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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宏觀經濟下行、産業結構轉變等情況，中國青年失業率逐年提升，許多人畢業即失業。爲了延緩就業壓力，國家開啓高校擴張，青年選擇考研考公等慢就業模式，但仍然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就業難的問題。不立業難以成家，中國的婚育情況也不容樂觀，高婚育成本是難以逾越的門檻。爲了調節就業矛盾和婚育壓力，應改革教育體制，活躍民營經濟，補貼有孩家庭，增設托兒所。
青年失業率在上升，失業青年在下沉
當我們在讨論 " 青年 " 相關的話題時，我們需要首先明确青年的定義。
從勞動力的角度講，0-15 歲是童年時期，16-24 歲是青年時期，25-59 歲是成年時期，60 歲以後逐漸退休。
結合個人成長規律來看，童年時期是高中之前，青年時期是高中和大學階段，從高校畢業後即進入就業市場。如果選擇考研讀研，則就業時間往後推遲 2-3 年。
随着就業壓力的不斷增加，" 青年失業率 " 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青年失業率，主要是指 16-24 歲之間年輕人的調查失業率。
我國從 2018 年開始首次發布這一數據，5 年多時間以來（2018-2022 年），青年失業率逐年上升從 10.8% 上升到 17.6%。
2023 年 6 月份，我國青年失業率達到了 21.3%，創下曆史新高。
目前中國青年總量是 9600 多萬，但大部分青年在校求學，實際在找工作的隻有 3300 多萬。結合青年失業率可知，當下有 600 多萬的失業青年。
青年失業率之所以越來越高，是因爲存在總量和結構上的供需矛盾。
從供給的角度看，我國勞動力人口總量在下降，但青年勞動力人口卻在上升。
以勞動力人口總量來看，2018 年到 2022 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16-59 歲）數量減少了 2000 多萬人，但是青年勞動人口數量卻在快速增長，尤其是高校畢業生。
2018 年，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爲 820 萬人，而到了 2023 年，高校畢業生人數已經達到了 1158 萬人。5 年間高校畢業生人數增加了 300 多萬人，增幅超過 40%。
從需求的角度看，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總量需求正在萎縮。
2018 年，我國的 GDP 增速爲 6.6%，但是到了 2022 年，我國的 GDP 增速放緩到 3%，經濟增速萎縮了一半，就業需求自然也就随之下降。
從供需結構來看，最近幾年，主要吸納青年就業的行業正在萎縮或飽和。
我國青年人就業最集中的幾大行業，分别是制造業、批發零售、住宿餐飲、教育和建築等。超過 60% 的年輕人在這些行業就業。
但是這些行業，最近幾年都面臨各種各樣的沖擊。
制造業受到國際形勢的影響，産業鏈有向外轉移的趨勢。教育培訓受到行業整頓，相關産業的就業機會也随之蒸發。房地産行業進入下行周期，銷量不景氣，連帶着建築業也遇冷。
此外，網約車、外賣等新興行業，過去幾年吸納了大量的青年就業人口，但是最近也開始出現了就業飽和的迹象。
以網約車爲例，截止今年 5 月底，發放的網約車駕駛員證和 2020 年底相比增加了将近一倍。
由于網約車行業的供求關系迅速惡化，今年以來，全國多個地方政府開始對網約車發出行業飽和預警。
總結來看，我國青年失業率受到經濟變化的影響，逐年上升，青年人的就業機會越來越少，許多人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
" 慢就業 "：失業與就業之間
最近幾年，每到校招的時段，如金九銀十、金三銀四，總有 " 最難就業季 " 的感慨，恰似一年難過一年。
面對經濟下行，勞動力市場需求萎靡的難題，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都在延緩就業，以時間換空間，以等待未來情況好轉。
在宏觀上，國家采用高校擴招的方式，将大部分青年群體轉化爲非勞動力，減緩就業壓力。
1999 年，高校擴招正式啓動，那時普通高校畢業生不到百萬。随後 20 多年，高校畢業生持續增加，每一年總量都在創新高。
2022 年，高校畢業生人數規模突破了千萬，較 10 年前增長了 58%，是剛剛跨入 21 世紀時的 11 倍多。
一方面，高校擴張爲青年就業帶來了積極影響，青年的人力資本積累和就業回報不斷提高，平均薪資和初職薪資持續上升。
但另一方面，在經濟産業結構不斷調整的背景下，青年就業面臨着諸多困境，例如需求下降，競争激烈，學曆貶值等。
在微觀上，高校畢業生傾向于通過考研來延遲就業，提升自身的競争力。
根據前程無憂發布的《2022 高校畢業生秋招行情》顯示，超 50% 的本科畢業生表示有考研的打算。畢業後深造的人數呈上升趨勢。
2022 年全國考研報名人數 457 萬，相比 2021 年，增加了 80 萬人。
然而，2022 年招生人數在 110 萬左右，相比去年隻增加了 5 萬人左右。這也就意味着，今年有近 3/4 的考生落榜。
除了考研，還有考公。
與大多數就業崗位相比，公務員可以帶來穩定的生活，社會地位高，福利保障相對較好，不會面臨被裁員的風險。
即使是曾經沒有意願考公的學生，在就業壓力面前也開始湧向考公這座獨木橋，正所謂 " 宇宙的盡頭是公務員 "。
2022 年，共 212.3 萬人通過了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資格審查，首次突破 200 萬人。實際錄用人數隻有 3.12 萬，報錄比高達 68：1。
考研考公群體一般分爲三種狀态，在校備考、在職備考、辭職備考。甚至考了很多次都沒有上岸的，比如二戰、三戰等。
在考研考公愈發火熱的當下，出現了一個詞彙—— " 慢就業 "。
與中學 / 大學畢業即就業的模式不同，" 慢就業 " 者在畢業後并未立即走入職場，而是放緩、延遲就業，一般延遲數月甚至兩、三年時間。
2018 年，當 " 慢就業 " 這個詞開始在網絡傳播時，16-24 歲城鎮青年全年平均失業率爲 10.8%。2023 年上半年，城鎮青年失業率達 19.6%，慢就業的人也随之增多。
今年 5 月，智聯招聘發布《2023 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選擇 " 慢就業 " 的人數占比，從 2022 年的 15.9% 提升到 18.9%。
" 慢就業 " 聽起來閑适松弛，但充滿了青年人不願将就的無奈和迷茫。
當下，就業市場很難有充足的優質工作崗位供大學生選擇，體面的工作崗位競争激烈。
而考研考公，起碼有些許希望能實現理想的工作和生活，但又有多少人在岸上呢？
不 " 立業 "，何以 " 成家 "？
在就業形勢變化的同時，中國年輕人的婚育情況也正經曆重要的變化。
中國古話講 " 成家立業 "，實現這兩件人生大事，意味着青年步入社會、承擔責任，并成爲真正意義上的成年人。
然而，在過去二十年裏，中國青年在就業和婚育行爲上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就業上，青年的初次就業時間推遲、勞動參與率下降、失業率上升。
婚育上，青年的婚育時間推遲、生育率下降、不婚丁克等非傳統家庭行爲越來越普遍。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一項研究表明，經濟基礎對于中國青年婚育的重要性不斷增強，成功 " 立業 " 對順利 " 成家 " 的影響越來越重要。
如果青年無法在日趨激烈的就業競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完成從學校到職場的成年轉變，即使政策和輿論上再鼓勵婚育，他們也很難進入婚姻、生兒育女。
事實也正是如此，青年時期困于就業的圍城，難以立業的情況下，成年時期亦将困于婚育的牢籠，難以成家。
育娲人口研究的《中國婚姻家庭報告 2023 版》顯示，我國的結婚率從 2000 年的 6.7 ‰上升到 2013 年的 9.9 ‰，随後逐年下降到 2022 年的 4.8 ‰。
我國的結婚人數也呈現出先增後減的趨勢。2013 年的結婚登記對數爲 1347 萬對，連續九年下降到 2022 年的 683 萬對。
一方面，是社會競争激烈，就業壓力大，青年立業難；另一方面，城市高房價和農村高彩禮，也成爲了橫亘在男青年面前的結婚門檻。
房子是結婚的首要條件，當前，我國部分大城市的房價早已超出普通工薪階層的經濟承受能力，許多年輕人由于買不起房，隻能選擇推遲結婚。
在部分農村地區，天價彩禮導緻很多年輕男青年結不起婚。并且，越是偏遠、經濟不發達的地方，彩禮要得越高，讓很多農村貧困家庭不堪重負。
如果說男性的難題是 " 不立業難成家 "，那麽女性的難題就是 " 成家後恐難立業 "。
研究表明，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有可能因爲結婚、生育而成爲 " 尼特族 "。
尼特指的是既不上學也不就業或接受就業培訓的狀态。" 尼特族 " 包括了失業青年、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青年。
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進入 21 世紀以來，我國 " 尼特族 " 青年比例持續提高。從 2000 年的 9.4% 上升到 2010 年的 11.1%，又上升到 2020 年的 15.5%。
其中，女性尼特族的已婚已育比例較高，這很可能是受到母職懲罰的影響。
由于缺乏生育支持、不平等的婚内性别分工和就業市場的排斥機制，女性很容易因懷孕或生育而離開就業崗位，并可能長期無法返回職場。
研究發現，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和工作時間都在其生育一孩那一年明顯下降，一般持續到第四年後才逐漸回升。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經濟環境變化導緻 " 就業 - 結婚 - 生育 " 人生鏈條難以順利銜接，青年人存在結構性困境。這不僅影響個體的幸福感，還将成爲中國社會的重大挑戰。
調節就業矛盾，降低婚育壓力
青年的高失業率，一方面意味着社會出現了人力資本的浪費，不利于經濟效益的提升，另一方面影響社會整體的結婚、生育等系列民生發展。
針對青年群體就業難的情況，政府高度重視并出台了不少應對措施，包括高校擴招、研究生擴招、公務員崗位向應屆生傾斜等。
盡管這些政策非常有必要，且見效很快，但長期來看，可能會帶來一些問題。
首先是大學擴招。
目前中國高校的教育培養模式與真實的産業需求存在脫節，雖然通過擴招可以抑制短期的失業率，但并能真正解決就業問題。
如果不改革教育培養模式，就業問題隻是被推後了，還會帶來研究生培養質量和學曆貶值的問題。
其次是公務員崗位傾斜。
作爲傳統意義上的 " 鐵飯碗 "，公務員靠國家财政供養，增量有限，缺乏退出機制，容易加大财政負擔。
在宏觀經濟下行、地方财政困難的情況下，單獨靠強體制化的促就業手段，很可能是杯水車薪的程度。
基于以上情況，針對青年就業難的問題應當從供需兩方提出解決措施。
首先，在供給方面應加強教育培訓模式改革，優化青年的人力資本，使其更适應市場需求。
一方面，結合産業轉型需要，針對性培養人才；另一方面，轉變職業教育觀念，提升職業教育的培養質量。
此外，還可以加大對青年的知識技能再培訓，使其更多了解市場，更好地提高技能。
同時，通過就業優先政策不斷拓寬就業渠道，健全終身學習體系，支持高校畢業生創新創業，不斷完善就業服務和培訓體系。
其次，在需求方面應提高社會的總需求，活躍勞動力市場，尤其是支持民營經濟發展。
民營經濟貢獻了 50% 以上的稅收，60% 以上的國内生産總值，70% 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 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
目前各級政府已爲民營經濟、中小企業出台了一攬子支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減稅降費、信貸傾斜等。
針對就業問題，還可以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尤其要鼓勵能創造大量就業崗位的服務業和平台經濟的投資經營。
緩解青年就業壓力之餘，還應适當鼓勵年輕人的婚育行爲，而經濟基礎仍然是婚育的重點，解決的關鍵是降低年輕人的婚育成本。
首先，爲有孩家庭提供現金補貼、稅收減免、購房補貼等實際的經濟幫助，形成社會和家庭共同撫養孩子的模式，加強社會的育兒氛圍。
其次，增建托兒所，提高 0-3 歲嬰幼兒的入托率，減輕女性的育兒壓力，幫助産後女性回歸就業，營造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
" 青年 " 是人生的重要階段，它一端連着童年，一端連着成年。
憑借所學知識，謀求一份合适的工作，進而有結婚生育的經濟基礎，安居樂業。這不僅是個體對幸福的追求，也是整體的可持續發展。
總而言之，爲青年的就業和婚育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才能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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