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芬裏爾戰史研究 ，作者 Das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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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托 · 屈勒溫德
終于，我重獲自由了！站在上巴伐利亞達豪附近一條塵土飛揚的公路上，口袋裏揣着剛從美軍戰俘營領到的釋放證明，現在我又該去哪兒呢？我早就沒有真正的家了——母親早逝，父親無力照料我們三個孩子，我是在姑媽家的貧困環境中長大的。而我的故鄉桑格豪森位于哈茨山脈東南部，如今已經劃入了蘇占區。
據說，在那裏必須小心行事，因爲即便持有釋放文件，俄國人也可能随時将你重新收押，或許就此永遠消失在某座戰俘營裏。更何況我曾在武裝黨衛軍部隊服役過，加之胳膊上有暴露身份的血型紋身，恐怕很難讓俄國人對我笑臉相迎。這就是我選擇暫時留在美占區的原因，并接受了爲他們當卡車司機的工作提議。
志願加入武裝黨衛軍
我從來沒想過作爲一名（前）武裝黨衛軍成員，日後會被貼上賤民、瘟神，甚至罪犯的标簽。但我可以說，在我服役期間，我沒有做過任何足以招緻如此評判的事情。我叫奧托 · 屈勒溫德，生于 1923 年 12 月 3 日，加入武裝黨衛軍時年僅 17 歲。對于我們這些年輕的志願者來說，政治因素并不是優先考慮的問題。當然，我們年輕人都願意爲祖國、爲德意志而戰。此外，當時戰争已經爆發，我們的國家正面臨着威脅，至少我們每天從廣播和新聞周報中聽到的都是這樣的消息。但最吸引我的還是武裝黨衛軍本身。我曾見過他們身姿潇灑的閱兵，那制服、那紀律，都深深地打動了我。武裝黨衛軍被視爲精英分子，我也渴望成爲其中的一員。如果說重新來過，我是否還會做出同樣的選擇？這就不好回答了，因爲畢竟我還是很幸運的。當然，我也經曆過極其艱難的歲月，目睹了許多終生難忘的苦難與不幸。而如果我當時加入的是國防軍，想必也會有同樣或類似的經曆。
暴風雨前的甯靜
在正式入伍前，從 1941 年春天開始，我還需要服完爲期六個月的義務勞動役，其中大部分時間我都是在華沙附近的波蘭境内度過的。
勞動并非重點，本質是一種準軍事化訓練。
在波蘭時，我也有過一段美好的經曆。那是一個閑暇的午後，我與一位同齡的戰友結識了兩位德國紅十字會的護士。當時我們年紀不大，都沒怎麽接觸過異性。護士們年長一點，她們也很孤獨又遠離家鄉。與這些年輕女性的邂逅，無疑是我在整個戰争期間最美好的經曆。六個月後，即 1941 年夏天，我們轉入了武裝黨衛軍訓練單位，直接開始接受新兵訓練。訓練很艱苦，但畢竟都是年輕人，而且我們本就不指望能有多輕松。
在東線
之後，我被編入 SS" 維京 " 師，于 1941 年秋天立即被投入了中部戰區（原文如此）。俄國平民的遭遇讓人惋惜，他們承受了巨大的傷亡與苦難。當然，這與我們這些他們的敵人有關，因爲是德國發起了進攻，但他們也常常成爲蘇聯軍隊對其本國人民冷酷無情的犧牲品。比如，紅軍士兵一旦懷疑某處居民點有德軍部隊，就會毫不留情地炮擊那裏。
在一次推進途中，我們經過一座剛被俄國人炮擊過的村莊。突然，有絕望的村民向我們揮手，示意我們到屋裏去。這次我們班擔任的又是先鋒，我們根本沒時間停留，而且那可能是一個陷阱，但我們還是跑了過去。屋裏躺着一個九歲左右的女孩，她的頭部被炮彈碎片擊中，無疑是緻命傷。女孩的家人懇求我們施救，設法保女孩一命，甚至把她帶走。情況真是糟透了，我感到無比難受。我們給女孩包紮了一下，除此之外也是無能爲力了。
我們必須繼續前進，因爲進攻還在繼續。
殘酷的巷戰
巷戰尤爲殘酷，那是每個步兵的噩夢。你與三四個人一起推進，時刻都處于近戰狀态。在巷戰中，是沒有餘力看守或後送俘虜的，因此交戰雙方通常都不留活口。這聽起來很殘忍，但現實就是如此。
如果被蘇軍俘虜了，我們也總要做好最壞的打算。某次行動中，我偶然推開一扇臨街的房門，把裏面的兩名紅軍士兵給吓了一跳。我們迅速扔了一枚手榴彈進去，然後猛地關上房門。當時的戰鬥就是這樣進行的。
後來，我成爲司機兼傳令兵，甚至爲指揮官提供服務。我很喜歡這份差事，因爲我與上級相處融洽，但最讓我滿意的還是那輛配發給我的大衆 166 型桶車——這是一款四輪驅動的水陸兩栖車，其尾部裝有可折疊的螺旋槳，能用來穿越水域。當然，駕車任務并未讓我免除常規的作戰任務，我還是要像其他人一樣在戰鬥中堅守陣地。戰争期間，我獲得了幾次嘉獎，并晉升爲 SS-Rottenf ü hrer（上等豁免兵）。
死裏逃生
我的桶車偶爾會打不着火。還沒等我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就已經陷入了極度危險的境地。
當時正值夏天，我們駐紮在一座小鎮上，車裏隻有我一個人。有人突然喊道：快撤，我們必須盡快離開這裏，俄國人來了，他們就在拐角處。我跳進駕駛座，卻無法啓動發動機。而周圍的車輛接二連三地加速開走，消失在揚起的塵土之中。
如果說 " 維京 " 師有什麽特點的話，那就是戰友情誼，沒有人會被抛下。
但在這種情況下，誰都沒注意到我的困境。轉眼間，就剩我一個人站在車旁。我感到胃裏一陣翻騰，趕緊打開發動機蓋進行檢查。我還能聽見己方車輛的聲響，但很快就開遠了。
他們來了！俄國人離我非常近，不到 100 米！槍聲響起，子彈從我的身邊呼嘯而過！
雖然我對這樣的場景已經很熟悉了，但此刻也必須逃命了。我最後又試了一次，發動機還是無法啓動，那我也隻好留下這輛漂亮的桶車，逃命去了。我背起幹糧袋，抓起卡賓槍，拔腿就跑。土路的上坡也十分陡峭，旁邊是一片稀疏的白桦林，我拼命地朝那裏跑去，隻爲遠離危險！
就在我身後，一名士兵幾乎要追上我了，他喊道：" 站住，站住！" 他很年輕，就和當時的我一樣。他明明可以輕易地開槍擊中我，卻爲什麽沒有那樣做，這個問題餘生都困擾着我。當意識到無法擺脫他時，我停下腳步，半躲在一棵樹後，舉起卡賓槍瞄準射擊。距離約 15 米，我一槍就命中了他。然後我繼續跑，所幸半小時後終于見到了友軍，我也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部隊。這件事讓我很難過，一直暗自希望那個人活了下來。但現在我也明白了，對此不再抱有幻想。
切爾卡瑟包圍圈
1944 年 1 月底，蘇軍在切爾卡瑟地區包圍了我師和第 8 集團軍大部。約 55000 名德軍士兵陷入重圍。面對蘇軍攻勢所帶來的巨大壓力，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能活着出去。未知的命運、饑餓、持續缺覺，加上寒冷的天氣，真是太難熬了！更糟糕的是，我們還一直受到火炮和俄國空軍的轟炸。
1944 年 2 月 16 日 23 時，突圍的命令下達了。我們在一小片區域集中兵力，試圖在僅存的坦克掩護下突圍。起初進展順利，但天亮後，這段路程就成了地獄行軍！
我們來到一處暴露在高地視野下的狹窄通道時，遭到密集的步槍火力壓制，幾乎不可能穿過這片雪原了。我記得一位不知姓名的 SS 上尉站起來喊道：" ‘維京’師，前進！" 于是我們匍匐着爬上左側的斜坡，幾乎是在爲其他戰友獻身。我們憑借攜帶的幾挺機槍，竟成功地消滅了步槍手。那位 SS 上尉始終與我們并肩而戰，這也正是我們部隊的傳統——指揮官永遠沖在最前線。
人間煉獄
稍後，當我穿過雪地稀疏的灌木叢時，已經筋疲力盡。我們再次遭到瘋狂的射擊，子彈從我左右兩側的枝葉間呼嘯而過，我卻奇迹般地沒有被擊中！但最糟糕的是，中彈的人都隻能躺在原地，沒有人能施以援手，這太可怕了。以往我們總會救出每一個人，甚至陣亡者的遺體也要帶回來。但現在，所有人都在逃命！過了一會兒，我越過那片危險地帶後，見到的景象更慘烈了。一輛臨時用來運送傷員的農用馬車停在那裏，他們本想将重傷員轉移出去的，但由于地形所限而無法實現了。那些可憐的注定難逃一死的戰友們，在嚴寒中痛苦不堪地躺着，卻得不到任何救治！其中一位傷員喚我過去，他哀求道：" 兄弟，來，給我一槍吧。" 我下不了手，但這一幕至今萦繞在我的心頭。我撒了謊，說他們都會被救出去的。
戰争的最後幾天
戰争快結束時，我們駐紮在奧地利。1945 年 5 月，我們在那裏精心構築了陣地，俄國人沒敢發起進攻。到了 5 月 8 日，我們的指揮官宣布戰争将在當天結束。我們都驚呆了，一方面很高興戰争終于結束了，另一方面卻不知道未來會如何？這可能也意味着我們的付出和所有的犧牲都白費了。但當時我才 21 歲，或許還有着年輕人那種無所顧忌的心态。
我們的營長是深受愛戴的 SS 少校 A，人稱 " 瘋狗 "，他乘坐我開的桶車。我覺得他很友善，幾乎就像一位好哥們兒。在戰争的最後一天，他還是想像往常一樣去視察一下陣地。山腳有條迂回的安全路線，但耗時長。要麽就取道上方堤壩，而這更适合在夜間進行，因爲白天會直接暴露在敵人的視野中，并立刻招來炮擊。營長看着我說：" 那麽，屈勒溫德，我們應該走上路還是下路呢？" 我仍然記得他坐在副駕上的模樣，穿着褪色的迷彩夾克，戴着皺皺巴巴的帽子。我說："SS 少校，我會像往常一樣，按您說的去做。" 他笑着說：" 好，那我們就到上面轉一圈吧。整個戰争期間我們都不怕，現在也沒什麽好怕的。" 我很高興我們沒有被擊中，也安然無恙地回去了。
投降之路
我們連夜銷毀了所有東西，然後第二天撤離了陣地。雖然允許單獨行動，但所有人都選擇了同行。我們想向美軍投降，或者更好的是，以後都消失在某個沒人注意的地方。當時局面很平靜，我們的車隊也順利地向前開着。但随後我們在一座比較大的鎮子外遇見了國防軍士兵，他們警告說：" 小心，這裏有奧地利自由軍團成員，他們有武器！" 我們難以置信，這幾年我們到底爲何而戰？
當我們的車隊開過那座鎮子時，果然看見戴着紅色臂章的年輕人，有的甚至還穿着軍裝。這幫家夥沖我們叫罵着，發出明确的威脅，其中一些人持有槍支。接着，在一個十字路口，我們遭到一輛插着紅旗的軍用卡車的襲擊。營長終于忍無可忍，我必須停車了。後座上還有一支 " 鐵拳 "。對于襲來的步槍火力，這位 SS 少校還是一如既往地不以爲意。他指着卡車說：" 幹掉它，屈勒溫德。" 這是我執行的最後一個任務。戰争其實已經結束了，那天是——我記得是—— 1945 年 5 月 10 日。雖然 " 鐵拳 " 通常不是用來對付卡車的，但它還是奏效的。那輛卡車的末日到了，可能也是步槍手們的末日。對此，我們并沒有産生太多的同情。
最終，我們在薩爾茨堡的拉德施塔特附近向美軍投降，他們沒有像對待有些部隊那樣把我們移交給蘇軍。不過，我們被關進了原達豪集中營的囚犯營房。
還鄉
在那之前，我從沒去過當時被稱爲 KL（Konzentrationslager/ 集中營）附近的任何地方。
被俘期間的待遇倒不算很差，我們還能應付。有次我甚至隔着鐵絲網，與兩位穿着制服的年輕美國女性調笑了幾句。她們很友好，還朝我微笑。
大約一年後，我終于獲釋。後來，我甚至回到了桑格豪森……
屈勒溫德于 2009 年 6 月 9 日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