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衆号：判官老司機（ID：panguansays），作者：判官（前産品經理），本文是播客節目"朝陽路5号"的文字版，部分内容有删改，江洋，"朝陽路5号"播客主播，大齡資深産品專家，題圖由判官提供。
一、"我不是居委會大爺大媽"
江洋：今天兩個大齡産品經理不聊産品和互聯網，聊聊判官老師的新身份：李主任。判官老師在兼職做社區的業主委員會主任，是吧？
判官：是我們小區的業主委員會主任。社區是社區，業委會是業委會，不是一回事。
江洋：待會可以聊一下區别。過去三年，我們切身感受到了社區工作者的存在，說實話之前這種存在感沒那麼強。而且經曆了防疫政策的變化，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機，找判官聊一下，他在做業委會工作過程中，有哪些自己的看法或者一些理解。因為大家可能之前對這種社區工作也不是特别理解，隻會看到很多工作者在忙碌。
所以一開始我想問，業主委員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他和居委會、物業、街道，是什麼樣的關系？
判官：業主委員會是業主大會的一個常設機構，就像人民代表大會也有一個常務委員會。
業主大會是一個小區的全體業主，行使對小區的管理權利，維護業主利益的一個組織形式。因為業主大會不可能天天開會，一般也就一年一次。平時業主大會不開會的時候，業委會執行業主大會的決議，參與一些小區的公共事務，監督物業履職。
江洋：如果從政府組織架構來看的話，居委會是屬于最基層的政府單位對吧？
判官：居委會的全名是社區居民委員會，它不是一個政府單位，屬于居民自治組織。關于居委會，國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來定義居委會的設立和行使職責等相關工作。
當然話又說回來，居委會并不是跟政府無關，它和政府有協作配合關系，它的工作經費來自于政府，不管辦公場所、還是日常工作開支、或者人員工資，都是政府安排，大家可以理解為它是政府的外部協作組織。
江洋：居委會的上級部門是什麼？
判官：是街道。
江洋：街道是政府部門吧？
判官：對，街道是區一級政府部門的派出機構。咱們國家的街道、鄉鎮，屬于政府的最基層組織了。
江洋：業主委員會，是怎麼産生的？
判官：業主大會的召開和業委會的選舉産生，咱們國家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從民法典，到國務院《物業管理條例》，以及很多城市地方性的物業管理條例的法規，都有涉及。
業主大會和業委會，正常情況下，是在國家的法律框架之下，由業主自己來組織和開展工作。實際情況中，業主大會的召開，經常是政府讓居委會來牽頭組織。我們小區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根據2021年北京市的精神，召開業主大會，成立業委會，這個事情要由黨建引領，社區牽頭和指導。
據我所知，不止是北京，外地很多的業主大會的召開和業委會成立，都是社區居委會牽頭。無論業主自發還是居委會牽頭，大會召開，通過決議，業委會候選人選舉，都必須依法進行。但在實踐裡，出現很多問題，咱們可以後邊細聊。
江洋：因為判官和我都在北京，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所有事情，是北京的一個具體情況。全國各地會有一些細微差異，可能有的地方工作做得更細緻一些，有的更粗糙一些，但是基本上是這麼一個思路。
判官：在南方一些城市，大家買二手房，不隻是看這個小區的戶型、價格、環境，他還要看這小區的業主大會、業委會的工作搞的怎麼樣。
上海有兩個相鄰的小區，因為業主自治水平的差異，每平米房價差了至少5000塊錢。北京目前還沒聽說有這種情況，可能起步較晚，或者工作還沒體現出成效。
江洋：你做這個工作是兼職吧？當時為什麼想做這件事？
判官：兼職的。當時我想做這事，家裡人是比較反對的，覺得這工作費時費力、沒有報酬、吃力不讨好等等。
江洋：我一直覺得這事是大爺大媽幹的事兒，這是我的一個刻闆印象。
判官：其實不刻闆，從結果上來看，确實大多數小區如果成立業委會，擔任委員角色的，很多都是離退休的老人，他們至少是有時間精力的。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事？我是這麼考慮這個問題的。小區走向衰敗的過程，所有業主的利益都是受損的。我是個生意人，不喜歡唱高調，我喜歡拿利益來考慮問題。因為涉及到我自身的利益，我自己不希望小區環境變差，最後房價下跌，所有的人的利益都受損。
我經常跟小區的居民說一句話：每天出門，誰也不是打開窗戶就飛了，小區的事和大家都有關系。你隻要下樓，走在小區裡，這小區的事就和你有關系。你也不希望左邊堵輛三蹦子，右邊踩一腳狗屎。如果沒有人來做、或者沒有合适的人來做業委會工作，以我自己的個體戶的情況，至少我時間靈活一些，我可以做。
2021年，在業主大會籌備階段的時候，我是小區裡為數不多的、自己報名業委會候選人的業主。用給自己貼金的說法，我選擇躬身入局。
江洋：我覺得我們年輕人、或者中年人，去做這件事情，肯定比老一輩人有很多優勢。
判官：我在這個事情上，一開始也沒有給自己定很高的目标，或者給自己立什麼flag。因為這個事情大家都沒什麼經驗，也沒有什麼案例可以學習——每個小區的情況都不一樣，每個小區要解決的問題也不一樣。
我認為自己可能有的一些優勢，比如信息搜集能力，因為咱們都是做互聯網、做産品出身的，在這些方面可能有點優勢。具體在執行層面，因為涉及到很多跑腿的工作，比如要去政府部門去調一些資料，作為年輕人跑腿也是方便的。
劣勢是什麼？在做這件事情之前，相信大多數年輕人或者中年人，在小區存在感并不是很強，小區裡認識咱們的人也不會很多。不像一些大爺大媽，他們可能還會下去遛彎聊天打牌，有小區内的社交。
我這個小區，很多人都是同系統同單位的，本身有同事關系。人脈這一塊，大爺大媽肯定是有優勢的。
當然，這種優勢也分怎麼說，可以是開展工作的有利條件，也可以是不利條件。不利條件就是在工作裡有的時候會有一些額外的壓力，或者有一些得罪人的工作，你面對熟人反而不好開展。
江洋：這份工作，你有收入或者津貼嗎？
判官：紙面上是有的。像我們小區，根據《議事規則》，我們業委會的委員，一個月有300的津貼，副主任是400，然後我是主任是500。
但是，我為什麼說這個是紙面上的，因為這津貼來自于小區的共用面積收入，比如電梯廣告，或者蜂巢快遞櫃租金。從法理上說，共用面積收入默認屬于全體業主。
我們的業委會的工作經費，也是來自于小區的共用面積收益，但是這個錢目前用不了。在業委會工作裡，很多事你會發現，大家在紙面上約定好以後，不具備可行性，待會再舉别的例子。
紙面上我們有所謂的津貼，但目前不光是津貼沒拿到，而且從成立到現在，各種開支還要我自己墊付。比如業主大會和業委會的印章刻制，再包括我去政府走信息公開流程調取小區的材料，複印的工本費這些，我前後墊付了小1000塊錢。
這些開支都應該走小區的公用面積收益，但是目前拿不出來。如果有财務常識的話，很容易理解。因為小區的共用面積一直是物業來經營的，物業從其他企業收了這筆錢後，不能把這個錢直接給我們，因為我們是個人身份，無法給物業開發票。
這裡又涉及到另一個問題：業委會它的法律主體地位現在是很模糊的。财務上，我們不能像企業一樣，或者說不太容易像企業一樣去銀行開對公賬戶。物業倒不是不願意把這部分錢給我們，但是現實中就遇到了企業财務操作上的問題，這個錢不能直接從公司賬到個人賬。
我問了幾個銀行，因為業委會不是企業，沒有統一社會信用代碼，銀行不給開對公賬戶。有的小區業委會，有銀行給開了戶，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辦到的，我也在到處取經。
總之，現在的問題，不是沒經費用于業委會的開支和津貼，而是這經費無法給到我們。
二、産品經理也不好使
江洋：之前你一直在做互聯網方面的工作，做産品經理，還出過一本書（《産品覺醒》），你本身是一個資深産品經理，你覺得産品經理來做業委會主任這個工作，有什麼優勢嗎？這兩個工作有什麼巨大的差異嗎？
判官：優勢不多，差異比較多。要說優勢或者共同點的話，咱們作為産品經理，尤其是咱倆都算是比較老派的産品經理，可能會有一個原始的沖動，總想通過解決一些問題，讓世界變得更好一點。咱們這一代的産品經理，很多人都是抱這個初心來入這行的，不是說覺得這工作收入高或者怎麼樣，當年收入也不高。
像我做這工作，我剛才也說了，沒有給自己立flag，也沒有給自己定很高的目标。我覺得豐富一下人生經曆，對我自己而言，就當是打遊戲換腦筋了。
而且做這事我也想得很清楚，我不想做好人，我隻想做好事。至少我為改善這小區的環境努力過、争取過，哪怕能喚起一部分業主的主人翁意識，參與到這小區的治理工作裡也是好的。
說到出發點，如果為了别人的認同的話，做這事其實你不太可能有什麼收獲感或者成就感。你隻是想嘗試着能把小區的環境弄得好一點而已，給自己定的目标太高的話，挫敗感就會比較強了。
話說回來，作為産品經理，在業委會實際工作中，沒有什麼太多的優勢，除了可能有一點信息獲取的優勢，但這個也不是産品經理的專利。大家現在善于使用互聯網，信息獲取也不是什麼高深的技能。比起做産品，業委會這工作，你沒有工具箱，沒有數據，沒有抓手，沒有資源。
我前段時間發過一個朋友圈，說很多号稱有治理過億級用戶量級社區産品的PM，可以來試試業委會，他會發現面對小區可能都不到1萬人的這些人，他就得抓瞎。
如果說産品經理還有什麼額外的優勢，像我原來是做社交的，我覺得和業委會工作的共同之處，都是要直面人性的，你是要去平衡需求，而不是單純的滿足需求。
很多小區的狀況，就是業主和物業一起擺爛，大家都在瞎湊合、瞎對付。我做這個工作，一開始我也一度陷入誤區了，以為要先獲得業主的支持，所以我就把大量精力放在去解決業主和租戶的具體問題。理論上我是不應該面對租戶的，但如果群裡來個人找你，你不可能先問是業主還是租戶，是租戶就不搭理人家了？
我用了很多精力去解決一些具體問題，後來發現這樣無濟于事，所以我今年，這個工作思路就想轉變一下。要去抓主要矛盾，解決小區幾個大的問題，而且是要敦促物業去履職。因為大家的物業費是交給物業的，又沒交給業委會，業委會委員也不是一個全職的工作，不可能有太多精力去搞一些很具體的、雞毛蒜皮的事。
所以總的來說，産品經理的工作經驗對做業委會這個工作，我覺得幫助不是特别大。可能會有一些基礎素質擺在這兒，比大爺大媽有那麼一點優勢，不多。
主要還是你自己怎麼看待這事，從這事裡你想獲得什麼？到了小區裡，你面對的都是很具體的人和事，而且這些人跟你住在一起，這些事兒每天不斷第在你身邊發生，這跟大家隔着電腦，隔着手機去看一些數據，完全是兩種感覺。
江洋：在你看來，小區裡的主要矛盾是什麼？
判官：我覺得是争奪資源。
小區是一個資源有限的空間，比如車位緊張、環境衛生，再比如剛才說到的共用面積收益，很多物業會希望把這筆錢據為己有。
物業是受業主委托來運營、經營小區的共用面積的，可在現實中，絕大多數小區的共用面積收益被物業給拿走了，而且也沒有業主去追究，更不用說通過法律手段追究。
物業代表業主去管理、經營小區，天然就具備使用小區的公共資源來牟利的條件。比如我提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你們小區有沒有地面車位，有沒有地下車位？你們地下有幾層停車場？你知道地面車位和地下車位的區别嗎？
地面車位物業隻租不賣，因為地面車位屬于小區的共有面積，沒有産權，物業是不能賣的，而且車位出租的收益，也屬于我剛才說的公用面積收益，屬于全體業主。沒有幾個業主特别清楚這個事情。
地下的停車位也分三種情況，地下一層叫普通地下室，你到地下室入口會看到一個公示牌，這個是按照規定是必須要挂的。這種普通地下室的車位有兩類，一類是産權的，一類是非産權的，非産權車位你就要看看歸屬權了。
有的小區地下二層也有停車位，如果是地下二層是人防地下室的話，很多小區是物業向人防辦公室申請了人防工程使用證，然後又把這收益拿走了。
人防工程的商業化收益，默認也不屬于業主，但如果你們小區召開了業主大會，成立了業委會，是可以去向人防辦公室申請人防工程的使用權，然後經營收益就歸業主來支配了。
所以這裡邊有很多的門道，法律法規都是有明文規定的，隻不過大家平時不清楚、不在意，不去刻意研究的話，也不知道這個情況。
剛才說小區最常遇到的矛盾，來自于有限資源和無限需求的矛盾。作為業主，很常見的一種狀态是，"既要又要還不想"。
"既要"是盡可能多地占有小區的資源。
"又要"指的是希望得到盡可能多的服務，來自物業、居委會，甚至是業委會的服務。
"還不想"，指的是不想付出時間精力金錢，哪怕是一些注意力，這是我認為很多業主存在的一個很現實的情況。想要收益又不去研究法律法規，去采取行動争取權益，才會被物業拿走本該屬于自己的東西。
三、"我不慣他們這毛病"
江洋：這工作你做了多久？尤其是疫情三年下來，又涉及到防疫工作和居民訴求，有什麼有趣事或者矛盾，有什麼記憶深刻的故事嗎？
判官：我做這個工作滿打滿算也就一年，因為我們業委會正式成立是2021年的12月30日，在這之後完成備案和刻章，基本上就到2022年初春節了。正式開展工作，那是2022年春節之後的事情。這裡邊要說故事的話，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有三個。
第一個是我們小區有大量的曆史遺留問題，産生很多的矛盾。這是我作為一個普通業主不太容易解決的。相當于我一上任，就接了一堆随時會炸的雷。
比如這個小區分南北兩個區，兩個區在地理位置上不挨着，還分屬兩個社區居委會，所以我平時的工作是跨着兩個社區的。
然後這兩個區的業主，他的心态也不太一樣，規模較小的南邊區域的業主，天然會有一些隔閡感，對業委會不認同不信任，人家會說，你北區的憑什麼來管我們？業委會成立之後，前期有大量的時間，我是在做南區的業主的工作。
甚至南區有業主還聲稱要自己召開業主大會，成立業委會。其實從我的角度沒有意見，但這有一個問題，南區不是一個獨立的物業管理區域，沒有自己的配套設施和消防安全中控室，如果能單獨成立業委會，當時籌備的時候就分别成立了。為什麼最終還是成立了同一個業委會，就是因為他不具備單獨召開業主大會、成立業委會的法律條件。
這裡邊還有曆史遺留問題。我們小區屬于政府福利房，也就是房改房，當年規劃的時候，南北區各有一塊地，在産權上或使用權上是有争議的。這兩塊地的存在，還造成了小區車位緊張等問題。這是一個挺頭疼的、很難解決的曆史遺留問題。
第二個故事是卷入了老舊小區改造。
在業主大會召開前，2021年我們小區被列入了老舊小區改造項目，2022年業委會開展工作的時候，老舊小區改造施工也開始了。然後施工方跟居民就出現了大量矛盾，随之就有很多雞零狗碎的事情。
有一個數據特别令人哭笑不得。我們南區的居民因老舊改造等問題，經常打12345，在2022年下半年的某一個月，打上了北京全市小區第一。大家可以理解為12345是一個客訴渠道，全北京的小區每個月都會有一個12345投訴排名。
還有一次，在南區居民自發組建的微信群裡，有成員辱罵老舊改造施工方的項目負責人，然後發展到對罵，後者最終退群了。那位項目負責人加居民群，本意是好的，希望方便大家溝通。但因為本職工作在身，難免有回複不及時的情況，然後群裡戾氣很重，最後搞成了這樣。
我當時看不下去，站出來說了幾句，大概意思是，大家如果真要解決問題，這個群裡至少得有個基礎的秩序。然後把施工方的負責人罵走的那幾位，扭過頭來又開始攻擊我，髒話就來了。我是不慣他們這毛病的，直接報警了。
微信群也是公共場合，在公共場合辱罵他人，是觸犯《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為，警察也受理了。拿到報案回執後我直接發到群裡，有一個罵人的馬上就退群了。
第三件事是卷入防疫工作。我為什麼一再使用"卷入"這個詞，因為不管是老舊小區改造還是防疫工作，并不是業委會的本職工作。
業委會本職工作是代表業主監督物業履職，老舊小區改造的甲方是區房管局，施工方不是對業委會負責的。防疫工作更不用說了，這是政府工作。
實際情況下，我确實是幫着社區做了很多防疫工作，尤其從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北京的朋友印象比較深刻，疫情形勢急轉直下，到政策的急轉直下這麼一個過程，兩個社區的工作人員先倒下了，陽的陽，隔離的隔離，已經沒有辦法正常開展工作了。
大概有10天左右的時間，我就充當了部分社區的角色。居民已經聯系不上社區了，就開始來找我，我在裡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一直到我自己也陽了。
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這三件事。很多人可能想聽，或者下意識會認為，可能會有一些我跟物業鬥智鬥勇、甚至正面剛的故事，其實并沒有。
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2022年大量的常規工作，被疫情給沖擊了，都靠邊站了。所以很多事情沒有發展到我要和物業去角力，或産生矛盾。
第二是物業其實對業委會的工作還是支持的。從物業的角度，他也是希望有這麼一個組織站出來，能夠代表業主跟他們對話，很多事能找人商量。
在召開業主大會成立業委會之前，物業很多情況下也頭疼。很多公共事務大家平時不關注，有點具體的事，比如物業說小區停車以前是不要錢的，為了維護停車秩序，是不是考慮收費，一堆業主就站出來反對，這也可以想象。
這時候物業找不到一個具體的人可以對話。因為人人都是業主，但人人都不能代表業主，是不是？
所以剛才這三個故事，反而沒有一件是跟物業直接相關的。
江洋：你覺得在當下的環境裡，業委會這個組織形式，他有什麼缺點？
判官：這個制度目前還是很擰巴的，它的立法層面和現實執行實施層面，中間有很大的鴻溝。
剛才我舉過一個例子，就是我們的經費。紙面上有津貼，有經費，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在物業在财務制度上沒法支持你，然後你自己很難去設立一個獨立的法人地位，給人開發票什麼的。一旦設立了，你又要有會計，就會産生固定成本等等，各種拔出蘿蔔帶出泥的事。
還有一個很大的坑，就是業委會的責任、權利、利益是嚴重不對等的。剛才也說了，既然是一個兼職工作，而且業委會又不是一個能負法律責任的法人工作，所以其實他是不應該擔太大的責任的。
業委會不拿工資，不是一個服務機構。業主有事情，比如說樓裡電梯壞了，這事不應該找我，你是交了物業費給物業的，物業是一個服務機構，毫無疑問這事應該找物業報修。
再比如說老舊小區改造，業主跟我說施工方牆沒刷好，說吊籃很吵，這個事你應該找施工單位去說，我們也管不了施工單位啊，人家甲方是區房管局，又不是業委會請他們來施工的，對不對？
當然我可以去協調，但是不代表說這個事情對我是公平的，因為我自己大量的時間精力，要搭在這種非業委會的本職工作上的。
這個是無關于錢的問題，真談錢的話，給我發多少工資，我能幹這麼多事？如果按照原來咱們在互聯網企業的收入标準，可能小區的物業費全拿出來都不夠。
所以說責權利不對等，是第二個很大的問題。
再就是這個制度，從結果上來看，會導緻業委會工作，尤其是業委會主任的工作，有能力的人沒精力做，有精力的人沒能力做，基本上就是用愛發電了。為什麼要單把業委會主任拎出來說？因為業委會的組建形式決定了，這不是你自己搭的班子，對吧？
業委會每個委員都是被獨立選出來的，之前可能大家誰都不認識誰，搭班子工作能不能配合好？我是運氣好，碰到幾位很通情達理的老同志，也很支持我的工作。但是老同志畢竟精力體力是有限的，所以很多事就練我一個人，這真的不是說我自己願意幹這麼多，而是很多事情沒有辦法交給老同志去幹。
延伸一下，比如說業主不信任業委會，包括咱們國家物業的模式（包幹制為主），其實是有問題的，這就造成了很多問題，最後摞在一起，壓到了業委會這個層面，而業委會本來不應該承擔如此多的責任。
有大量的業主搞不清楚你業委會跟社區、跟物業是什麼關系，會有業主誤會你和物業穿一條褲子，甚至個别人給你潑髒水。
還有一些業主對你的期望值過高，這也不是個好事。比如說有的業主會認為業委會就該換個物業或者業主自治什麼，以為像換鎖一樣簡單。
還有一些網傳的業委會拿共用面積收益來分紅的，發現金紅包搞噱頭，然後有業主就說，你看别人小區業委會都分錢的，等等的各種奇奇怪怪的事情，搞得我也是很頭疼。
很多事其實咱們要回歸到制度層面和執行層面。目前咱們國家的物業模式，還有業委會模式，我覺得都是有問題的。在不管是立法實施，還是政府給的資源和支持方面，都是有問題的，很多事落不了地。
我覺得可能疫情之後會好一些。因為疫情這三年，像社區居委會，剛才也說了，它是屬于政府的一個外協外包組織，手裡有很多資源和實際上的行政權力。但是因為這三年居委會忙着去防疫，很多事情是沒有精力做的。
所以今年春節之後，很多事我希望跟社區聯手，借助社區手裡的資源，甚至是政府的資源，去推動小區的改革，比如說清理占車位，拿什麼三蹦子、破三輪占車位這種事，不光是我，物業都沒有執法權，最後怎麼辦？
隻能是政府部門介入，甚至用強制的方式清理。所以剛才這個問題，我覺得這裡邊有很多是制度問題，然後落到具體的小區，就會造成具體的矛盾，很難去解決，就很多事情落不了地，隻是停留在紙面上，停留在牆上。
江洋：說到責權利不對等，我在想，我們換位思考，我也是一個業主，今天咱們聊了一個小時，而在一個小時前，我對業委會、社區、物業，他們之間的界限，我也分不清楚。我遇到一個問題，可能我也是逮住誰找誰，好多人可能也是這麼想。在你的角度，你會覺得，居民這種樸素的認知有問題嗎？
判官：居民有這樣的想法，我是有前提的接受。什麼叫有前提？
比如電梯壞了，你找過了物業，你給物業打了電話，物業不管或者拖沓，這個時候你再來找我，是沒毛病的，為什麼？我業委會是代表業主監督物業的，他沒有履職，這時候你來找我，然後我去找物業經理談，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你上來就群裡艾特我，跟我說什麼幾号樓電梯壞了。你自己都沒有跟物業聯系過，物業也不是不給你修，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再比如老舊小區改造，小區今年也有這種情況，比如誰家的車，因為施工方的腳手架被蹭了，再比如因為上下水改造，在室内施工的時候，地面上鋪的防護紙太滑，把老人摔了這種事情，業主也會來找我，但他們是先跟施工方溝通過，但是溝通結果不理想，希望我作為仲裁或者協調的一個角色，我覺得是OK的。
但如果你上來就想當大爺，在群裡邊抱怨，這個那個的業委會管不管？我覺得是特别沒意思的。有的時候其實不在于這個事情是不是找了我，而是在找我之前，你自己都做過什麼努力，我個人會比較重視這一點。
一個小區裡除了業主，有幾個角色，一般的小區會有物業、社區、業委會，我們這種正在老舊改造的小區又多了一個施工方，如果說你全找了一遍，我覺得沒問題。你隻找我，這就是問題，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你可以自私，但你不能懶，你自私也得有點自私的樣子，我是這樣一個觀點。我不怕你自私，就怕你又自私又懶，就想當大爺指揮别人，這我就比較反感。
在中國做業主是挺難的，從買房裝修到家具家電什麼的，你都得變成專家。現在有了業委會，我認為正常的業委會工作，是不應該去占用主任副主任委員太多的精力的。
但是現在事實上我不但要付出大量精力，我還要變成一個物業管理專家。我電腦上跟業委會相關的文件裡，有一個法律法規的文件夾，這個文件夾裡邊有幾十條的、各級的政府的法律法規，跟業委會工作相關的。
在這個過程中，我也覺得是一個讓人特别疲憊的事情，你做了大量的、本來不該你做的工作。有人在拿工資，他沒把這事做好，他沒做好的原因不是他單點失效，而是制度性的問題。
現在政府希望成立業委會，去補上業主跟社區之間的環節，但實際上業委會能起的作用又不是那麼大，至少在目前的大家都是兼職的情況下。你如果真弄一個專職業委會，業主說你把物業幹掉，業委會來管小區，那業委會不就成物業了嗎？角色上大家都有一些該做的事沒做好，有這種感覺。
物業是個公司，他收了物業費，理應提供相應服務。現在拿錢的物業不好好幹活，你指望一個不拿錢的業委會把活幹了，這現實嗎？
所以現在業主大會和業委會從法律上還是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它的法律主體地位，它在财務上，在收入上。比如說我幹這事，我拿年薪10萬，我覺得不過分，一點都不過分。
甚至你給我這工資，比如居委會的主任，他的收入我相信是能達到這個水平的，但是如果說給我這待遇讓我來幹社區居委會的負責人，我是絕對不會幹的，真的是一個太難做的工作了。誰願意幹，他有他的考慮，但至少從我的角度我是不願意幹的。
業委會這工作，讓我選擇是多拿錢還是少幹活，我甯可選擇少幹活，為什麼？
很多人該幹的活沒幹好，才導緻業委會做了很多本來不該他們做的工作。比如物業沒有正常的履職，如果物業把小區的這些事都弄得很好了，業委會真的就沒有什麼很具體的事需要做了，每年組織大家對小區公共事務投個票就行了。
業主平時有事找物業，然後物業都能解決了，小區的停車秩序、環境衛生也很好，共用面積收益也沒自己揣兜裡，正常應該是這樣的。就是因為他很多事情沒做好，再加上類似我們小區又有大量的曆史遺留問題，所以導緻了我上來就要面對一堆這種陳年的問題。
江洋：所以你越熱心，大家越來找你，就有很多本來不屬于你的工作，你也要去接，因為你是個好人嘛。
判官：所以我剛才也說了，我是不希望做好人的，我隻希望做好事，因為做好人很容易被人搞道德綁架。我做這些事的目的，還是希望喚起大家的參與意識。
我覺得小區治理這事，作為普通業主來說，每個人稍微多花一些精力都會大有不同。最起碼的，召開業主大會需要投票的時候，您高擡貴腿，走到投票點，高擡貴手簽個字，這個事情不難吧？
自己的房子你都不上心，小區破成這樣了，亂成這樣了，房價每平米如果掉兩三千，您這一套房就得差出多少錢來了，很多人這麼簡單的道理想不明白。
從利益角度，很多人都沒想清楚小區治理跟他利益的關系，他隻會琢磨很具體的事，什麼我們家車被蹭了，我這電梯裡髒了，這種事情我覺得反而是小事。您家那車才幾個錢，您那房得多少錢？很多人其實是認知上的問題。
四、希望大家都能做好本職工作
江洋：我覺得這裡需要很多對民衆的宣教，比如業委會、社區、物業，他們的責任和工作是什麼？應該讓大家有一個清楚的認知，具體的事該找誰找誰，才不至于亂。
判官：我倒覺得好産品是不需要說明書的。如果需要說明書，隻能說明産品有問題。
良性的情況下，剛才我也說了，像我們這小區業主大會的召開，業委會的成立，是一個目前比較常見的模式，也就是政府來引導，社區來牽頭，也就是有人牽頭的模式。
其實在這個基礎之上，隻要再往前多做一些，也就是說在日常業委會開展工作的時候，社區、街道也來支持這個工作，業委會的工作就好做很多了。社區的很多工作，業委會反過來也可以配合，比如說防疫這個事情。
當然，話說回來，可能防疫工作結束了之後，社區會有更多的時間精力去參與小區的治理，來和業委會一塊開展工作。所以我猜想2023年，我手裡的很多工作會有實質性的進展。
2022年這一年，說實話确實也沒有做成什麼實質性的工作，因為中間三天兩頭疫情來了，然後很多之前安排的工作就推進不下去了，之後又得推翻重來，甚至就歸零了。
比如我們費了很大力氣，聯合街道、社區、物業，計劃于11月上旬清理小區私占車位的行為。結果11月份上旬，物業出現了密接，被整體拉走隔離一個禮拜。
這種黑天鵝老來的話，正常的小區治理工作你就做不下去，所以2023年我覺得從理論上會比之前會好一些。
當然有些小區，是因為業主跟物業的矛盾沖突很強烈，導緻了業主自發召開業主大會，成立業委會，要去替換物業，這種小區也是有的。這種小區的情況我就相對來說沒有那麼感同身受了。
但是現在國内的法律法規，或者說是社區治理的模式之下，哪怕是自發成立的業委會，你要合法合規，就要備案，你還是要去跟街道、跟社區打交道，最終你還是需要在政府的框架下去開展工作的，還是需要街道社區的支持。
所以我覺得小區治理絕對不是業委會單方面能做好的一個事情，業委會最後在小區的治理這個工作裡，應該是一個配角，那主角是誰呢？
主角應該是業主，應該是業主在政府、在社區的支持下，去跟物業去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動。物業是一個企業，正常情況下，收了物業費，提供服務，本來是一個很正常的事兒，結果現在搞得特别奇怪，就是物業和業主的關系很奇怪。
本來是業主請物業來管理小區，最後物業的權力和權利被畸形的放大。所以希望疫情過去以後，大家都能回歸到本職工作上，做更多的本來該他做好的工作，更本分地去做好一些工作。
江洋：疫情确實帶來了很多變化，希望世界能回歸到疫情之前的，正常的一個狀态。
判官：要說我做業委會工作這一年下來，有什麼特别想說的話，我覺得套用最近的一句話：每個人都是自己小區的第一責任人。希望更多的業主去做孫行者，而不是孫言者。
隻在群裡抱怨、謾罵，不做具體的事，最後不管是業主自建的群，還是居委會拉的群，隻會搞得烏煙瘴氣，毫無建設性。
有的時候我就想不通：大家既然不願在一個缺乏秩序的小區生活，為什麼喜歡在一個缺乏秩序的群裡發言？也是挺奇怪的一個現象。
希望每個業主都能參與小區治理。關注和參與小區公共事務的人越多，小區才越有可能朝一個比較良性的方向去發展，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平時事不關己高高挂起，涉及自身利益就出來罵街。
小區的公共事務，或者再往大一些說，社會上很多事情是需要大家參與的，不要老等着别人來解決問題。老希望有什麼人空降下來，哪個領導或者哪個用愛發電的人出來解決問題，如果大家都這麼想，最後就是沒人解決問題。
有的時候是人性問題，但也是制度問題，一個好的制度能夠協調各方的利益，最大程度的利用、順應人性把事給做了，而不是逆着人性，希望有人站出來無私奉獻。不能指望有這種好事，有也肯定不持久。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小區的業委會幹了一年半載就幹不下去了，有很多情況下是因為你的規則在紙上，執行全靠大家自覺，靠一小部分人在裡邊無私奉獻，這是不可能持續的。
江洋：你做這個工作，有哪些得失和複盤？
判官：剛才也說了一些，包括這裡邊的底層模式上的缺陷，也表達了對某些業主的失望，但是一年下來我不後悔。
我做這個事情，雖然沒有還拿到結果，但是這個過程還是很有意義的。很多時候，我們如果什麼事都奔着結果，咱們這一輩子有多少件事，都沒有那麼地如人所願，隻能說你在過程中自己能得到一些收獲和提升，比如我自己的管理溝通的技巧能力得到一些提升。
小區雖然目前為止沒有變得更好，但也沒有更壞。假如我沒站出來做這些工作，這小區會不會越來越差？可能這也是一點比較積極的結果。
雖然這過程中我對所謂的一些人性的東西看得更透徹，但是我也不失望，沒什麼可失望的。至少對我自己來說，我是努力過嘗試過，最後結果怎麼樣，很多情況下，咱們也不能覺得這事非得有點什麼收益，不管是公共的收益，還是對個人的直接回報。如果抱着得失心去做事的話，就會非常累。
江洋：這個事從經濟收益上，回報真的太少了，還是要回到最開始說的，咱們做産品經理，還是要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情。咱們這些年齡比較大的、"原教旨"産品經理，都還是有這麼一個認知，而不是圖什麼經濟回報。
判官：當然話又說回來，既然咱們是聊業委會這麼大的一個話題，也不排除有的業委會或業委會主任，跟物業勾結也好，還是自己去搞一些貓膩也好，總之是為自己謀私利。
我還是覺得這個事是制度設計和落地執行的問題。人都是自私的，他做這個事情必有所圖。像我就是圖小區環境更好點，自然也會有人借這個機會為自己謀私利，咱們都不排除。
我隻能說我自己經曆的這些事情和我的思考，也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做業委會工作，都是希望有一個好的結果，或者說有一個對大家都好的結果。的确有人，他就純粹為了自己從裡邊撈點好處。
江洋：今天咱們聊了這麼多，相信大家也對業委會主任的工作和經曆，以及物業、社區、街道的關系，有了更多了解，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和感受，今天咱們就聊到這裡。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号：判官老司機（ID：panguansays），作者：判官（前産品經理），本文是播客節目"朝陽路5号"的文字版，部分内容有删改，江洋，"朝陽路5号"播客主播，大齡資深産品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