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2023年度諾貝爾獎的最後一個獎項——經濟學獎最終揭曉，來自哈佛大學經濟系的克勞迪娅·戈爾丁教授摘得桂冠，以表彰她"增進了我們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結果的理解"。
華楠直播間118期《解讀2023諾貝爾經濟學獎》邀請上海财經大學副教授梁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員本力在線探讨。
在直播中，二位嘉賓分析了克勞迪娅·戈爾丁獲得2023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由，他們都認爲戈爾丁是性别與勞動力經濟學領域的先驅，她的研究具有開創性和先進性。
戈爾丁認爲，由于家庭裏面對于家務分配的不平等，照顧孩子時間的不平等最後導緻了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也會有系統性的差異，所以女性難以實現事業家庭"雙豐收"。
【附上本期直播時間軸，幫你快速跳轉感興趣的部分】
08:27 克勞迪娅·戈爾丁是勞動經濟學尤其是女性議題的先驅
17:13 未來女性經濟學家更容易獲得諾貝爾獎
19:20 勞動經濟學領域有更多機會沖擊諾貝爾獎
22:00 家庭研究在對于經濟學家來說是一個黑箱
27:37 解讀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率的"U形曲線"
38:05 生育是女性面臨的第一大抉擇
55:31 經濟學領域的神雕俠侶夫妻們
關于克勞迪娅·戈爾丁：
1946年出生于美國紐約，1972年獲得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先後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的助理教授，賓夕法尼亞大學副教授、教授，并于1990年加入到哈佛大學，成爲哈佛大學經濟系的首位女性終身教授。
圖片來源：諾獎官網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獎邏輯
華楠：爲什麽克勞迪娅·戈爾丁獲得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本力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員：今年諾獎一出，很多人關注兩個關鍵詞：第一個勞動經濟學，還有一個是性别。但我們可能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克勞迪娅·戈爾丁是經濟史研究出身的。所以有朋友問我，預測今年誰會得獎，我給出了第一個可能性，要頒給一個經濟史學家。我想這個預測還算是蒙對了一半。
第二個可能性預測是頒發給不平等方面。這個不平等在性别上是最直接的，也算是又對了一半。
第三個可能性預測是要頒發給非常重要和稀少的群體，那就是女性經濟學家。
如果按照這三個可能性預測，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非克勞迪娅·戈爾丁莫屬。
當然經濟學領域是有排名的，按照論文的角度，比如RePEc/IDEAS，她的丈夫勞倫斯·卡茨是六十多名，其他女性經濟學家裏邊最高的有二十多名，克勞迪娅·戈爾丁是排在兩百多名，但諾貝爾獎不是按照這個排名。
在諾獎曆史當中，經濟史學家獲獎的隻有兩位，一位是羅伯特·福格爾，另一位是道格拉斯·諾斯。他們在1993年共同分享了該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所以克勞迪娅·戈爾丁應該說是第三位經濟史學家獲獎，更是經濟史學家在諾貝爾獎曆史上的第二次獲獎。
克勞迪娅·戈爾丁與導師福格爾的研究一脈相承
羅伯特·福格爾正是克勞迪娅·戈爾丁的恩師，她的博士論文《美國南方的城市奴隸制1820-1860：一部量化的曆史》也與羅伯特·福格爾的研究一脈相承。
羅伯特·福格爾對奴隸制生産效率的經濟史研究是很令人震驚的，他發現美國南北戰争之前，南方奴隸制農業比北方家庭農場的生産效率高出35%。而且黑奴并非傳統觀念認爲的那樣懶散、無能和低效，平均意義上，黑奴比自由的白人農業工人更加勤奮和高效。
但福格爾的研究是中立的，是符合科學精神的。他認爲評價經濟制度的标準不僅是效率，也包括了道德。奴隸制被終結，不是因爲它的體系不能有效率地運作，而是由于在道德上不被接受，所以人們要求從政治上消除這種不道德的體制。
他的研究成果當時遭到很多人的攻擊。在這種情況下，他進一步的解釋，本質上是人類的倫理、道德上要實現一種進步性。現在進步性成爲了社會主流，很多諾獎也頒給這種進步性。
今年克勞迪娅·戈爾丁關于性别差異的不平等問題的研究，延續了他老師的思路，隻是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相反的方向，其實内在結構完全一緻。他們都主張社會進步，在經濟效率提高的同時反對歧視，讓社會更加關注弱勢群體，更注重對家庭層面上的照料。
克勞迪娅·戈爾丁是勞動經濟學尤其是女性議題的先驅
梁捷 上海财經大學副教授：這麽多年諾獎委員會經常跟大家開玩笑，很少有人能準确預測獲獎情況。但我理解諾貝爾獎委員會發獎的時候，有兩個基本的原則。
第一個要頒發給發明原創性理論工具的人，就是經濟學教科書中看到的用發明人的名字來命名的某某某定理，某某某公理，這樣的學者很有可能會獲得諾貝爾獎。
第二種是頒發給那些開創了某一個全新的領域的經濟學家。比如行爲經濟學，或者是從來沒有頒發過獎項的領域。今年的克勞迪娅·戈爾丁屬于第二種類型。
女性經濟學或者是勞動經濟學裏面的女性議題是一個很龐大的領域，從事這個領域研究的學者很多。勞動經濟學圈外的人可能不知道，在圈内這其實是經濟學裏面的一個顯學。在圈外大家會覺得宏觀經濟學很熱，大家很關心，但其實圈内真正研究宏觀經濟學并把它做好的人很少，但勞動經濟學研究它的人非常多。
克勞迪娅·戈爾丁研究勞動經濟學，尤其關注女性議題，她是這個領域的先驅。她是哈佛大學第一位經濟系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教授，哈佛大學之前一共聘用過五位女性經濟學家，但是沒有一位給她終身教職。所以克勞迪娅·戈爾丁是一個标志性的人物，她作爲一個女性經濟學家在世界上最好的經濟系拿到終身教職，給了後人很大的激勵，很多人是在她的激勵下投身于經濟學研究。直到現在，女性經濟學家在整個經濟學家群體當中，已經占到不可忽視的比例了。所以今年諾貝爾獎委員會把這個獎授予她，名至實歸。
諾貝爾獎鼓勵有創新、有争議的領域變成主流
華楠：諾貝爾經濟學獎花落性别與勞動力經濟學領域，體現出了諾貝爾獎的何種考慮？會是未來幾年經濟發展的一個重點方向嗎？
本力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員：這裏面有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方面要看到問題的延續性、經典性。她非常重視人力資本理論，在《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書中，她提到加裏•貝克爾将經濟學應用到結婚、離婚、生育和時間分配等家庭的各個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家庭經濟學，這是一門經濟學的子學科。其實，勞動經濟學也是經濟學的子學科。但這兩個子學科很大程度上都跟人力資本理論相關。在我看來，上個世紀，以諾獎得主舒爾茨、貝克爾爲帶代表的人力資本理論的突破，相當于經濟思想史的一次"哥白尼革命"。
克勞迪娅·戈爾丁認爲，家庭的重要性背後是人的重要性。人作爲社會創新的來源，作爲所有的産業的基礎，作爲發展的最基本的動力。她的《教育和技術的競賽》一書就專門講技術和教育之間的關系。
她提到100年前，當美國經濟從農業向工業轉型之時，全社會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高中運動"，從1930年到1950年，将高中畢業生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從60%提高到了85%以上，這個過程中美國産生了強大的科技能力以及創新能力
最近，著名經濟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劉遵義教授提出一個政策建議，就是把義務教育從九年制拓展到十二年制。這樣一方面便于人才儲備，爲國家的發展奠定好了人力資本基礎。同時短期可以拉動内需，改變市場預期以及緩解就業壓力等。
以上，是克勞迪娅·戈爾丁貢獻的"來龍"。關于這次諾獎的前瞻性"去脈"，諾貝爾獎很重要的一個作用，就是把一些并不是最主流，屬于相對創新、有争議的領域逐步的變成主流。克勞迪娅·戈爾丁獲得諾獎其實就是一個标志，她被主流完全認同了。這樣會讓更多原來抱有忐忑之心，認爲該研究領域有巨大風險的人，進入到這些學科裏。
女性經濟學家未來獲得諾獎的機會在增加
女性在問題研究上是有特殊優勢的。各個學科的女性學者，往往是先從情感角度敏銳的覺察到一些經濟、社會問題，尤其是在一些傳統經濟學面對的可能比較乏力的一些領域，她們往往會有更多貢獻。
在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看來，道德是自下而上的經驗之産物，市場經濟也是自下而上的經驗之産物。它更像是一個自然狀态，也就更強調在這過程中的同理心。在人與人相互認同的過程中，來自情感的同理心要比共通的利益感更爲準确，也更爲公正。
因此，共情能力和同理心本身也會形成經濟判斷和決策的優勢，也就是當下人們常說的"情緒價值"。同理心和市場機制本身是一個有機的結合，也是一種趨勢，而女性具有先天的優勢。
可以預言，未來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女性經濟學家獲得諾獎。
勞動經濟學領域有更多機會沖擊諾貝爾獎
梁捷 上海财經大學副教授：克勞迪娅·戈爾丁身上有包含了非常多的标簽，經濟史，女性勞動參與率，性别工資差異等等，絕對是勞動經濟學方面的一個非常有成就的大家。
勞動經濟學包含了非常多的方面，而且都是和我們日常生活相關的。比如大家關心的教育問題、養老問題、醫療問題、不平等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其實都可以被勞動經濟學覆蓋，未來在勞動經濟學裏面還有很多可以繼續給諾貝爾獎的空間和餘地。
克勞迪娅·戈爾丁身上繼承了很多前輩的重要的思想，她是芝加哥大學畢業的，加裏•貝克爾是芝加哥學派著名的經濟學家，也是克勞迪娅·戈爾丁的老師之一，她的很多思想從是從加裏•貝克爾來的。
她最開始的經濟學研究，主要跟羅伯特·福格爾合作，所以她身上也有經濟史訓練的基礎。而她本身又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勞動經濟學家，在80年代電腦還沒有普及的時候，想要完成計量的工作是非常困難的，爲了搜集各種數據，你要從檔案、史料裏面去搜集，投入的心血是不可想象，所以克勞迪娅·戈爾丁見證着勞動經濟學從不成熟到成熟，從一個很邊緣的學科逐漸成長起來的學科。要知道1989年之前，哈佛大學經濟系竟然還沒有一門關于女性的經濟學的課程，在今天這是不可想象的。
家庭研究在對于經濟學家來說是一個黑箱
克勞迪娅·戈爾丁關注100年前的女性與50年前、20年前的女性之間的區别，她也關心整個學科會發生什麽樣的變化。她也嘗試讨論今天經濟學裏面仍然熱門的性别歧視問題，她觀察到現在女性的平均的工資還是明顯的比男性低。同樣在醫院裏面，男性就可以當醫生，女性就隻能當護士。
克勞迪娅·戈爾丁發現最核心的因素是家庭，女性需要更多的照顧家庭、孩子、做家務，男性往往可以撒手不管。所以女性在考慮自己找工作的時候她總是有負擔，要考慮怎麽做家務或者是有一些工作要求你996，但是女性要照顧孩子就沒有辦法996，所以就沒有辦法去追求那些工資更高，但是對時間要求也更高的工作。所以這些看不到約束，對于男性來說這些根本不是問題，但是對女性來說，這些全部都是包袱。
克勞迪娅·戈爾丁的《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書中寫到，正是由于家庭裏面對于家務的分配的不平等，照顧孩子時間的不平等最後導緻了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也會有系統性的差異。這個差異比男性和女性在職場上的差異還要來的重要，至少在2000年以後的美國是這樣。所以我覺得她的這些觀察和洞見都給人很大的啓發。
家庭研究對于經濟學家來說就是一個黑箱，因爲數據不可得。比如說你上班有多少時間是打卡記錄的，但是在家裏做了多少家務，陪孩子玩了多長時間，有沒有認真監督孩子做作業，這些都沒有記錄，也沒有人給你發工資。所以對于女性來說，這個家務勞動它不計入GDP，又沒有系統性的數據來研究，而且不同的家庭産差異很大，因此那些不可控制的，不可觀察的因素，經濟學家就很少去重點研究。但克勞迪娅·戈爾丁知道對于女性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她就是要把這個黑箱打開，讓大家一起來關注這個被忽視的家庭問題。
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率的"U形曲線"
華楠：過去200年裏，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的趨勢并沒有上升，而是形成了一個U形曲線，爲什麽？跟什麽因素有關？
梁捷 上海财經大學副教授：克勞迪娅·戈爾丁在女性參與勞動的問題上有很深的洞察。首先她讓我們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像非洲、印度或者一些比較落後貧困的地區，它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是很高的。
所謂的勞動參與率，就是女性需要幹活，你不能呆在家裏面。所以我們可以想象，在一個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的時候，女性是沒有特權的，女性和男性一樣都要幹活。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女性參與率是勞動參與率是很高，但這并不表示女性地位很高，是因爲這個社會實在太窮了，女性也得幹活。
但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出現了家庭婦女，就是可以存在勞動分工，男性在外面打工，女性在家裏做家務。那些女性能夠回歸家庭的社會，已經不是最窮的最落後的社會了，它必須要整個社會的平均收入要達到一定水平，才能支持女性待在家裏面料理家務。
所以在曲線上我們就可以看到，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其實在下降，相當多的女性不用再到地裏幹活，不用累死累活了，好像可以輕松一點。但是對于女性來說，随着社會不斷進步不斷發展，女性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女性對這個狀況是不滿意的，憑什麽女性隻能在家裏面做家庭婦女，女性爲什麽不能出來勞動。
所以克勞迪娅·戈爾丁她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二戰以前，美國的很多女性已經不大出去勞動了，但是二戰開始，男人都到前線去打仗了，所以相當多的女性都紛紛出來就來頂替。等到戰争結束，有很多女性還是離開了工作崗位，又回去相夫教子去了。但二戰的經曆給很多女性激勵，所以在二戰以後，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又節節攀升。
所以克勞迪娅·戈爾丁就畫出了這樣的一個U型曲線，在社會貧窮的時候，女性不得不出來工作，這時女性是被迫的。當社會富裕的時候，女性可以回歸家庭。但當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時候，更多的女性會選擇出來工作，出現了一個U型。不管是哪個國家，它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達到一個怎麽樣的水平，我們判斷它是太高還是太低的時候，我們就得判斷我們現在處于U型的哪一個部分，到底左半邊那還是有半邊，對于兩個不同的半邊，我們采用不同的政策幫助女性提高勞動參與率。
本力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員：這裏有一個關鍵詞叫做"貪婪的工作"，就是過度的追求工作。這種情況也或多或少在我們身上體現。我前幾天打車，這位出租車司機就在抱怨，他說每天早上一起睜開眼睛就是去跑車，到了晚上回去以後睡一覺，第二天早上又起來要跑，沒有任何生活。我就說，你這工作應該相對，你想跑就跑，不想跑就不跑。但他說不行，他說每天要交160塊錢，每天要先把這160塊錢跑回來，我才能不賠，後面掙的每1分錢才是我掙的錢，所以他很無奈。
這種狀态跟貪婪工作比較接近。現在的人都非常卷，想辦法去增加時長，通過這種增加工作量來獲得加薪和發展，這樣的話大家就會将更多精力去投入到所謂的事業中，從而忽略了家庭。
金融行業收入非常高，很多家庭中的男性百萬、千萬年薪，但他們可能留給家庭的時間很少，更多的責任又給了女性。這樣，女性得到了雙重壓力：女性更難進入金融行業，如果有金融行業的配偶必須對家庭有更多付出。得出結果就是，男性犧牲了他的家庭，女性犧牲了她的事業。這就是一個高薪行業讓男女性都受到了巨大損失的狀态。
核心問題就是人們對工作的貪婪，以及出現了讓人更加貪婪的工作。
近年來，對工作的不同理解成爲一個熱點。比如大衛·格雷伯《毫無意義的工作》這本書——原意是"狗屁工作"——讓大家對工作有個反思。這本書給出的答案是：主要是因爲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和成本收益原則，通過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來驅動所有人，隻要擁有自主支配權就一定會采取性價比最高的行爲。 另外，還流行另外一本《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
生育是女性面臨的第一大抉擇
華楠：克勞迪娅·戈爾丁的研究表明，這種性别收入差異如今大部分存在于從事同一職業的男性和女性之間，并且主要是由于第一個孩子的出生而産生的。對此，梁老師有什麽樣看法？
梁捷上海财經大學副教授：克勞迪娅·戈爾丁提到的是家庭決策當中最核心的問題，包括本力老師剛剛提到的貪婪工作。克勞迪娅·戈爾丁其實也已經意識到，在現在這個社會，勞動參與率可能不是一個很好衡量女性進行職場選擇的指标。因爲女性是否出去參與工作，可能會受到很多因素的考量，貪婪工作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謂貪婪工作，意味着當下要衡量一個人的工作時長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下班以後，你還要随時關注和回複手機信息，如果老闆有事找你辦公，這個工作時長如何定義？算不算你的勞動時間？
工作時長沒有明确定義時，對于男性的影響可能不算太大，但對于女性可能就要面臨很多選擇，比如給孩子做飯、送孩子上學、監督孩子寫作業等，這些都有時間約束，不能夠完全保證随時找她工作都有時間應付。
而且剛剛主持人提到女性要不要生孩子，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選擇。首先從懷孕到生孩子就需要一年時間，孩子生下來後，頭幾年還需要照顧，目前全世界最主流的照顧方式都是女性付出的遠超過男性。
所以對于女性來說，要不要孩子，就是一個重大的決策。而且不是一次性決策，而是一個能夠影響未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重大的決策，要考慮未來是否可以繼續做全職工作？能不能再追求更高的崗位和高收入？所以女性通常會把生孩子和未來事業捆綁在一起，做綜合考慮。
現在新職場經常會讨論"職場歧視"，比如性别歧視、年齡歧視、生育歧視。确實對于很多企業來說，在進行選拔中高層領導時，存在把女性生育情況、家庭情況劃到考量範圍内，這也是現在勞動力市場非常重要的話題之一。
克勞迪娅·戈爾丁的研究就是指出這些大家不好攤開講的問題現狀，把它揭示出來，這是她很了不起的地方。
本力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員：我再補充一句，如果想了解"生孩子"這件事的根源，還是推薦克勞迪娅·戈爾丁的《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書裏有一個人物叫做瑪格麗特•裏德是芝加哥大學第一位終身女教授。她從30年代開始研究一個重要的問題：怎麽把家庭勞動統計到GDP國民收入核算裏。
還有一位教授叫做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他是國民經濟核算裏的大師，他在上個世紀30年代也研究過，如何把這樣一個非生産性，但又非常重要的勞動工作統計到國民收入核算裏，但到今天快100年了，這方面仍毫無進展。
回到我們剛剛提到的"生孩子"，單純從這件事出發，不能夠完全按照經濟人理性的模型去做激勵機制，那就變成一個利他行爲。但是如果這件事可以被統計到國民經濟核算裏，也就被納入到我們的經濟績效體系中，那它就變成一個顯性激勵機制，就從一個利他行爲變爲相對中立的行爲，可以實現激勵相容、自我循環。
但是，這麽多經濟學研究，爲什麽到今天這個問題根本就得不到解決呢？
大衛·格雷伯提出，就是因爲人們完全是按照經濟人的這種理性計算去設計行爲，把它市場化，好像成了一個市場的選擇。但如果變成市場化的選擇，那生孩子、照顧孩子，女性的成本和收益并不成比例，隻能自己去承擔成本，最後就演變成不結婚、不生孩子或許是一個更理性的選擇。但這其實也是違反了人類繁衍的本能，可以說是反人性的。
如果一套經濟系統、一套激勵機制，會逐漸削弱人性的時候，那我們應該去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了。
華楠：克勞迪娅·戈爾丁表示，很多女性和男性必須要在職業生涯穩定之前去建立家庭，否則他将永遠無法擁有家庭。對于這個觀點你怎麽看？
本力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員：我同意這個觀點，中國人說"先成家，後立業"也是這個道理。我特别鼓勵大家在大學校園或者學生時代去談戀愛，那個時候的情感還相對會更純粹一些。等你到另一個事業穩定期，就會比較理性的去計算。而且職場會讓你進入一種更加理性計算的模型裏，不管是官場、職場、商場，每個人都會受到環境的影響，需要你銅牆鐵壁、有七十二般武藝、需要時刻保持理性去解決問題，隻有極少部分是用愛發電。
梁捷 上海财經大學副教授：首先，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點是，克勞迪娅·戈爾丁她自己是沒有孩子的，她在家庭和事業之間能夠很好的平衡，可以把大量的時間用在工作上，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績。
其次，她的研究全是依據美國的曆史爲數據。勞動經濟學最大的特點就是非普适性。這套理論，或許對于美國适用，但放在中國、非洲就不一定适用，所以我們還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而且像現在出生率下降、勞動力市場變化等，都是跟大家觀念變化有關，而且也不是中國獨有的，全世界都存在的一個普遍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可能到現在都沒有一個非常好的辦法。
但是不管是家庭觀念還是勞動力市場，每一代都在發生變化，比如我父母那一代講究的是先成家後立業，而新一代年輕人更偏向有穩定事業才能組建家庭。觀念一直在變，我覺得不用過度焦慮。
這是一個全世界普遍性問題，這一代年輕人不願意結婚生孩子，但等20年後呢？會不會發生反彈？這都要看當下時代的變化，尤其是技術、教育的變化，對下一代會産生很深遠的影響。
在克勞迪娅·戈爾丁《教育和技術的競賽》那本書裏面，她闡述了技術和教育這兩個維度，對于人們行爲的影響。這其實挺值得我們思考的。就像我們現在擁有的很多技術，是上兩代人都無法想象的，新生的一代甚至不能理解如果沒有手機，上代人是怎麽溝通的。
而技術還在變化，教育也在變化，或許未來下一代、下兩代，他們的行爲和觀念受新技術的影響會發生其他改變，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戈爾丁：夫妻之間也存在合作互赢的模式
華楠：克勞迪娅·戈爾丁根據美國200年曆史總結出來的這份研究，您們認爲影響可以持續多久？
本力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員：200年，其實人性沒有變，包括男女之間的合作關系沒有變化。其實像很多女性經濟學家，都爲事業犧牲掉了家庭，比如剛剛提到的瑪格麗特·裏德就沒有結婚、沒有孩子，爲了事業，她們放棄了太多。包括克勞迪娅·戈爾丁，也沒有孩子，但她更進了一步，至少結婚了。她老公勞倫斯·卡茨小她13歲，同時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經濟學家，前段時間剛剛擔任了美國經濟學會的主席，而克勞迪娅·戈爾丁十年前同樣也是美國經濟協會主席。
其實克勞迪娅·戈爾丁的夫妻相處模式很值得學習。她和她老公是事業上互相合作的關系，比如剛剛梁捷老師提到的《教育和技術的競賽》，就是他倆一起合作的。他們給我們創造了一個很好的楷模，一個家庭，夫妻雙方事業互補，可以通過合作把一些問題消解掉，而且因爲工作，促進了他們情感的凝聚。事業本身讓家庭更和睦，他們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平衡點。
克勞迪娅·戈爾丁與她的老公勞倫斯·卡茨
我稱他們爲神雕俠侶型的經濟學家，還有一個典型就是諾獎得主阿克洛夫和美國财政部長耶倫，他們倆也都是鼎鼎有名的經濟學家。之前，經濟學人大中華區的總裁劉倩有一篇文章，裏面就談到了十對這樣的經濟學夫妻。所以我覺得經濟學其實也是一個充滿世俗智慧的學科，教人做了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我發現第一，經濟學家普遍長壽，之前猜測有可能獲獎的經濟學家，90多歲的也有不少。美國經濟學家阿諾德·哈柏格已經99歲了，還是潛在的獲獎者。第二，經濟學家結爲夫妻，關系、感情往往比較好。經濟學真的也不簡單，融會貫通後，我們看到的是理性的計算和情感能力可以同時具有，理論可以指導實踐。
選擇戈爾丁，能激勵更多女性學者
梁捷 上海财經大學副教授：克勞迪娅·戈爾丁的這個研究給了大家很大的表率和鼓勵，其實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可以頒給他們夫妻兩個人，但最後諾獎委員會決定就給克勞迪娅·戈爾丁。我覺得其實更純粹地就是要表彰女性在勞動經濟學裏面的貢獻。雖然她老公也有很不錯的貢獻，但是這次就隻表彰她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第一就是克勞迪娅·戈爾丁确實是一位傑出的女性經濟學家，頒發給她是爲了肯定女性勞動經濟學或者女性勞動力市場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
第二，克勞迪娅·戈爾丁作爲第三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且是唯一一個單獨獲獎的女性經濟學家，對于目前經濟學界的青年經濟學者尤其是女性青年經濟學者，會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本力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員：我非常同意梁老師的說法，近幾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頒給長期從事某項研究的學者，需要幾十年如一日的去突破自己的專業領域。我認爲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趨勢，這樣才能真正鼓勵到苦心認真做研究的人，讓更多人不要選擇躺平。
而且作爲一些代表新趨勢的學科，也需要通過這樣的認可擴大影響力，讓更多人重視它。如果今年克勞迪娅·戈爾丁沒有獲獎，可能不會有這麽多人關注她。
其實每年諾獎頒布，都是對一些前沿研究成果的普及。它的這種普及價值，可能更大的意義在于推動全球範圍内人們在這方面的知識水平，對決策者、政策的參與者也有一個認知上的提高。這可能是它更有意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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