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值曾達 470 億美元的辦公室共享公司 WeWork，于 11 月 6 日向美國新澤西聯邦法院提交破産保護申請。這間昔日萬衆矚目的 " 獨角獸 " 公司上市僅一年多，到 6 日停牌前，市值竟已蒸發逾 9 成，降至大約 4400 萬美元。
事實上，WeWork 能在 10 年之内變成超級獨角獸，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它的創始人亞當 · 諾依曼（AdamNeumann），而如今它的轟然倒塌也是因爲他。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位充滿 " 巧舌如簧 " 的美國猶太裔商人有着信馬由缰的野心，他和 WeWork 的興衰史更像是一個寓言，而不是一個商業故事。
諾依曼出生于 1979 年 4 月 25 日，從小在以色列基布茲長大，父母在他 7 歲時就離婚了，因此早年他跟着母親輾轉于不同的家庭。據報道，到他 22 歲時，他已經在 13 個不同的家庭居住過。
中學畢業後，諾依曼爲色列海軍服役近 5 年，他稱：" 我就是在那裏認識了很多最好的朋友。"
2001 年，他來到美國，并跟着他的姐姐 AdiNeumann ——一名模特一起住在翠貝卡街。
次年 1 月，他進入紐約市立大學 - 巴魯克學院就讀。在 2017 年的畢業典禮上，諾依曼說，他初到紐約時，最常幹的事情就是去俱樂部 " 勾搭這座城市的每一個女孩 "。
沒錯，諾依曼在入學 15 年後才畢業。即便隻差 4 個學分，他還是等不及要退學，爲的是能将全部精力投入創業中。
大學期間，諾依曼先是嘗試了可折疊高跟鞋的創業想法，但失敗了。後來，他又說服巴魯克的一位營銷學教授，與他一起飛到中國，定制一款帶護膝的嬰兒褲子，并由此創立了 "Krawlers"（由 knees 膝蓋和 crawling 爬行組成）公司，這也是他退學的直接原因。可惜褲子最終樣品很糟糕。2006 年，諾依曼将 "Krawlers" 公司發展成爲一家名爲 "EggBaby" 的嬰兒服裝公司，其童裝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的百貨商店銷售。
關于 WeWork 的概念，諾依曼早在大學期間就提出過類似的想法—— "conceptliving"，即對公寓租賃進行集體改造，但這就好像宿舍，隻不過提供服務的對象不是學生。當時創業比賽的教授還稱，他無法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來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
然而，事實證明，諾依曼憑借着出色的口才，最終說服了很多人，甚至是最聰明的投資者。
2008 年，諾依曼和朋友米格爾 · 麥克凱爾維（MiguelMcKelvey）提出将空置辦公空間出租給其他公司的想法，并由此合作創立 GreenDesk，即 WeWork 的前身，一家自稱是專注于可持續發展共享工作空間的公司。後來，二人出售了他們在 GreenDesk 的股份，并利用這筆資金及以 33% 股份換取房地産開發商人 JoelSchreiber 的 1500 萬美元注資，在 2010 年創立 WeWork。
諾依曼表示，他希望通過 WeWork 複制他在以色列社區中感受到的親密和團體性，而西方世界正好缺乏這種感覺。有媒體曾如此描述：" 他能俘獲從潛在投資者到記者的忠誠，然後在全球範圍内向對方兜售其 " 資本主義基布茲（以色列老家）" 的願景。
當時矽谷鼓吹閃電式擴張，而全球投資者生怕錯過下一個亞馬遜、臉書或谷歌。加上 WeWork 模糊了工作和個人生活之間的界限，在工作空間增添了一些娛樂性，如提供免費啤酒、桌球台、擲飛标等遊戲，使其更像是一場通過科技突破和推翻傳統辦公室的吸金運動，而不隻是一家普通企業。
于是在短短十年間，這位經常高談闊論的企業家、辦公室派對上的焦點人物，憑借着外界所形容的 " 不俗的商業頭腦 " 和 " 非凡的個人魅力 "，迅速讓 WeWork 成了全美擴展最快的初創辦公空間承租商。
2017 年，該公司在寸金尺土的紐約第五大道拿下原本屬于奢侈品連鎖百貨公司羅德與泰勒（Lord&Taylor）的店面；翌年又以 4 億美元收購聯合辦公空間運營商 " 裸心社 "（nakedHub）。之後吸引摩根大通、高盛、軟銀等大企業投資，将公司市值一度提升至 470 億美元，從而将版圖擴大到世界各地。
期間，被諾依曼拉進這場 " 危險遊戲 " 最重要的參與者莫過于孫正義。
諾依曼和孫正義結識于 2016 年，當時他們跟印度總理莫迪一起參加了一場初創企業傑出人物的聚會，并在之後成爲親密無間的朋友。2017 年，在孫正義趕着去與剛剛當選總統的特朗普間隙，諾依曼帶着孫正義在 WeWork 總部周圍逛 12 分鍾，就成功把他拉入局。
WeWork 的一位前高管曾表示：" 有個家夥跟亞當才見面 10 分鍾就給他簽了一張 44 億美元的支票，這簡直太瘋狂了。而且那人還不告訴他說，‘我需要你成爲這座首都最謹慎的管家。’就好像在說，‘我需要你更快、更大、更多，更瘋狂’。" 那個 " 家夥 " 正是孫正義。
據中國基金報報道，孫正義的軟銀集團是其最大的投資者，投資總額超過 106.5 億美元。孫正義曾經希望 WeWork 是他的下一個阿裏巴巴，而現在 WeWork 成了他投資生涯最慘痛的失敗。爲此，他還曾不得不公開道歉稱，自己這筆投資是 " 愚蠢的 "。
如今不少分析指出新冠疫情和利率上升是 WeWork 崩塌的主要原因，但其實諾依曼早已種下衰落的種子。
諾依曼在公司内不同常人的行徑與其說是不拘小節，不如說已經是足以成爲傳奇的怪癖，比如他會光着腳在辦公室走來走去、慫恿員工在工作當中喝他最愛的龍舌蘭酒和抽大麻。其次，他被指控曾單方面禁止員工用葷食報銷帳單、以接近零利率的條件向公司貸款買樓，再打包回租給 WeWork。在 WeWork 還在持續虧損、盈利無門的時候，他個人每個月地成了旱澇保收的收租公。
不僅如此，諾依曼甚至有中飽私囊的情況，比如擅自挪用公司 6000 萬美金，購買自己代步用的私人飛機、豪宅和各種私人娛樂；因爲自己個人的沖浪喜好，動用公司資金投資與公司業務無關的造浪器廠商。
2019 年，WeWork 決定将公司法定名稱更改自 WeCompany，然而這個商标的所有權卻是在諾依曼手中，WeWork 還得花 590 萬美元從他手中取得商标授權。
最重要的一點是，WeWork 的商業模式本就不可能持續發展下去。投資者在黃金地段購買大量長期租賃的辦公空間，卻希望能找到足夠多的短期租戶，來支付自己的成本和利潤。直白地說，這就是個 " 騙局 "。
從始至終，WeWork 的核心業務其實簡單不過，就是租下空間、重新隔間，然後分租出去。這些隔間充其量說的确帶點時尚感、服務也具彈性、還會定期舉辦暢飲時段或其他活動，但本質還是地産出租。
然而，諾依曼一直極力否認 WeWork 是一家房地産租賃公司，堅稱他們是一家高科技創新企業、是個社交網絡平台、是個社群及緻力重塑社會的組織。他甚至将公司的發展軌迹和亞馬遜相提并論，并說：" 隻不過我們的市場更大、成長更快。"
這層諾依曼拉起的面紗直到 WeWork 于 2019 年首次公開募股 ( IPO ) 時才被揭開。最終，作爲最大的投資者，軟銀因在 WeWork 交易中損失嚴重，不得不花 17 億美元清除他們眼中的 " 毒瘤 " ——諾依曼，讓他轉讓控制權并退出董事會。
WeWork 的破産無疑是一個警世的故事。過去十多年來的低利率時期刺激了對初創企業的大量投資，極低的利率意味着你可以廉價地借錢用來擴張，但也因此使得許多人能夠從中窺觎到可乘之機，渾水摸魚。
如今，WeWork 神話告終，而 " 花衣魔笛手 " 諾依曼早已全身而退，并還在繼續前進。離開 WeWork 後，諾依曼獲得了著名創投 a16z 公司（AndreessenHorowitz）的 3.5 億美元，投資到他的新項目 Flow。這家公司聲稱已在大都市建立了 3000 套住房的投資組合，承諾通過營造社區感和幫助租戶建立房屋資産，以解決租樓市場的不公平問題。據悉，現在該項目估值達 10 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