的那份刺激。"
去年，一部講述香港霓虹燈招牌的電影《燈火闌珊》登上銀屏。女主角張艾嘉回憶着香港霓虹燈招牌一步步走向沒落，不由得發出一聲疑問，" 幾十年曆史，說拆就拆？" 反過來，香港的霓虹燈被拆除，香港和香港電影的曆史，也難免一道進入時間的洪流，成爲一代人難尋的城市記憶。
霓虹美學
一面是燈光管理的需要，一面是文化特質丢失的風險，城市面臨的這道 " 霓虹燈難題 "，顯然并不易解答。
從現實考慮，香港霓虹燈部分被拆或許在所難免。在媒體報道中，香港多年出現因霓虹燈墜落而砸中路人的險情，一些年久失修的燈管也已經無法完整顯示文字。屋宇署也提到，其采取執法行動實時取締的，主要是對生命财産明顯構成威脅的招牌，并且對于繼續保留使用的招牌，也要求每隔五年進行安全核驗。
圖片來源：新華社
但面對燈光和文化的兩難，城市能做的還有很多。
香港選擇的是一條簡單直接的道路——将霓虹燈作爲文化特色 " 封存 "。自 2013 年開始，香港跨越視覺藝術、設計與建築、流動影響等範疇的 M+ 博物館，一直在搜集香港街頭的霓虹燈招牌。在去年被拆除和修葺的近 4000 塊招牌中，有 5 塊被納入 M+ 館藏。去年，這些招牌也被 M+ 展出，讓人們前往找回記憶中的香港。
類似的做法，拉斯維加斯也在嘗試。在城市升級換代的過程中，那些被淘汰的霓虹燈，在城市中堆放成一座廢墟。當地一家私人企業聯合社團、政府在這個廢舊霓虹燈垃圾堆放場建起一座博物館，并不多加維護，卻讓城市的曆史有了栖身之地。
相比之下，日本城市采納的方案更考驗城市管理者的手藝。有人發現，日本城市在保留招牌個性的同時，也不忘進行一些設計的規範，包括顔色的明暗、字号的大小，通過細緻的安排，提升招牌的和諧度和美學價值，也延長了招牌的生命力。
畢竟，比起在博物館裏沉睡，生長在建築上的霓虹燈才更能作爲城市文化的标志物，才能如哲學家 Lius de Miranda 所說，作爲光、顔色、符号和玻璃的組合，形成一種情緒、一種氛圍，不斷對人們講述城市的本質。
當然，要實現這一點，更重要的是，城市能從根本上轉變對霓虹燈的審美偏見。眼下，這樣的變化正在發生。
藝術家和設計師先聲奪人，讓霓虹燈配色 " 去污名化 "。他們将霓虹燈及其跳躍的顔色引入室内設計中，掀起一波複古風潮，被網紅店争相效仿；又參照霓虹燈大膽前衛的配色和賽博朋克的先鋒感，将酸性設計風格運用至平面廣告、服裝設計等諸多領域，讓高飽和度又金屬感十足的顔色進入時尚領域。
城市也開始重新領略到霓虹美學的奧妙。蒙特利爾的 Guaranteed Pure Milk 瓶等好玩的廣告牌已經恢複，開羅、都柏林等城市都有網站收集以被遺忘廢棄的 " 幽靈廣告牌 "，并正在努力讓它們複活，聖地亞哥的霓虹燈廣告牌标志甚至被宣布爲治理的國家紀念标志物。
而對于香港等國内城市來說，已經到了做出選擇的時候，比起事後補救，更重要的是如何珍惜現在。
每日經濟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