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溫州 "90 後 " 準新娘小李（化名）在走進民政局之前，卻先走進了遺囑庫。作爲家中的獨生女，去年，小李的父母将家裏的房産都過戶給了她。結婚領證之前，她立下生前遺囑，将父母指定爲遺産繼承人。像小李這樣立遺囑的年輕人如今越來越多。中華遺囑庫此前發布的 2023 年度《中華遺囑庫白皮書》顯示，中青年訂立遺囑數量在過去十年增長了 24 倍，未婚者訂立遺囑數量持續上漲。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訂立遺囑，這一現象與傳統觀念形成了一種不小的反差。因爲在多數人的潛意識裏，訂立遺囑是一件 " 遙遠 " 的事，且不說它是否必要，即便選擇那也應該是步入老年階段以後的事。就像任何社會行爲的流行都不是無緣無故的，訂立遺囑開始在年輕人群體中變得多起來，根本原因還是現實在發生變化。
這突出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很多年輕人在婚前訂立遺囑，與現代婚姻關系面臨的不确定性不斷上升息息相關。據國家民政部發布的《2023 年 4 季度民政統計數據》，2023 年全國共辦理離婚登記數 259.3 萬對，比上一年增加 49.3 萬對。與此對應的是，離婚财産繼承糾紛在今天也變得高發，那麽爲了減少這類可能的風險，一些年輕人在婚前訂立遺囑，自然也就成爲一種很務實的理性選擇；其二，今天相當一部分年輕人名下的确有了可觀的資産。如 2023 年度《中華遺囑庫白皮書》顯示，中青年遺囑人戶均資産達 744 萬元。
這些現實的原因其實也提醒我們，需要對社會遺囑意識的發育有多一層認識。因爲過去大家總是将中國人沒有訂立遺囑的習慣歸結到文化忌諱，如認爲提前交代後事不吉利，但實際上，它可能更多還是由社會客觀條件所決定的。道理很簡單，以前訂立遺囑多屬于是财富精英階層的專屬，而普通人由于名下資産較少，客觀需求其實也就沒那麽大。但現在，不少年輕人也擁有了房産，其中很多還是在婚前購買的，由此自然會有更多 " 普通人 " 對财産的繼承和分割糾紛産生預防意識，從而将立遺囑當作一種正常選擇。像之前在中華遺囑庫所登記的遺囑中，處理房産的比例占到 99.69%，這與中國家庭資産以房産爲主的社會現實無疑形成了呼應。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年輕人開始訂立遺囑，社會觀念的變化或許是表象，背後的根基其實是源自社會現實的變化。據此，我們甚至可以将它當作是社會發展進步帶來的一種觀念上的 " 副産品 "。當然，也不必否認，這種現象的興起，在今天依然伴有一定的社會觀念壓力。比如，婚前訂立遺囑的群體中，女性占比近 7 成。由此就引發了一些耐人尋味的聲音，如部分網友就認爲，這是女性的自我 " 防備 "，甚至将它與婚姻的忠誠度對立起來。
這種歸因或者說偏見，顯然不利于更多人以平常心看待訂立遺囑的行爲。應該重申的一點是，訂立遺囑本質上隻是個體對自己身後财産所作的一種提前的規劃，着眼的是減少和避免不必要的糾紛與财産風險，不應該被随意附加上其他的包袱。這與近些年來同樣越來越流行的婚前财産公證其實一樣，都是借助一種明确的規則來将個人财産風險降到最低，也減少社會爲此付出的調解成本。這于個人、家庭和社會其實都是有積極意義的。同時，訂立遺囑行爲的增多，在我們向來缺乏死亡教育、生命教育的語境下還有一層現實意義，即它意味着更多的人都開始更爲嚴肅地看待死亡、思考生命，這也未嘗不是一種自我教育。
當然，從總的占比看，立遺囑在今天依然還算不上是一種真正普遍的現象。這與遺囑觀念的尚待普及和相關社會化服務的不足有關。如有專家就建議，應加大力度普及遺囑知識觀念和培育遺囑服務，盡快将高質量的遺囑服務納入到老年服務體系中。這些建議是值得正視的。因爲隻有當訂立遺囑真正被更多人所接受和響應，社會的偏見才會越少，其社會價值也将越發凸顯。（作者是資深媒體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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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朱昌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