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
2000 年，英特爾以 3000 億美元的市值傲立科技浪潮之巅。
20 多年過去，英特爾的同行們，當初 500 億美元的台積電市值超過 7500 億美元，當初 50 億美元的英偉達市值超過 2 萬億美元，當初連它腳跟都摸不到的 AMD，市值超過 3300 億美元……
而當初市值就超過 3000 億美元的英特爾，已市值不到 1900 億美元。
最慘霸主
3 月 5 日，英特爾高調宣布，收到了 ASML 的全球首台新一代高 NA EUV 光刻機。
作爲 2nm 以下先進制程芯片量産的必備 " 武器 "，其售價超 3 億美元。花費巨資的英特爾，向世界表露了趕超全球 " 代工之王 " 台積電的野心。
不過，作爲已經淪爲全球晶圓廠排名第十的 " 末位 " 玩家，英特爾想要再起風雲已是 "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
1971 年，剛成立三年的英特爾開發出第一個商用處理器 Intel 4004，拉開了世界計算機和互聯網革命序幕。
此後，從内存到個人電腦和服務器 CPU，從芯片設計和制造，英特爾都長期是美國乃至全球半導體的絕對霸主。
上世紀末，它和微軟系統形成的 "Wintel" 聯盟，造就了全球化的 PC 時代浪潮。2000 年，英特爾市值由此突破 3000 億美元，其風光盛過今日的英偉達。
但頂峰之後，它幾乎一路挨打，并在近十年裏陷入勢不可擋的衰敗。
2017 年，一則 " 三星業績超越英特爾，成半導體新霸主 " 的爆炸消息，席卷行業。
作爲專注于利潤率較低、價格波動較大的存儲芯片王者，三星常年被在個人電腦和服務器等關鍵市場占據着高份額、高利潤的英特爾，壓着一頭。
面對突如其來的揚眉吐氣，三星審慎地拒絕置評。英特爾反倒強勢表示，" 我們對戰略和業績感到非常滿意。"
事實卻是，那已是英特爾最後的倔強了：原定的 10nm 芯片計劃推遲，這在技術爲王的半導體行業極爲緻命。而它 CPU 和代工市場的兩個最大對手 AMD、台積電，卻各有突破。
技術難産加上對手崛起，英特爾變得格外被動。
2018 年到 2019 年，英特爾營收和利潤屢創新高，但卻因爲遠遠落後對手的增長速度，以及市場份額不斷被蠶食，一步步被對手趕超。
2020 年 7 月，已經遠遠被對手甩開的英特爾，進一步墜入深淵。
災難來自時任 CEO 鮑勃 · 斯旺（Bob Swan）在電話會議上的無奈表态：公司未來芯片制造工廠（晶圓廠）可能永遠無法趕上進度，甚至不得不考慮使用承包商來制造 7nm 芯片。
盡管他試圖保持冷靜，但在場的每一位分析師都感覺出來他講話都有些 " 結巴 " 了，畢竟這可能是英特爾 52 年曆史上最激進的 " 噩耗 " ——公開承認從高端芯片制造的頂峰跌落。
甚至有美國媒體驚呼，英特爾的 " 驚人失敗 " 預示着美國芯片時代的終結。一夜之間，英特爾市值蒸發近 3000 億元人民币。
2021 年 2 月，絕望的英特爾解雇了剛上任兩年的 CEO 斯旺。臨危受命的，是英特爾第八任 CEO 帕特 · 基辛格 ( Pat Gelsinger ) 。
1985 年，英特爾創始人之一安迪 · 格魯夫 ( AndrewS.G rove ) 曾找到要攻讀博士的基辛格，" 你可以在這裏駕駛模拟器，或者留在英特爾駕駛真正的飛機。"
30 多年後，基辛格成爲了英特爾的 " 機長 "，但他的任務卻是拯救這個曾經改寫和引領曆史的霸主，不要徹底被時代抛棄。
他雄心勃勃地宣布：
英特爾回來了！
作爲在英特爾工作過近三十年的老将，基辛格知道 " 十多年的錯誤，不可能一夜解決 "。
但他仍拼命補救，宣布了将設計與制造部門分開運行的 IDM2.0 戰略，即以更靈活的晶圓代工模式，更激進的花錢擴張和技術革新，搶奪丢失的市場份額，乃至重返王者。
爲此，英特爾主動剝離次要業務，聚焦設計和制造。并于 2021 年 3 月，投資 200 億美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新建兩座晶圓工廠；一年後又投資超 200 億美元在俄亥俄州新建兩座工廠。
2021 年 7 月，英特爾公布了 " 四年五個制程節點 " 計劃，即未來四年内推進 Intel 7、Intel 4、Intel 3、Intel 20A 和 Intel 18A（1.8nm）五個制程節點，于 2025 年重獲制程領先性。
華爾街的一次電話會議上，基辛格直言：" 偉大的公司能夠從困難和挑戰時期恢複過來，并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更好、更有能力。"
一衆行業分析師，卻潑起了冷水：" 新路線圖非常激進，但不知道将如何實現。" 英特爾接連不斷的悲慘業績，正是他們保持悲觀的強力依據。
2022 年 7 月，英特爾 Q2 财報總營收 153.21 億美元下跌 22%，10 年來首次淨虧損 4.54 億美元的表現，堪稱 " 史上最慘不忍睹業績 "。
2023 年一季度，英特爾淨利潤虧損 27.6 億美元，創下有史以來最大虧損。
2024 年 1 月 26 日，英特爾發布财報顯示，2023 年營收爲 542 億美元，同比下降 14%；淨利爲 17 億美元，同比腰斬 79%，股價聞聲又大跌 10%。
如今，連無比渴望翻盤的基辛格，也被迫面對現實：" 要恢複昔日實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畢竟，2000 年就曾市值高達 3000 億美元的英特爾，如今市值已不足 2000 億美元。而當時市值不過 500 億美元左右的台積電、50 億美元的英偉達，如今則分别高達 7591 億美元和 2.19 萬億美元。
就連當初連英特爾腳跟都摸不到的 AMD，如今也以超過 3300 億美元的市值，将英特爾踩在腳下。
節節敗退
上世紀 60 年代，英特爾創始人之一戈登 · 摩爾（Gordon Moore）提出著名的摩爾定律：當價格不變時，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每 18 到 24 個月會翻一番，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從此，英特爾成爲最忠實的定律捍衛者：堅信隻要完美遵循這一 " 魔咒 "，就天下無敵。
即便行業衰退期，英特爾也始終以超 10% 研發投入，追趕摩爾定律。并由此實現了産品和市場的不斷超越，更在 1992 年登上全球最大半導體企業寶座。
2005 年到 2007 年，英特爾又推出了獨特的 Tick-Tock 生産模型，即以兩年爲輪換單位，"tick 年 " 側重芯片制造，更新芯片制程、提升工藝；"tock 年 " 側重芯片設計，革新架構。
在這一框架下，隻要芯片性能和制造工藝穩定提升，英特爾就不會因爲過快的研發節奏，浪費上一代處理器性能；晶圓廠的大量投資，也能被龐大的産能需求有效分攤。
進而，英特爾能以更低成本，獲得領先對手更多的市場和資金優勢，進一步促進更高性能芯片研發及産能擴張的持續增長。
由此，英特爾赢得了不浪費任何機會和成本的黃金十年，且從 45nm、32nm 到 22nm、14nm 研發，一路水到渠成、遙遙領先。三星、台積電、AMD 等對手，都隻能跟在後面亦步亦趨。
這一巨大成功，更讓英特爾成爲少數有資格堅持 IDM 模式的巨頭：即将半導體生産的設計、制造、封測和銷售等核心環節，一手包辦。
起初，英特爾、IBM、富士通等全球半導體巨頭，都是 " 自己設計自己造 " 的 IDM 模式。
但先進制程技術研發和生産成本實在太高，日漸失去市場的大廠們，逐漸停止了晶圓廠投入。IDM 全球玩家數量迅速從 130nm 時的 30 個，銳減到不足 5 個。
不過 IDM 模式優勢明顯，芯片的各個環節都能得到合理配置，且内部溝通銜接流暢可降低交易成本，大幅縮短産品上市時間，進而獲得較高利潤率。
英特爾因此得以靠着這一模式大殺四方，并以高達 60% 以上毛利率的暴利傲視群雄。
然而，就在英特爾赢家通吃的時代，一股足以颠覆它的力量正暗中壯大。
1987 年，與張忠謀私交甚好的安迪 · 格魯夫，剛上任英特爾 CEO，就用一句話改變了同年成立的台積電命運：或許英特爾用得上你們。
此後，承接了英特爾部分低端芯片産能的台積電，嘗到了代工的甜頭。但不滿足于 IDM 大廠 " 殘羹冷炙 " 的張忠謀，做出了對世界半導體産業鏈影響深遠的決定：做專業晶圓代工。
起初，台積電想再次抱上英特爾 " 大腿 "，卻被拒絕了融資請求。連摩爾都親自勸張忠謀：" 你有過很多好主意，但這個不怎麽樣。"
但這一次，摩爾和英特爾都錯了。
1991 年後，随着半導體景氣周期到來和電腦産業興起，低門檻的芯片設計行業，湧入了無數新鮮血液。而台積電，成爲這些沒有資金和人力建晶圓廠的初創企業的最大底氣。
到 1994 年，上市成功的台積電已擁有 137 個客戶，市值更高達 1200 億新台币。
這堪稱半導體曆史的一個分水嶺，英特爾堅守的 IDM 模式被台積電的專業晶圓代工模式不斷擊敗。諸多在原有模式下被英特爾無情扼殺的對手，得以借此喘息乃至偷偷崛起。
1995 年，創業兩年的黃仁勳，苦于沒有資金建晶圓廠，隻能寫信求助台積電。很快，張忠謀回電話同意代工，一如英特爾當年改變自己一樣，改變了英偉達的命運。
借助台積電專業可靠的代工模式，初出茅廬的英偉達得以迅速占領細分市場。英偉達提出 GPU 概念後，黃仁勳更是強調：沒有 Plan B，全部壓在台積電上。
果然，在台積電傾力幫助下，英偉達一炮打響成爲全球顯卡芯片龍頭。黃仁勳後來慶幸地說：" 如果當初自建晶圓廠，可能我隻能成爲千萬美元營收的 CEO。"
相似的故事，也發生在高通和 AMD 身上。
1996 年，移動電話開始全球普及，飽受無線通信技術巨大研發投入之苦的高通，順理成章找到台積電代工，從而極大緩解了資金壓力得以全心押注 CDMA 技術，崛起爲行業巨艦。
AMD 創始人傑裏 · 桑德斯（Jerry Sanders）最初曾倔強地認定 " 擁有晶圓廠才是真男人 "。即便張忠謀表示 " 我的生産成本是英特爾一半，品質比它好兩倍 "，也未能說服他代工。
但在這個舊有模式裏，全面落後的 AMD 根本不是英特爾的對手。英特爾 Tick-Tock 模型推出之後，既在産品設計上落後，也在先進制程上落後的 AMD 更是招架無力，一度被擠壓到破産邊緣。
無奈之下，AMD 于 2009 年剝離晶圓廠，放棄 IDM 模式，走向專注設計的道路。2014 年，AMD 迎來華裔女性 CEO 蘇姿豐，她進一步豪賭設計，集中自研全新 Zen 架構，并依托台積電不斷突破的制程技術，全速追趕英特爾。
英特爾因此徹底迎來與全球最頂尖芯片設計公司、最頂尖制造公司雙線作戰的時刻，并一步步被對手逼向深淵。
制造上，2014 年英特爾宣布 14nm 工藝量産再次延期，外界預感到 Tick-Tock 戰略開始失效；台積電則啓動 " 夜鷹計劃 "，集合近 400 位研究人員、24 小時三班輪值，突擊 10nm。
2017 年，英特爾突破 10nm 計劃 " 難産 "，勉強發布的 14nm+ 工藝被恥笑爲 " 擠牙膏 "，運行了十年之久的 Tick-Tock 模型宣布 " 破産 "，台積電則在 2018 年率先實現了 7nm 量産。
設計上，AMD 以處理速度更快、價格不到英特爾一半的 Ryzen 系列 CPU，炸翻業界。
2018 年，台積電 7nm 量産之後，AMD 更下定決心将産能全面轉移給它，英特爾則進一步陷入 IDM 模式的惡性循環：當自家工廠實現不了更先進制程，會阻礙設計創新，而設計落後會讓市場和效益落後，并拖累公司投入繼而更實現不了先進制程。
2020 年 7 月，英特爾再次宣布 7nm 工藝推遲，而台積電生産的 5nm 芯片已經同 iPhone 12 和華爲 Mate 40 一起上市，3nm 芯片也提上日程。
至此，台積電的制造已成爲英特爾 " 永遠追趕不上 " 的夢魇，站在台積電肩膀上起飛的 AMD 也持續華麗逆襲，并在 2022 年 2 月市值首次超越英特爾，如今更以超過 20% 的全球 PC 和服務器市場占有率，高速蠶食着英特爾的未來。
從這個意義上說，英特爾的失敗是模式的失敗，是它試圖以一己之力在設計與制造兩大領域 PK 全球對手的失敗，是什麽都想做最後什麽都沒做好的失敗。
但除了模式，英特爾也還有更大的敗因。
失去未來
帶領英特爾走向巅峰的格魯夫，曾在《隻有偏執狂才能生存》中指出：能夠識别風向、避免沉船，對于一個企業的未來至關重要。
但他之後的英特爾，卻一次次地錯過了未來的 " 風向 "。
2006 年 Mac 世界大會上，出現了科技史上一個經典場面：
身穿半導體淨化服的英特爾 CEO 保羅 · 歐德甯 ( Paul Otellini ) ，将一塊大矽片遞給了史蒂夫 · 喬布斯 ( Steve Jobs ) ，激動表示 " 英特爾準備好了 "。
過去十年，英特爾主導着世界絕大部分個人電腦 CPU 市場，蘋果則是最後一塊未被征服的 " 處女地 "。獲得 " 矽谷偶像 " 喬布斯肯定的歐德甯，爲英特爾争取了巨大勝利。
此後，雙方成爲緊密盟友，但歐德甯赢得了開頭，卻輸到了最後
當第一代 iPhone 産品剛開始醞釀之時，喬布斯曾經親自找到歐德甯，希望英特爾爲蘋果智能手機制造芯片，然而這一次歐德甯卻犯下載入史冊的曆史性大錯。
他認真組織内部專家分析讨論了爲 iPhone 制造芯片的可能，專家們一緻認爲，喬布斯給的訂單價格太低、數量也有限，是不劃算的買賣。
歐德甯聽取了這些專業人士的意見，對喬布斯說了不。
專家們的考慮也是對的。當時的英特爾，已在個人電腦和服務器 X86 芯片市場上，占據着絕對份額，利潤像開足的 " 印鈔機 " 一樣滾滾不斷。
但剛剛興起的移動芯片領域，以智能手機和平闆電腦等設備爲主，性能和功耗更低的 ARM 架構産品就可滿足，英特爾難以做出高附加值，如果重兵投入可能得不償失。
甚至，英特爾還主動出售了生産 ARM 架構産品的 XScale 業務，另外開發了名爲 Atom 的低功耗 x86 芯片，狙擊 ARM 産品進入筆記本電腦市場，進一步捍衛自己在電腦領域的優勢。
簡單說就是，英特爾選擇了集中力量守住電腦市場，而對移動市場缺乏興趣。
一個赢得下一波産業競争的機會，因此被英特爾親自葬送。
最終，蘋果的第一代 iPhone 銷量，就比當初的預估高出 100 多倍。蘋果一家在智能手機上的收入，也在幾年後迅速超過了英特爾。
押錯了未來，不隻讓英特爾丢掉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最大船票，也更讓它把自己作死在了個人電腦持續下滑的冰窟，歐德甯對當初拒絕喬布斯也是腸子都已悔青，稱其爲：
" 職業生涯中最後悔的一件事 "。
但這可能，并非英特爾最慘痛的教訓。
2006 年，依靠 GPU 走勢的英偉達已經開始嶄露改變未來的頭角。
當年，AMD 強勢收購市面上的 GPU" 老二 "ATi，英偉達則立馬推出了 CUDA 架構的 Tesla GPU，其性能之強大堪比運算領域的 " 核武器 "。
大出風頭的英偉達，讓英特爾心生警惕。爲扼住英偉達的進程，英特爾不僅中斷了雙方的集成顯卡合作，推出通用中央處理器 ( GPCPU ) ，且宣布了一項重大決定：啓動 Larrabee 項目。
這一項目據說投入高達數十億美元，是英特爾對 GPU 技術高峰的一次罕見沖鋒。其領軍者，正是領導了 80486 處理器等王牌産品的英特爾首任 CTO、現任 CEO 帕特 · 基辛格。
但急躁的英特爾，在産品研發遇到挫折無法如期落地時，同樣因爲受不了這種投入仿佛是黑洞，而且即便成功也看不到太大前景的 " 不劃算 "，堅決地 " 砍掉 " 了項目。
甚至，還将強硬堅持項目的基辛格踢出公司。
砍掉 Larrabee 項目之後，英特爾也一度擁有反擊的機會：曾決定效仿 AMD 買下英偉達。
但這個改變命運的機會，英特爾再次錯過了。
當時，英偉達的市值才區區百億美元左右，收購英偉達，對英特爾來說，價格不是問題，但據說公司管理層卻對 " 該給黃仁勳什麽職位 " 争執不下，無法達成共識，收購最終不了了之。
如今，重新回歸英特爾掌舵的基辛格，依然時不時就對過往耿耿于懷，" 當我被趕出英特爾時，他們扼殺了這個将改變人工智能格局的項目。"
面對市值突破兩萬億美元的英偉達，基辛格也依然不服，甚至認爲：" 英偉達在人工智能行業的成功純屬偶然 "，黃仁勳則是 " 極度幸運 "。
但曾在 Larrabee 項目呆過的英偉達高管 Bryan Catanzaro，并不同意基辛格的說法。在他看來：" 英偉達的統治地位并不是來自運氣。它來自願景和執行力，這正是英特爾所缺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