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董可馨
編輯 | 祖曉謙
" 内卷 "" 躺平 ""996"" 牛馬 "" 内耗 "" 佛系 "，如今人們張口言談，這些流行詞信手拈來。它們進入社會的集體意識，說明一種疲憊感正在人群中蔓延。
具體可感的事在新聞報道裏比比皆是—— 30 多歲被辭退的大廠前員工還背着沉重的房貸，連續加班多日的年輕人猝死，小區邊外賣員給保安下跪，趕路人因被扣押電動車而激動着急，上班族在路邊崩潰大哭，員工因爲在微信裏不夠及時回複而被開除。
不少人活得很緊繃、很累，充滿壓力，随時 " 破碎 "；在不停工作的螺旋裏，想卷卷不動，想停沒法停，想逃逃不掉，持續地損耗。
不停工作，人會持續地損耗 /《浪漫的體制》劇照
在高歌猛進的年代，中國人樂于以 " 勤勞的民族 " 自傲，現在，拼命工作不再被當作理所當然的美德，鼓勵拼搏的企業老闆在輿論裏不受歡迎，更多人想聽到的是：你的确不好過，今天按時下班，可以休息的，慢一點也無妨。
改變正在顯而易見地發生，人們不再那麽相信延遲滿足，不再願意爲了營造表面和諧的人際氛圍而委屈自己，不再那麽樂觀地大手筆花錢，因擔憂滑落而努力更甚于對勤勞緻富的期盼。
與此相關，被稱爲 " 低能量 " 的身心俱疲症狀，也是很多人正共同經曆的，當下的現實。有網友形象地描述了那種狀态：我的身體，就像我那隻剩下半格電的手機。
超長工作時間
感到疲憊是正常的，如果看平均工作時長，中國勞動者的已經高得驚人。
國家統計局給出以下數據：2024 年上半年，中國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時長是 48.6 小時，與 2023 年的 49 小時基本相當，高于《勞動法》所規定的 " 周工作時長不應超過 44 小時 "。
橫向比較，2023 年中國的年平均工時（2450 小時）超過了 35 個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值，超過其中工作時長最長的墨西哥（2207 小時），也超過以勤懇敬業、超長負荷著名的亞洲國家日本（1611 小時）、韓國（1872 小時），更是德國（1343 小時）的近兩倍。
縱向去看，往前數 8 年，中國人的平均工作時長一直在增長，從 2015 年的 45.5 小時增加到 2020 年的 47 小時，到如今逼近 49 小時。
這意味着，今天的勞動者比 2020 年每年多工作 13 天，比 2015 年每年多工作 22.75 天。
2023 年全球人均年實際工作時間 / 圖源：智谷趨勢
這還不是事情的全貌。
這些年來，大量工作發生了變化，勞動者的工作處境零工化、互聯網化，數據不能完整反映工作和日常生活已經難以清晰切割的現實。
一方面，龐大的靈活就業人員，如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個體戶從業者，據南風窗的采訪調查，日工作時間普遍長達 10 小時以上，一周難以保證隻工作五天，很多人一個月隻休一兩天，甚至全年無休。
靈活就業下，人們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找工作，如果把找工作也算進工作時長裏，那如今人的私人生活時間已經少得可憐。
另一方面，線上工作普及，無遠弗屆的網絡将人們 24 小時地連接在一起，工作滲透到個人生活領域。下班時間回複微信、照常工作已經是相當多勞動者的常态，老師、中介、互聯網從業者，各種需要在微信群裏對接和完成工作的人深受其苦。
工作滲透到個人生活領域，會讓人十分疲憊 /《我的解放日志》截圖
在互聯網培養的工作習慣下，全天候開機，随時待命，已是默認的工作倫理，不及時回複微信，被老闆視爲不可忍受。而這種随時随地保持連接、不停回複消息的工作方式，非常消耗人的注意力和精力。
有工作的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很長，難以得到休息，個人的回報率卻并沒有顯著提高，與此同時，許多人想工作卻找不到工作。
按照現在國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成本，一個三口之家的家庭，隻有一人工作難以承擔家庭的負擔，需要夫妻雙方都參加工作才能負擔房貸和日常開支，中國女性的高工作參與率也與這一背景有關。一旦不工作，由于相應的社會兜底機制不完善，個人和家庭很可能陷入無以爲繼的局面。所以很多人哪怕在自己的工作單位過得并不如意，也不敢貿然離開原有的工作和生活環境。
工作是現代勞動者生存立足的基礎，一個不工作的人，不僅是沒有工作的人，他沒有生活來源，脫離社會組織，是國家所擔憂的遊離于秩序之外的、具有反社會可能性的邊緣人。這意味着，工作所附加的意義遠不止是掙一份或多或少的工資，它還和一個人的人生成敗、道德好壞緊密關聯。
對現代工作者來說，工作所附加的意義遠遠不止于一份工資 /《裝腔啓示錄》劇照
在過去，人們認爲自己的攀升和成功是個人奮鬥的結果，相信努力有用，它内化爲包括 " 小鎮做題家 " 們在内的不斷自我鞭策的信念、習慣和行爲模式。這種内在壓力，可以幫助人們建立自信、獲得力量感，但也會使人們在不好的時候極力地苛求自己。在增長有限、不确定性加劇的時候，爲了保持原有位置和保住原有生活水平的努力，讓人把更多精力用于防禦和回避。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王芳曾在接受南風窗采訪時分析：" 防禦和回避并不指向希望和期待，不是讓美好的事情發生，而隻是不讓糟糕的事情發生，所以即便防禦成功了，也不會帶來多少喜悅，隻是如釋重負的安全感而已。"
在這種心理機制下，持續努力的人像個陀螺一樣不停打轉，身心俱疲。
爲什麽這麽多
" 無意義工作 "
人是由希望和目标支撐的，低能量不隻是累，它意味着消耗。消耗與虛無共生，這就是好像沒做什麽就感到乏力倦怠，仿佛失去行動的力氣的原因。
大衛 · 格雷伯 2018 年寫作《毫無意義的工作》，翻譯引進國内後大受歡迎，"bullshit job" 像嘴替一樣說中了許多勞動者的痛苦。雖然他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具體國情與中國不同，但不乏共通性。
他的研究認爲，充斥在社會中的無意義工作多達四成，以顧問、公關人士、企業律師、人力資源部門員工、大學行政管理人員等多種白領工作爲主。在他所舉的例子裏，這些工作因爲層級的官僚體制、形式主義而産生，是流程性的工作，它們不産生價值，反而讓本可以快速結束的任務拖慢了。
《人生切割術》劇照
在中國，還有某些無意義工作甚至不該是工作，它是由于企業領導者個人的權力蠻橫而産生的，要求員工爲自己承擔超出工作範圍的私人事務和家庭事務。
這種無意義工作有兩個特點，一是它與社會評價脫節，甚至相反。很多高學曆人才拼命擠進去的工作崗位，屬于無意義工作；而被很多人看不起的保潔、快遞員等低收入工作，卻是維持社會運轉所必要的。
二是，由于它與自我的工作感受密切相關，所以它随着社會認知的改變而改變。比如，常見的論調是，上一輩人比今天辛苦多了，但是他們仍然幹勁十足，今天的年輕人生活富足，卻脆弱懶惰。
一種理解思路是，在生産型社會下的人，雖然走不出工廠，但沒有如今如此嚴重的對工作意義的需求，因爲他們的工作和生活被一股腦地組織起來，它囊括了單位裏不變的人際，連帶着醫院、學校、小市場的一整套社會福利和生活場景。換句話說，工作及其附帶物，規定了人的生存方式，讓其中的人對自己工作的不滿和反抗更少。
這種生存方式連帶的思維習慣延續下來，體現在今天我們的社會中，依然有很多人認爲從事生産的和實體的工作才是有價值的，而大量的服務業、流通性工作，是虛的，沒有價值。
在我們的社會中，很多人依舊認爲大量的服務業、流通性工作是沒有價值的 / 南風窗記者 施澤科 攝
但要緊的事實是，如今生産性工作所占比重越來越低，并且可被替代，許多工作本身正在支離破碎、岌岌可危。各種工作被集成爲各大平台下的不同工種。個人越來越需要依附于平台而生，海量的人從事數據标注師職業。
即使不爲平台打工，人們也 " 免費 " 或 " 低價 " 享有了互聯網提供的許多産品和基礎設施。雖然能夠被連接到全國性乃至全球性的市場中，從而獲得改變命運的機會，但同時，更多人的生活事實上更爲被動了。他們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活，無法體驗到完整的工作過程及其産出。
一位小紅書前工程師在采訪中透露平台是如何利用創作者焦慮來刺激産出的，" 剛來的小白多推，大流量壓一壓 "。他看到某些膨脹的創作者，會覺得不像人了，但在他眼裏，" 你是做出來了一些東西，但是平台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 "。
在平台和更大的力量面前，個人的命運幾乎是可以被随心所欲地更改并毀掉的。
一個悖論是，龐大高效的市場，得益于分工的精細和完備，越是在大企業，越是會從事某段工作的一種分工，而這種分工極大地限定了一個人能力發展的方向和限度。在大企業裏拿着一份體面工資的人所熟練掌握的技能，隻是适用于企業内部的某個場景和某種分工，在換一家公司之後，就不見得再适用。
如大衛 · 格雷伯所說的，一方面，" 我們将整個社會的文明搭建在了工作之上，甚至都不是搭建在‘有成效的工作’上，而是讓工作本身成了我們的目标和一切意義之所在 "，但是另一方面，在現實中，勞動者越是忠誠，自己的通用性就越低，所面臨的風險就越大。
《未生》劇照
當行業共同體被打碎，企業老闆對員工的要求，更多的是對自己個人的忠誠，而非對于專業性和職業要求的忠誠。
在一個被認爲是充分市場化的環境中，企業和個人之間的關系并非如同保護者與被保護者那般，充滿溫情與庇護。發展得最好的大企業，首先帶頭 35 歲裁員，合同兩年一簽，個人和企業的關系隻是純粹的利益交換。好的企業能夠給得多一點，糟糕的老闆沒有能力和意願去給員工足夠的物質和精神支持，但學會了動辄裁員，視員工爲耗材。
對于如今的勞動者，他們雖然表面上現實地接受了自己隻是拿錢打工的定位，但是這一代人是對自我關注最爲旺盛，對意義需求最爲強烈的一代，從内心裏，他們渴望自己的人生愉悅、舒适、不斷成長，自我實現，能夠保持人格完整，體驗意義感，有審美能力。
這也就對他們的工作提出了相應的要求，但是無法滿足的工作現狀，讓勞動者們的認知沖突非常嚴重。
隻剩工作
如果說大衛 · 格雷伯對無意義工作給人的消耗的關注點，在于工作本身的 "bullshit"（所以有些工作就不該存在），那麽批評和反駁的他的人，則着眼于小環境裏的工作關系。
劍橋大學和伯明翰大學的三位教授，重新審視了 " 狗屁工作理論 "，在調查基礎上，他們認爲大衛 · 格雷伯是錯的。
在反駁文章《異化不是狗屁》中，他們認爲，異化仍然是造成工作無意義的主要原因，但是異化主要是指一個人的工作環境是否尊重勞動者，能否給他成長的空間，勞動者能否控制自己的工作過程，他們的工作能力是否被承認和發展。
大衛 · 格雷伯認爲有些工作無意義，是因爲工作本身沒有社會價值，從而有害于勞動者的身心。但在三位教授看來，重要的不是工作本身是否有價值，而是勞動者所處的社會關系是否健康。
有觀點認爲，勞動者所處的社會關系也與工作本身的價值相關聯 /《年會不能停》劇照
如果管理者忽視勞動者的價值需求，并把這視作理所當然，不公平地對待勞動者，推翻他們的意見，不給他們支持，把勞動者置于物理和情感傷害中，工作就會變得沒有意義。
一些調查者統計發現，決定一個人是否跳槽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他和上級的關系以及公司的人際環境。公司的人際關系決定着一個人的工作感受，人們在職場的消耗，主要來源于和同事、上級、甲方之間的種種不愉快。這多少呼應了幾位教授的結論。
不過，與其說這一點推翻了 " 狗屁工作理論 "，不如說他們一起構成了複雜現實的不同面相。
小環境裏人際關系的扭曲對人的消耗，之所以會成爲一個愈發嚴重的問題，也是因爲工作膨脹爲了一個巨無霸，無止盡、無克制地占據勞動者的時間，蠻橫地自居于人生事項的優先級。
至于私人安排，人們得在工作間隙抽空去結婚、抽空參加親人葬禮、抽空陪伴家人。這種霸道的工作關系高度排他，擠壓私人關系的空間，使人不自覺但無所謂地 " 斷親 "，以至于一個人的世界裏能夠支撐他的幾乎隻剩工作。
當他不工作之後，簡直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麽。或許先旅遊一圈，然後就陷入不知所措的巨大茫然之中。
個人空間被工作過度擠壓後，工作外的個人生活開始變得迷茫 /《未生》劇照
許多人不敢貿然辭職，正是出于這種恐懼。失去工作，他将失去一切，生活中鮮有别的支點，很少其他依靠，難尋可以獲得支持的地方。而在失去工作後要去做的所有旅行、體驗、重啓，都要通過花錢，以一個消費者的身份才能短暫進入。如果沒有購買能力，一個人連去曠野的信心和機會都沒有了。
和其他人際關系的斷離，使人陷入人際的孤獨，但這并不是終點，延伸下去，它的極緻是自己對自己的孤立。
美劇《人生切割術》演繹了勞動者功能化使用自己的極端情景。未來的企業爲了更高效，研發了一種腦部切割術，一個人可以在保留常識的情況下，在工作區域和生活區域進行記憶切割。這樣，他在工作場所就隻使用工作人格，在私人生活中的種種煩惱、不滿都将被留在公司之外，不會影響和幹預工作人格的工作。
這種技術的應用，從工作場所蔓延到生活場景，不隻是一個不願承擔工作之苦的人，通過記憶切割，把工作之苦都留給工作人格；一個不願承受生孩子之痛的女性，通過切割，也可以将生孩子的任務丢給隻有生孩子記憶的人格。一個人被過度功能化和工具化使用的結果，将是自己對自己的奴役，這或許是異化的最高境界。
這實在是一部現代驚悚片，讓我們看到過度功能化地使用自己可以達到何其恐怖的程度。
《人生切割術》劇照
對自我的工具化、功能化使用，提高了效率的極限，但是同時，作爲硬币的另一面，一個人成爲自己意義的來源、動力的提供者、成果的享受者，最後，他隻剩下自己。
在大踏步現代化之後，人們終将意識到，它除了帶來高效和進步，還帶來了個人如浮萍一般的生存處境。
回頭去看，那些以保守和妨礙進步面目出現的力量，如社會學家齊格蒙 · 鮑曼所說的 " 工匠對傳統權利的捍衛，以及工業化前窮人表現出的對合理、高效的機械化工作體制的抵制，都被視爲自然放置的障礙之一，意圖延緩人類的進步 "，但他們也隻是在保護自己的權益，保護自己人性的尊嚴和人格的完整。
如果說我們在過勞和普遍疲憊的現狀下，能夠得到什麽啓發的話，那麽依然是，我們處在相互牽絆的關系之中，個人的健全生活，有賴于複雜性的支撐，越孤獨、越脆弱。而人類事務的複雜性，則要求共同的行動。正是共同的行動，會掃除脆弱和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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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于《南風窗》雜志第 2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