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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2022 年出現人口負增長以來，中國人口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2023 年一季度，回鄉見聞報告、鄉村田野調研的結果無不顯示農村青年生育意願的降低，其背後原因主要是生育成本過高、生育價值觀轉變、女性經濟獨立等。生育意願下降的同時結婚意願也在下滑，爲鼓勵生育應當給居民提供一個穩定且易于生活的環境，可采取的措施包括發放現金、稅收補貼、住房補貼、增加托兒所等。
農村青年生育意願降低，關鍵在于生育成本過高
2023 年 2 月 20 日，《微博 2023 回鄉見聞報告》發布，中國鄉村生活方式的新變化在網上引發熱議。
報告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無生育意願的農村青年比例已經高達 27.72%。
一胎意願、二胎意願、三胎及以上意願的占比分别爲 38.04%、32.49%、1.75%。
另一方面，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30 歲以上的大齡未婚青年都非常普遍。
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結婚成本和生育成本相比以前已大大增加了。
首先，結婚需要彩禮和嫁妝，最近幾年高彩禮的現象屢見不鮮。
彩禮和嫁妝是青年人成家立業的保障，本質上是财産的代際轉移，從上一輩人轉移到下一輩人。有些地方男方承擔的财産代際轉移的責任更多，所以一般彩禮比嫁妝多。
其次，爲了讓孩子接受比較好的教育，青年父母需要承擔優質地區買房的重任，但在城鎮化率較高的中國，很多地方的房價不是輕易負擔的起。
無獨有偶，2023 年 3 月 9 日，《中國青年研究》刊發了一篇研究 " 農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願 " 的論文，由南開大學研究員李永萍基于皖南地區某鄉村的田野調查而完成。
所謂 " 新生代青年 "，指的是 80 後和 90 後，是當前的生育主體。
調查顯示，村裏的 50 後、60 後、70 後等父輩，大多秉持 " 多子多福 " 的觀念。
但當地新生代青年的二胎生育意願并不強，很多年輕人明确表示不願意生育二胎，更不可能生育三胎。
按照樣本結果來看，80 後的總和生育率大概是 1.7，90 後的總和生育率僅有 1.2，下降地非常厲害，遠低于 2.1 的正常更替水平。
與過去相比，中國的生育率情況早已不容樂觀。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 年我國總和生育率降至 1.3。該數據最早可追溯到 1959 年，當時綜合生育率爲 5.6。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生育率情況堪憂。根據聯合國發布的《2022 年世界人口展望》報告，2022 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爲 1.175，世界排名倒數第五。
透過現象看本質，生育率的下降表面上是因爲生育意願的降低，實際上是因爲生育成本提高導緻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
生育成本不僅指的是經濟成本，還包括養育子女的時間成本、生育對女性身心的影響、生育對個體生活方式的沖擊。
經濟成本方面，根據 2022 年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中國家庭養育一個孩子到 18 歲的平均成本爲 48.5 萬元，爲人均 GDP 的 6.9 倍，生育成本之高僅次于韓國。
值得一提的是，現在韓國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的，2020 年生育率僅有 0.84。
時間成本方面，父母在育兒初期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幫助孩子建立日常作息和良好習慣，并在義務教育階段參與孩子的家庭作業和課後輔導等。
過去的人可以養育多個子女，而現代農村青年卻不願再生第二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生育率下降的現狀是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變遷而來的。
育兒成本逐年攀升，育兒壓力成倍增加
在傳統的農村社會，養育子女并不需要太高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主要表現爲 " 達标式育兒 "。隻要能夠吃飽穿暖就行，在育兒上相對比較粗放。
然而，随着家庭教養觀念的改變，農村家庭在子女成長過程中需要承擔更多的教養責任，育兒成本不斷提高。
首先是經濟成本的提高。與老一輩的育兒理念不同，新生代青年更多采用 " 頂格式育兒 "，在各個生活方面都進行精細化的撫養方式。
根據田野調研，教育投入已成爲大部分農村家庭開支最大的項目，有限的家庭資源用來優先滿足子女的教育。例如，爲送子女到城鎮上學而進城買房、給孩子報補習班和培訓班等。
除了教育成本，孩子長大後的婚嫁費用也在逐年攀升，尤其是男方家庭。在婚姻市場性别比列失衡的背景下，生育男孩的家庭将承受更大的經濟壓力。
其次是時間成本的提高。衡量時間成本的高低，主要取決于撫育小孩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家庭主要勞動力進入市場。育兒時間成本的變遷可分爲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傳統的農村社會，農民沒有外出務工的機會，家庭成員基本生活在農村，農民可以在務農和做家務的同時照料子女。
第二階段，20 世紀 80 年代至 2010 年前後，農民進城務工的浪潮興起，爲減少生活成本，大部分農民家庭将子女交給在農村務農的中老年父母撫育，從而形成了 " 留守兒童 " 群體。
在這一階段，中老年父母仍然可以在務農的同時照顧孫輩，時間成本同樣不高。
第三階段，也就是 2010 年以來，越來越多的農村夫妻不願将孩子完全交給父母撫養，而是由他們帶着或其中一方回到農村，加強孩子的培養和教育。
這是因爲他們在外闖蕩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通過教育改變命運。
大部分家庭選擇由母親部分或完全退出勞動力市場回歸家庭育兒，減少了家庭收入，反過來就增加了家庭育兒的時間成本。
除了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一個不可忽視的時代背景是城鎮化帶來的鄉村空心化。
在傳統的農村社會，育兒由家庭、學校和社區共同參與完成，具有公共撫育的特征。
但随着城鎮化浪潮帶來的農村人口流動，鄉村教育衰敗，學校和社區逐漸退出農村育兒場景，從而加重了家庭的教養責任和負擔。
此外，以 " 減負 " 爲主導的教育改革弱化了學校教育的公共性，也加重了父母在基礎教育上的負擔。例如，學校要求家長給孩子批改作業、一起完成手工作業等。
這些教育任務對于知識水平有限的祖代來說，是十分困難的，這就倒逼了年輕父母回歸家庭承擔育兒責任。
綜合以上因素可知，正是農村青年育兒理念的改變，以及城鎮化進程下的生活環境變化，使得育兒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不斷增加。
生育價值觀變遷，個體本位占據上風
生育成本的提高是農村青年生育意願下降的直接原因，而深層原因在于生育價值觀和生育決策權的變化。
生育價值觀，回答的是 " 爲何而生 " 的問題。一般來說，生育價值觀可分爲三種。
第一種是傳宗接代，生育是爲了家族綿延。
第二種是養兒防老，生育的目的是滿足養老和社會性面子等需求。
第三種是情感追求，生育的目的是追求家庭生活的幸福，這也是當下農村青年夫妻更爲看重的價值因素。
在傳統農村社會，人們的生育行爲更多是爲了傳宗接代和養兒防老。
一般來說，家族勢力越壯大，生存和繁榮的概率就越高。而生育子女越多，養老資源就更有保障，因此人們追求多子多福。
然而，随着現代化城市化的不斷發展，生育價值觀逐漸由家庭本位讓位于個體本位，人們更看重生育帶來的情感滿足。
在新的生育價值觀之下，生育不再是家庭職責和剛性任務，而是個體選擇。新生代青年夫妻更看重生育的情感價值，而不是傳宗接代和養老。
生育一孩即可滿足這一價值追求，又加之繁重的生育成本，生育二孩的意願并不強烈。
另一方面，女性地位的提升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家庭本位的傳統環境下，女性的生育決策權較低，如今卻與以往不同。
生育作爲家庭的重大事件主要受到父母一輩的影響，且出于父母對傳宗接代的追求，通常希望子代能夠生育多個子女。
雖然現在仍然是以家庭爲單位進行生育決策，但女性的話語權越來越大。作爲生育主體的女性，在生或不生、少生或多生等問題上具有較大的主導權。
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來自于進城打工帶來的經濟獨立，另一方面是因爲婚姻市場上性别結構失衡強化了女性的優勢地位。
随着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女性并不願意接受完全相夫教子的生活，更希望在個體奮鬥過程中實現自我價值。
目前來看，中國家庭養育孩子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擔，她們很難在撫養孩子的同時兼顧繁重的職場工作。
3 歲以下的孩子缺乏行動能力和托兒環境，需要有人時刻照料着。很多女性經常需要在生育孩子和繼續工作這兩項進行短期抉擇。如果請保姆照料，将額外增加經濟成本。
盡管我國對女性生産延長了産假，但如果延長産假帶來的成本全部由企業負擔，必然會導緻企業盡量避免招聘育齡女性，從而加劇女性在職場上受到的性别歧視。
産假過長還容易導緻女職工與職場長期脫節，可能造成工作技能下降，影響返崗後的競争力。
換句話說，女性生育需要付出 3 年的時間成本（或對應的經濟成本）、以及職場失勢的機會成本。按照 " 成本 - 收益 " 計算，理性的選擇仍然是少生而不是多生。
結婚意願同步下滑，鼓勵生育政策迫在眉睫
近年來，中國的結婚意願也在不斷下滑。
2020 年的結婚登記人數共計 814.33 萬對，相比于 2019 年減少了 113 萬對。這也是結婚登記人數自 2013 年以來連續 7 年下降，自 2003 年以來近 17 年中的新低。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初婚登記人數僅有 614.3 萬對，比 2013 年下降 48.5%。初婚夫妻基本處于生育期，與出生人口更密切相關。
初婚人數連續 7 年下降，一方面是因爲年輕人數量的逐年下降，另一方面是因爲結婚成本過高、工作壓力過大、女性教育水平和經濟獨立大幅提高。
此外，自從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男女性别比例開始失衡。2020 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男性比女性多 3490 萬人。其中，20-40 歲适婚年齡男性比女性多 1752 萬人。
即使年輕人順利結婚了，但中國人的生育意願比其他國家低很多。
歐美部分國家平均理想子女數均超過 2 個，而根據近十多年的多次生育意願調查結果，中國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均低于 2 個。
目前，部分地方已經率先出台了減輕生育成本的政策。例如，發放育兒補貼金、給予幼兒園學費資助、提供住房補貼等。
從多個角度出發，減輕家庭生育成本的主要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種：
首先，發放現金和稅收補貼。對高收入家庭通過孩子人頭抵稅的方式減免個人所得稅，對低收入家庭直接發放現金補貼。
其次，提供購房補貼。中國大城市的房價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高房價成爲了制約青年生育行爲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高房價的地區，可以實施一孩房價九折，二孩房價七折，三孩房價五折的政策（不超過一個封頂補貼的上限）。或者對二孩或三孩家庭實施房貸利息減免的政策。
此外，考慮到女性普遍參與勞動的社會現狀，應增加托兒所，提高未滿 3 歲孩子的入托率。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9 年中國 15-64 歲女性勞動參與率爲 68.6%，超過世界平均的 52.6%。
當下的中國社會，很多青年夫妻都是雙職工，在未滿 3 歲孩子的托兒服務嚴重缺乏的背景下，看護孩子所付出的時間和成本高昂。
原國家衛計委的數據顯示，0-3 歲嬰幼兒在我國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爲 4%，而法國等歐洲國家的入托率可以達到 50%。
以上三種措施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但事實證明，鼓勵生育的力度越大，生育結果越有效。
例如，法國和瑞典都拿出 3-4% 的 GDP 鼓勵生育，其生育率在 1.8 到 1.9。相比之下，南歐國家鼓勵生育的力度普遍隻有 GDP1-2%，生育率則普遍低于 1.5。
以史爲鑒，可以知興替。中國古代曆朝出現 " 嬰兒潮 " 或是人口高增長的時期，都是居民生活成本最低的時期，生育成本自古以來都是影響人們生育行爲的關鍵因素。
不管是曆代的中國，還是現代的他國，鼓勵生育政策實際上一直沒有改變，核心就是給居民一個穩定的、易于生活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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