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聲》·第10期
作 者：微瀾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戰争"永不落幕
戰争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
——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争論》
曆史不會濃縮于一個夜晚，曆史又常在一夜間被改寫。
1991年1月17日淩晨，當伊拉克整個國家還處于睡夢之中，第一批美國F-117隐形轟炸機從沙特阿拉伯空軍基地起飛，黑色機身迅速消失在黑暗的沙漠天空中。
它們的目标是伊拉克的首都——巴格達。
自越南戰争以來，美國從未打過一場大規模戰争，現在它在沙特阿拉伯北部邊境沿線有幾十萬名士兵，上萬輛坦克等待突襲，數百艘軍艦駐紮在海上，他們的槍支和導彈瞄準了伊拉克。
領導此次戰争的是美國的施瓦茨科夫将軍，其先後在越南戰争中服役過兩次。
其中，巴格達拉希德街上12層高的電話交換大樓是唯一被施瓦茨科夫認爲重要到需要兩架F-117攻擊的目标——施瓦茨科夫的戰争計劃成功與否就取決于能否徹底摧毀這棟電話交換大樓，同時摧毀部分伊拉克的通信基礎設施。
兩架飛機瞄準電話交換大樓，釋放了兩千磅重的激光制導"寶石路"炸彈，炸穿了大樓并将其點燃，随後CNN駐巴格達記者的電視轉播突然中斷，美國的空軍取得了成功。
與此同時，116枚"戰斧"巡航導彈從近海軍艦發射，擊中了巴格達及其周圍的目标。
戰争一觸即發，"海灣戰争"正式打響。
這場戰争可能大部分人都認爲以美國爲首的聯盟軍隊能取得最終勝利，但幾乎所有人都對勝利的過程出乎意料。
42天，用了42天的時間，其中，地面戰役更是隻用了100個小時，美國就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要知道，在海灣戰争之前，伊拉克剛打赢"兩伊戰争"不久，号稱"世界第三軍事強國"。從紙面實力上看，伊拉克正規軍加上預備役部隊超120萬，伊拉克陸軍有5000多輛主戰坦克，8000多輛裝甲車，大口徑火炮3500門，空軍裝備700多架戰機，還有大量從歐洲進口的先進導彈。
但紙面實力終究是紙面實力，不然擁有超300萬兵力和綿延數百公裏的馬奇諾防線的法國，也不會不到一個月，就讓德國的鋼鐵洪流攻占巴黎；同樣的，幾乎全面蘇（機）械化的伊拉克也不會被美國打出100：1（10萬傷亡：數千傷亡）的戰損比。
那麽，問題來了，美國如此輕松地取得勝利的關鍵是什麽？
事實上，你可以把海灣戰争理解成現實微縮版的"三體"文明降維打擊：
三體文明用一個"水滴"探測器消滅了人類的近2000艘恒星級戰艦，美國也用前所未有的信息化技術打出了一場摧枯拉朽的戰役。
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的報告中總結的四個要點，某種程度上就已經預示了海灣戰争的走向：
1. 美國軍隊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技術優勢取勝。
2. 電子技術是最能發揮作用的技術。
3. 半導體是電子行業處于領先地位的關鍵。
4. 美國國防部很快将依靠外國資源獲得半導體的最先進技術。
在海灣戰争中，最能體現這點的就是，美國襲擊巴格達電話交換大樓的"寶石路"激光制導炸彈采用了與1972年美國摧毀越南清化大橋的第一代"寶石路"炸彈相同的基本系統設計。
這些炸彈由幾個晶體管、一個激光傳感器和一對綁在舊"笨彈"上的機翼組成。
但不同的是，海灣戰争期間的"寶石路"激光制導炸彈經過多次叠代更新後，使用激光制導炸彈的飛機擊中的目标數，是沒有制導炸彈的同類飛機的13倍。
海灣戰争的勝利，無疑在全世界都引發了軒然大波——如同馬克沁重機槍開創了自動機械的先河，使戰争模式發生了革命性變化；芯片循着摩爾定律進行指數級的爆炸發展，也将再次改變世界軍事、經濟乃至政治的格局。
除了美國，蘇聯、日本、中國，這些國家也在這場永不落幕的"芯片戰争"中，輪番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大戲……
而故事第一幕的主角正是美國和蘇聯，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當世界的"一極"美國利用先進的半導體技術在伊拉克勢如破竹之時，世界的另一極——蘇聯在幹嘛？
蘇聯被美國騙了？
如果你将芯片戰争比作是一個"勇者鬥惡龍"的故事，那麽這個故事一定是一個悲劇。因爲美國是那條"惡龍"的話，在幾十年的"芯片戰争"中，所有發起挑戰的勇者都以失敗告終，他們有的死去，有的選擇與"惡龍"爲伍。
1993年，俄羅斯總理切爾諾梅爾金、俄羅斯海軍司令在烏克蘭總理的陪同下來到黑海造船廠，咨詢廠長馬卡洛夫怎樣才能完成"瓦良格号"（"遼甯号航空母艦"前身），馬卡洛夫說"她不可能再完工了"。
大家問道："若要将艦船完工，工廠需要什麽？"
馬卡洛夫回答道："我需要蘇聯，需要黨中央、國家計劃委員會、需要軍事工業委員會和九個國防工業部、需要600個相關專業，8000家配套廠家……總之，我需要一個偉大的國家才能完成她。"
隻是馬卡洛夫口中的那個"偉大的國家"，在海灣戰争的同一年（1991年）年底，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聯總統職務；次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共和國院舉行最後一次會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後，就再也不會出現在他的眼前了。
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評價到：
一個如此強大的帝國，竟然消失得如此安靜且迅速，可以說是史上罕見。
罕見歸罕見，但這個大國的落幕又何嘗沒有征兆。
時間回到一年前，1990年，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曾前往美國矽谷進行正式訪問，矽谷的科技大亨們爲他舉辦了一場歡迎盛宴。
大衛·帕卡德（惠普聯合創始人，曾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和史蒂夫·沃茲尼亞克（蘋果聯合創始人）坐在戈爾巴喬夫身旁，一邊喝酒一邊吃飯。
戈爾巴喬夫毫不掩飾自己選擇訪問加利福尼亞州灣區的緣由，他在斯坦福大學的演講中提到：
"明日的思想和技術誕生于加利福尼亞。"
當戈爾巴喬夫在參觀斯坦福大學時，他與校園裏的人們擊掌緻意，他對着他們說："冷戰已經過去了，我們不要爲誰赢了而争吵。"
或許，蘇聯的火箭還和以往一樣強大，蘇聯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庫，但其半導體生産無法跟上，計算機工業落後，通信和監控技術落後，如果爆發戰争，這将是災難性的後果。
那麽反過來說，爲什麽蘇聯最終沒能造出能夠與美國相較高下的半導體芯片？
《芯片戰争》作者克裏斯·米勒指出蘇聯失敗的原因有三點：
1. 政治過度幹預；2. 過度依賴軍事客戶；3. 蘇聯缺乏國際供應鏈。
如何理解這三點？
我們可以将蘇聯半導體的發展曆程分成兩個階段來看，并在這兩個階段中進行分析。
事實上，在電子産業起步之初，蘇聯完全不懼美國，甚至一度領先。
1946年，世界第一台通用計算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誕生，其用了18000個電子管，且每分鍾隻能執行5000次運算；但蘇聯緊随其後，在1950年就搞出了自己的第一台通用計算機MESM，用6000個電子管，做到每分鍾約3000次運算。算力稍弱，但效率比埃尼阿克高多了，且故障率更低。
并且，在1947年，美國貝爾實驗室的三名物理學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頓，利用一塊鍺晶體實現了對微弱電流的放大，宣告了晶體管的誕生；但同年，蘇聯物理學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也在基輔一個秘密研究所進行了相似的實驗，并在第二年發表了研究成果。
可以說，在晶體管誕生之初，美蘇同時摸到了晶體管計算機的門檻，并且由于蘇聯的研發人員更加集中，加上政府的重點撥款，蘇聯還有一定的資源禀賦。
但可能也正是成也蕭何，敗于也蕭何。
就像文章開篇所說，戰争是政治的繼續，同樣的，科研也可以成爲政治（冷戰）的一部分。
在1958年，基于美蘇之間的"核戰争"假想，當時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聽取過相關實驗報告後就做了一個指示："真空電子管在核電磁脈沖下的生存性能比晶體管要強，蘇聯以後不要搞晶體管，集中力量搞電子管小型化。"
但其實這一決定也非赫魯曉夫一人之決斷，而是在聽取了專家們的意見後做出來的。
那麽蘇聯專家們爲什麽會達成這種普遍共識？
因爲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利用國家力量催熟了電子管産業，此時的蘇聯電子管行業，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合體"，數十個工廠、研究所，成千上萬的研究人員、工程師和工人都依托于這個産業。
這意味着它擁有着"自我邏輯"，來駕馭、主導甚至"劫持"科技路線：制定國家半導體發展路線時，總需要考慮電子管行業的利益，一旦動了電子管行業的奶酪，就會産生很大的沉沒成本，而這又不得不使得國家在半導體發展路徑上或主動或被動讓步。
或許電子管小型化是個死胡同，但它一定是一個能保住所有人鐵飯碗的死胡同。
那既然花錢的是國家，那就大家一起坐在馬車上閉上眼睛朝着死胡同開咯。
事實上，美國很多官方科研人員也提出了電子管技術路線，但不同的是，無論是美國官方科研機構、還是美國政府，他們可以進行引導，但卻不能決定技術路線的最終走向。
因爲最終是由"市場"說了算，這個"市場"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種思維模式，即做這件事情是不是一件足夠經濟的事情。
顯然對于所有人來說，這都是一件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
在剛剛起步的晶體管這一新領域，科研人員更容易取得成就和榮譽；
投資人和企業一旦降低技術成本，将創造一個巨大的全球化市場，獲得高額的利潤回報；
大衆消費者也樂于用腳投票，享受更多由新技術帶來的生活便利和舒适。
哪怕是美國政府，在越南戰争時期，也選擇了采用晶體管技術的炸彈，無他，命中率更高、故障率更低、成本更低、以及操作更簡單，這是一筆極其劃算的買賣。
要知道，軍事領域内的也不一定先進，也會存在一定的路徑依賴。
也正是兩條不同的技術路線選擇，美國和蘇聯在半導體的發展上産生了巨大的分野：
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消費市場蓬勃發展，推動了芯片需求。
民用半導體市場爲半導體供應鏈的專業化提供了資金，創造了從使用超純矽片到光刻設備的先進光學部件的各種專業公司。
最終，美國矽谷與冷戰盟友們，建立了一種超高效的全球化分工——日本主導了存儲芯片的生産，美國生産了大部分微處理器，日本的尼康和佳能以及荷蘭的阿斯麥則分割了光刻設備的市場，東南亞的工人完成了大部分最終裝配，而蘇聯卻是一條路走到黑。
直到越南戰争期間，蘇聯情報部門獲取到美國導彈的實測數據後，才猛然驚醒（蘇聯最悲觀的估計是，如果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發動第一次核打擊，這可能使蘇聯98%的洲際彈道導彈失效或被摧毀），承認晶體管技術的先進性。
而此時，蘇聯半導體的發展進程進入到了第二階段——"複制"策略。
就像曾經的核技術一樣，蘇聯通過情報搜集，成功研發出核武器，實現了和美國在核領域的平起平坐，最終構建起了世界的兩極，而在芯片領域，蘇聯也試圖通過這種策略再一次追趕。
最典型的一個事件是：當時負責蘇聯微電子的官員亞曆山大·肖金，要求蘇聯半導體科學家馬林将偷偷從美國帶回來的TI的SN-51芯片在三個月的時間裏進行複制，一一對應，不能有任何偏差。
但實際上，蘇聯的"複制"策略最終隻使美國受益。
198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蘇聯微處理器進行了研究，發現蘇聯生産了英特爾和摩托羅拉芯片的複制品，這些産品像鍾表一樣準确，蘇聯總是落後五年。
并且這"落後的五年"也将在摩爾定律的基礎上伴随着時間的演進差距越拉越大，直到1991年，蘇聯"轟然"解體才宣告落幕。
而顯然蘇聯的繼任者，俄羅斯要把這個苦果吞咽下去。
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芯片工廠最終淪落到爲當地的麥當勞歡樂餐玩具生産小芯片；
30年後，俄烏戰争爆發後，受限于芯片技術的落後，俄羅斯還依舊沿用着蘇聯在"布拉格之春"的戰略——"特種兵突襲機場+空降兵占領首都+地面部隊裝甲突擊"三闆斧，最終導緻"閃電突擊戰"失敗，而這帶給俄羅斯的是曠日持久的戰争。
是的，冷戰結束了，矽谷赢了，美國赢了。
日本可以對美國說不？
美國說，不！
在1989年日本曾出版過一本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
書的兩個作者的來曆都不小，一個是搞過"衆籌釣魚島"的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另一個是索尼創始人盛田昭夫。
1989年的日本具備以下特征：出口貿易繁榮，對美摩擦不斷，資産價格瘋漲，民族主義泛濫。
時任日本首相竹下登甚至在公開場合講過辱美笑話：
因爲日元升值，駐日美軍基地的大兵沒錢和日本姑娘約會，隻能在軍營裏互傳艾滋病。
到今天再回過頭來看，這種場景着實有點難以想象，但這就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事實。
而這背後的底氣，正是日本當時強大的綜合國力給予的：
在1988年，日本GDP突破3萬億美元大關，而當時的中國GDP僅有3123億美元，日本GDP幾乎是中國的10倍，到了1995年，日本經濟總量更是高達5.55萬億，占美國GDP比重超72%，雄踞全球第二，也相當于排名全球第三到第五名的德法英三國之和。
盡管其中存在房地産泡沫的因素，但不可否認日本在許多方面的發展已經對美國形成了實質性威脅。
就拿半導體行業來說，在1986年，全球前10大半導體企業中，有6家來自日本，前三名更是被東芝、日電、日立壟斷。以索尼、松下等爲首的日本電子企業更是在全球範圍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日本半導體行業，乃至整個國家能夠在二戰戰敗後快速發展，一方面，得益于朝鮮戰争的爆發，以及整個地緣政治格局中其所處的關鍵位置。
另一方面，來自于政府的助力。在1976~1979年間日本政府啓動了VLSI（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聯合研發項目，政府出資290億日元，日立、日本電氣（NEC）、富士通、三菱、東芝五大公司共同出資440億日元，整合了全國政、産、學、研各界資源集中攻關，提前于美國研制出64K至256KDRAM芯片，實現了相對于美國的趕超。
可以說，在"芯片戰争"中，日本比蘇聯走得要遠得多。這也是爲什麽在《日本可以說"不"》一書中，敢于說出"假如日本把芯片賣給蘇聯而不是美國，美蘇軍事力量會很快失去平衡"的話。
但是日本的半導體行業爲什麽還是走向了衰落？或者說在與美國的競争中落敗？
可以從三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一、美國的套路
如果說商業競争是一套雙方達成共識的框架下的較量，那麽從戰争的角度來看，對手幾乎不會考慮任何的規則和限制，而是會不擇手段地完成自己的戰略目的。
美國過去對付日本的手段，你如果仔細去了解，會發現有着驚人的熟悉感：
在1981年11月，美國一家叫做格林馬的公司曾承諾幫助日立公司的員工獲取工業機密。但實際上格林馬是一家幌子公司，其雇員是FBI（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随後日立相關員工被逮捕。
同樣，在1985年，東芝違反巴黎統籌委員會禁令，以35億日元的高價，向蘇聯出售了4部五軸聯動數控機床，讓美國海軍失去了探測蘇聯潛艇水聲的優勢。借着這事，美國逮捕了東芝相關高管，更是對東芝進行了制裁。
另外在長期貿易摩擦中，美國更是将"301條款"（美國基于國内法對外國損害其利益的行爲采取單邊制裁的條款）作爲重要談判工具，迫使日本接受自願出口限制、開放國内市場以及改革國内經濟結構等協議。
而這一系列的動作，都爲日本半導體企業帶來了惡劣的國内外市場環境。
二、日本企業内生動力不足
上文提到過，在1976年~1979年間日本政府啓動的VLSI聯合研發項目，帶動了日本整個半導體行業的快速發展，爲參與企業提供了必要的技術工藝能力基礎，包括專利技術的共享等，也提升了日本半導體行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争。
但随後日本大多數半導體企業未能利用其在20世紀80年代的市場競争力和影響力加速創新。
比如，在1981年，東芝一位名叫FujioMasuoka的中級工廠經理于發明了一種新型存儲器，與DRAM芯片不同，它可以在斷電後繼續"記憶"數據。但東芝忽視了這一發明，最後是英特爾将這種新型存儲芯片（通常稱爲"閃存"或NAND）推向了市場。
内生動力不足的另一個方面體現在，日本半導體企業對下遊需求和商業模式的更叠缺乏敏感性，以緻于錯過了整個PC互聯網時代以及分工式産業模式的轉變。
前者創造了IBM、微軟、蘋果、亞馬遜、谷歌這些企業，後者則推動了台積電、台聯電等優秀的晶圓廠代工制造企業的應運而生。
而相反，美國反倒像之前的日本一樣，來了一場大聯合行動。
1987年美國政府聯合英特爾爲首的13家半導體企業啓動了SEMATECH計劃，這一計劃幫助了美國半導體産業在1995年重回世界第一。
抛開美日貿易戰的視角，單從美國内部視角來看，這可能也是美國值得學習的地方：
一個強大的政府，被一個更強大的社會和市場環繞，國家在成長，整個社會和市場也在不斷發展。
而當一個社會不斷湧現安迪·格魯夫（英特爾創始人）、比爾·蓋茨、喬布斯和馬斯克這樣的人物，成就愛因斯坦、費曼這樣的科學家，培育出矽谷、好萊塢以及百老彙這樣的地方，其國家能力，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在民間活力和個體創造性的溢出效應下實現倍數級提高。
三、韓國、荷蘭、中國台灣等步步"蠶食"
在1991年，NHK上映了6集紀錄片《電子立國：日本的自傳》，這部紀錄片後面整合成了4卷圖書，上卷開篇的一句話便是，繼汽車之後，電子産業成爲了日本賺取外彙的又一大得力幹将。
隻可惜這一得力幹将沒堅持多久，就被其它國家和地區取而代之了。
作爲一個具有"颠覆式創新"特點的行業，電子産業核心技術不斷變化，技術叠代速度極快，性能和成本會随着技術叠代指數級上升與下降。
一旦你停下腳步，就意味着退步。比如日本面闆産業，1994年日本液晶面闆産量占全球的95%，但由于日本企業在大尺寸面闆上的投資畏首畏尾，沒有升級産線，最終在兩年後被逆周期投資的韓國超越。
同樣，在光刻機之戰中，由于開發新光刻設備需要巨大成本的原因，這将推動整個行業的集中，最後隻有一家或兩家公司主宰整個市場。也正是随着光刻機的開發叠代，日本光刻巨頭尼康和佳能最終大幅度落後于ASML和台積電這對合作夥伴。
而單純從創新角度來看，日本的半導體發展也有三個教訓需要我們注意：
第一，亞洲模式，即政府主導、投資拉動，認準一個方向猛幹的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也許它能起到一時的作用，但長期來看，在高科技行業更需要企業内部的自生動力和市場生态的支持
第二，在舊領域跟人家拼物美價廉，沒有太大前途。要發展歸根結底隻能靠創新，而創新可以是硬科技也可以是像索尼那樣搞應用。
第三，創新的确需要政府扶植，但政府扶植的原則必須是騰籠換鳥，而不是保護落後産能。要扶植有創新想法和最新技術的新公司，而不是去拯救那些走向窮途末路的舊公司。
時間來到1993年，當時盛田昭夫中風，引發了嚴重的健康問題。此後，他退出了公衆視野，在夏威夷度過了餘生的大部分時間，直到1999年去世。
而石原慎太郎一直堅持認爲，日本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展現自己。在1994年，他出版了《亞洲可以說"不"》，幾年後，他又出版了《日本可以再次說"不"》。
在20世紀80年代，他預測芯片将塑造軍事平衡并定義技術未來的觀點是正确的，但他認爲這些芯片将在日本制造卻最終是錯誤的。
面對美國的複蘇，日本的半導體公司将在20世紀90年代一直在萎縮。日本挑戰美國霸權的技術基礎開始崩潰。
但對大多數日本人來說，在經曆了日本泡沫經濟危機之後，此時石原慎太郎的觀點已不再像過去那樣"振奮人心"了。
到了2010年前後，日本電子産業也失去了最後的機會：一是終端産品潰敗，夏普電視、東芝空調、索尼手機基本都銷聲匿迹；二是上遊的面闆、DRAM、芯片制造等零部件産業被中韓瓜分。隻有半導體材料和設備等少數高附加值環節守住了。
在《原則》中，達裏歐說："未來的時代将與我們有生之年所經曆的時代完全不同，但與曆史上的許多時代有着相似之處。"
日本的半導體産業發展曆程無疑是一面鏡子，從鏡子中我們能夠回溯曆史，并從中照見自我。
在華爲Mate 60 pro剛面世的不久時，當大衆都處于狂歡之時，有一個網友理性的"澆涼水"評論頗值得我們去思考：
"中國既沒有一個像七、八十年代索尼、東芝、日立那樣在全世界深入人心的半導體公司，目前也還沒有在任何芯片領域對美國取得領先。說白了，我們的很多技術實力還不如當年的日本，那我們又憑什麽沾沾自喜呢？"
"封殺"中國，美國有何圖謀？
再把視角拉回到中國來看。
事實上，如果與日本對比，中國要打的這場"芯片戰争"，從半導體産業的角度來看，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占據。
回顧半導體産業發展史，前三十年是美國獨領風騷，20世紀70年代後，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等承接了來自矽谷的技術外溢和産業轉移，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會，成爲當前半導體産業鏈條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而中國在過去的三四十年裏，迅速走過了西方國家兩三百年的工業化道路。
時代飛速發展，車輪滾滾向前，這個過程，我們注定錯失太多的風景，留下諸多的遺憾。
當我們回顧這幾十年裏走過的曆程，已經錯失了半導體産業發展的黃金時期，整個半導體産業的山頭，都插滿了旗幟。
當中國大陸進入到半導體産業鏈環節中，留給中國大陸的可能隻有産業微笑曲線的最底部環節：
一個典型的芯片可能是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和以色列的一個工程師團隊，使用美國的設計軟件，采用日本軟銀旗下英國Arm公司的IP（知識産權）來設計；
設計完成後，它被送到中國台灣的一家工廠，該工廠從日本購買超純矽片和專用氣體，采用世界上最精密的，并且可以蝕刻、沉積和測量幾層原子厚的加工設備來制造；
這些加工設備主要由五家公司生産，一家荷蘭公司、一家日本公司和三家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公司。沒有這些公司的設備，人們基本上不可能制造出先進的芯片。
然後，芯片通常在東南亞進行封裝和測試；
最後被送往中國大陸組裝成手機或電腦。
這還不像過去的日本，最開始的競争對手隻有美國，中國相當于是一個無門無派的俠客，剛進入江湖，就需要跟以美國爲"盟主"的江湖各大門派都過上幾招，一個不小心就有危險。
而這其中，"盟主"的态度自然是最有意思。
有人認爲美國近幾年與中國的一些貿易沖突、産業轉移，是逆全球化，但反過來說，美國所做的到底是逆全球化，還是試圖打造一個沒有中國的高端産業鏈？
此前，外媒圈有名的中國報道記者Alex Palmer在NYT上發表了一篇闡述美國芯片封鎖的文章，直接将其本質寫在了标題上：這是一種戰争行爲（An Act of War）。
在文章中，一位受訪者更是露骨地表示："我們不僅不會允許中國在技術上取得任何進展，我們還将積極扭轉他們目前的技術水平"，而芯片禁令"本質上是爲了根除中國整個先進技術生态系統"。
但将中國排除在産業鏈之外，真的能成功嗎？
如果從制作一台光刻機的流程來看，似乎美國做到了。EUV光刻機對華全面限售，已經成爲中國芯片産業發展最緻命的卡脖子事件。
米勒在《芯片戰争》一書提到，根據計算，中國要獨立掌握完整的EUV光刻機制造工藝，至少要十年的時間，成本将遠超一萬億美元——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完全獨立地生産出457329個光源零部組件，日本不行、美國也不行，在高科技領域，全球化協同仍然是不可逆轉。
但是，我們從半導體産業的角度跳到一個更大的視角，就會發現中國有更多的确定性：
首先，統一大市場。中國擁有14億人組成的統一大市場。這放在全世界也是獨一份，并且此時的中國社會已經處于高質量發展階段，人均GDP1.25萬美元，單中國内部就藏着很大的空間。
與日本相比，中國無論是在國土面積上（比如那怕是沒有絲毫價值的沙漠，也可以轉換成光能），還是其它的資源禀賦上，都有日本過去無法比拟的優勢，而這些将爲中國帶來更多的輾轉騰挪的空間。
第二，成體系的供應鏈。與蘇聯的重工業極其發達，輕工業極其落後不同，中國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擁有全世界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并且完全嵌入到了整個全球化的體系，而這是當前難以被其它國家複制的，無論是東南亞，還是印度或者墨西哥。
第三，一批有深刻信仰和遠大理想的中國企業家和創業者正不斷地登上時代的舞台。放眼世界，中國很多企業家和創業者的努力和韌性都是無出其右的，而當這些以技術爲綱、以客戶爲中心的企業得以大放光芒時，隻會帶來更多的可能。
而這些都意味着在當前的全球化階段，中國不僅在許多産業鏈的上下遊環節扮演着越來越多的重要角色，也爲整個高技術提供了巨大的需求。除非美國能迅速在其它國家找到比中國規模更大、且更具專業化的替代勞動，否則美國想要打造一個沒有中國的高端産業鏈是不太現實的。
同樣的，一些數據和事實也在證明着這種确定性。
從2022年的數據來看整個全球芯片市場的規模爲5740億美元，而在具體的市場份額中，美國企業一共拿下了全球48%的市場，其次是韓國19%，之後是日本9%、歐洲9%、中國台灣8%，中國大陸7%。
而截至2023年上半年，中國累積進口集成電路數量爲2277億顆，同比減少了516億顆，下降幅度達18.5%，芯片進口金額爲1630億美元，同比減少333億美元，下降17%。
據IDC數據顯示，2023年第二季度，國内前五大智能手機廠商按排名先後分别是OPPO、Vivo、榮耀、蘋果、小米和華爲（并列第五）。其中，僅有蘋果和華爲二季度銷量實現了同比增長，蘋果銷量同比增長6.1%，華爲銷量同比增長76.1%。
香港《南華早報》在7月底就曾報道，英特爾就與深圳達成合作，建立了新的芯片創新中心以加深關系。
盡管華盛頓對半導體企業施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它們減少與中國的交易，但美國芯片巨頭英特爾公司仍将通過在深圳設立一個新的創新中心，來加強與中國的商業關系。這個中心旨在幫助中國國内的初創企業。
ASML總裁溫克甯也曾在媒體前公開表态，"就算将光刻機圖紙拿給中國人，中國人也制造不出先進的光刻機。"
但在今年9月份，溫克甯在采訪中談到荷蘭半導體技術出口管制時，又改口道，"中國有14億人，而且聰明人很多。他們能想到我們未想到的解決方案，出口管制隻會迫使他們提升創新能力。"
同樣的，英偉達CEO黃仁勳此前在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也指出，中國是科技行業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如果不能從美國采購到芯片，那麽他們隻會自己生産，而這将對美國科技造成"巨大損害"。
華爲Mate 60 pro的面市也無疑在不斷驗證着這一過程：
1. 驗證了在高度受限狀态下抱團科技攻關的有效性，打通産業鏈的研發和生産部分，以及最重要的，獲得市場的認可，形成商業循環；
2. 在生産設備有較大技術代差的前提下，通過自身的技術演進縮短了産品的技術代差，展示技術潛力；
3. 最爲重要的：利用現有資源大規模生産中高端制程半導體産品，可以直接沖擊海外競對的現金流和研發規劃。尖端制程的研發經費其實是成熟的中端和中高端制程産品來提供的，沖擊成熟競品的現金流，其實就是在抑制尖端制程的研發。
該部分内容引用自文章《輕舟已過，前路仍艱——對Mate 60的一些簡單看法》
結語：中國不需要說不
曆史不會重複，但總是會押韻。
——馬克·吐溫
江湖從來都不隻是打打殺殺，而是人情世故。
如果說在20世紀80年代，當世界尚處美蘇争霸時期，美蘇兩大陣營幾乎沒有相互滲透的經濟往來，而美國與日本這位盟友之間也沒有什麽地緣政治沖突，所以美國對蘇聯和日本的"芯片戰争"，顯得更加純粹。
一個是由美國政治利益群體所主導并獲得了美國商界支持，另一個則是由美國商業利益群體所主導并獲得了美國政界支持。
但到了今天，由美國這位盟主基于地緣政治戰略訴求，強推并由其盟友跟進的"供應鏈去中化"策略，既有客觀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同樣整個産業聯盟内部也有許多"不同意願"。
不但各國/地區之間非鐵闆一塊，在美國内部，也同樣存在不同的利益相關方博弈，并且這一問題除非在地緣政治沖突上出現重大變化，否則将會一直存在。
而這正是中國在整個半導體産業中成功突圍的機會所在。
客觀上來講，"修昔底德陷阱"是真實存在的，過去五百年的時間裏，15次大國崛起，其中有11次引發了戰争。
這一次，避免戰争的希望在于中華文明獨有的和平和包容的傳統，以及那種超常的耐心和智慧。
這其中，需要中國展現出超出美國的綜合國力，才能讓隻相信現實主義的美國政客徹底放棄發動戰争的沖動。
人類的希望在于将大國競争從國際象棋變成中國圍棋，用對"勢"的争奪代替血腥的殺戮。
在這個過程，需要意識到的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認清了這一點，并将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變得少少的，才是中國在長期博弈中取得最終勝利的關鍵所在。
參考資料：
[1].《芯片戰争》，克裏斯·米勒，浙江人民出版社
[2].《蘇聯半導體産業的潰敗，給了中國什麽啓示》，吳曉波頻道
[3].《日本1990：當宏大叙事消失之後》，遠川研究所
[4].《以史爲鑒，日本半導體的興衰史》，鑽石研報
[5].《關于芯片戰争的二三事》，矽基研習社
[7].《芯片戰争：國運背後的終極競賽》，郭大路的小酒館
[7].《繁榮、安全與成本——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破解之道》，太陽照常升起
[8].《祝賀華爲，但現在還不是開香槟的時候》，秦朔朋友圈
好文推薦：
排版 | 沈望望
編輯 | 星辰 輪值主編 | 孫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