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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頂級科學期刊《自然》（Nature）公布了 2022 年度十大人物榜單（Nature’s 10）——這一榜單旨在選出 10 位在這一年所有重大科學事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
《自然》特寫部主編理查德·蒙納斯特斯基（Rich Monastersky）表示，"在這充滿危機和驚人發現的一年裡，本年度《自然》十大科學人物中，既有幫助我們探知宇宙最遙遠存在的天文學家，也有在新冠大流行和猴痘疫情中舉足輕重的研究人員，還有突破器官移植限制的外科醫生。"
在今年的十大人物榜單上，也有一些名字與氣候變化和其他全球危機的發展息息相關。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呼籲各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等危機；Saleemul Huq 是位于孟加拉國達卡的國際氣候變化與發展中心的主任，他在上個月的國際氣候談判大會上幫助争取到了富裕國家承擔由氣候變化造成的"損失與損害"（losses and damages）的承諾。
此外，《自然》還評選出了在全球公共衛生問題上有突出貢獻的幾位人物。新冠疫情進入第三年，北京大學的基因組學研究員曹雲龍幫助追蹤新冠病毒的演化，并預測了導緻新變異株産生的部分突變；Lisa McCorkell 是一位患有"長新冠"（long COVID）的研究員，作為 Patient-Led Research Collaborative 的創始成員，她幫助提高了公衆對該疾病的認識，并籌集到了研究經費；Dimie Ogoina 是尼日利亞尼日爾三角洲大學的傳染病醫生，他對尼日利亞猴痘傳染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關抗猴痘疫情的關鍵信息。
美國馬裡蘭大學巴爾的摩分校的外科醫生 Muhammad Mohiuddin 帶領團隊完成了首次轉基因豬心髒的人體移植；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達德航天中心的天文學家 Jane Rigby 在韋伯太空望遠鏡進入太空并正常工作的任務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讓人類探索宇宙的能力邁上了更高的新台階。
蒙納斯特斯基表示，"《自然》十大人物的故事以獨特視角濃縮了這不平凡一年中的一些最重大的科學事件。"本文人物介紹基于 Nature 報道和權威公開資料。如有纰漏，歡迎留言批評指正。
天文獵人 Jane Rigby：宇宙不會拒絕我
她在讓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JWST）進入太空并正常工作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為人類探索宇宙提供了新能量。
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JWST）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成功發射升空，在它可能出現的數百個問題中，Jane Rigby 一直在想一個噩夢般的場景。當這台耗資 100 億美元的望遠鏡在深空展開時，必須在巨大的主鏡前擁有一面副鏡，以便捕捉到光子并将其傳回地球。
Rigby 是美國宇航局戈達德太空飛行中心的科學家。"這是最讓我害怕的，在沒有副鏡的情況下，這個美麗的金色鏡子可能會把光聚焦到任何地方。
"盡管她的視力較差，但在一個月的時間裡，她的團隊為 JWST 完美地部署了副鏡以及所有其他組件。随後，她還領導了評估望遠鏡性能的工作。這次任務的成功幾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從發布第一批令人瞠目的圖像到發現遙遠星系和系外行星大氣，JWST 霸榜了 2022 年的天文學頭條。在數十年來緻力于将 JWST 送入太空的數千名天文學家中，Rigby 發揮了關鍵作用。
Rigby 自幼生活在特拉華州的農村，她看過 Carl Sagan 的《宇宙》（Cosmos）系列，也讀美國天體物理學家 Sally Ride 成為宇航員的故事。她因為身材矮小而不能駕駛航天飛機，于是成為了一名天文學家。她買了一架二手望遠鏡，晚上帶着它到田野裡，和她當物理老師的父親一起動手焊接和修修補補。
她在讀本科時，便使用夏威夷凱克望遠鏡的數據開始了天文研究工作。當她開始在亞利桑那大學讀研究生時，她又分析了美國宇航局的斯皮策太空望遠鏡的觀測結果。她說："當你架起一個最好的望遠鏡時，你會情不自禁地發現一些新東西。"
然而，在那時，JWST 是否會成功還遠未明朗。自1989年設想以後，該項目就經曆了進度延誤和成本飙升的挑戰。2010年，望遠鏡的所有問題惡化，她拒絕了其他兩個工作機會，義無反顧地投身于此項目。"科學是如此引人入目，"她說。她的部分工作是研究如何恢複由于 JWST 預算膨脹而被削減的能力。
12 年後，與以往團隊一次又一次的實驗相同，望遠鏡的發射在馬裡蘭州巴爾的摩的太空望遠鏡科學研究所進行。當望遠鏡與火箭分離并擴展太陽能陣列來發電時，她清晰地聽到了"陣列上有電流"，她說："很難想象那句話裡包含了多少歡樂。
"5 個月的望遠鏡調試開始後，Rigby 在測量和理解滲入 JWST 觀測的背景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因為 JWST 不像哈勃那樣被包裹在管子裡。太空望遠鏡科學研究所的 JWST 項目科學家 Klaus Pontoppidan 說，"她每天都非常努力地工作"，以降低背景光影響望遠鏡數據的不确定性。這讓天文學家确信他們的測量是準确的。
7 月 12 日，Rigby 發表了第一篇關于 JWST 科學成果的論文。那一周，她在白宮與美國總統拜登一起公布了望遠鏡的第一批圖像。自此，她成為與望遠鏡結果有關的科學演講和新聞發布會上的主要人物。
新冠預言者曹雲龍：隻有做出有效預測，才能證明你了解這個系統
他對新變異毒株的豐富描述，使研究人員能夠追逐新冠病毒的演變進程。
2019 年底，曹雲龍從美國回到中國，他本希望繼續從事單細胞基因組學方面的研究。但就在他任職北京大學研究助理後不久，新冠疫情就來了。
在那時，曹雲龍和他的導師、生物物理化學家謝曉亮發現，他們的實驗室裡沒有技術員和學生了。面對"停工"的情況，曹雲龍意識到自己可以用擅長的方法研究新冠病毒免疫反應的抗體。"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從事免疫學和病毒學，" 曹雲龍說。
如今，當科學家們看到新冠肺炎肆虐全球——裹挾着由 Omicron 衍生的新冠病毒變異株——曹雲龍的工作為領先病毒的快速進化提供了一線希望。他的團隊通過細緻探測人體的抗體，成功預測出了許多定義這種"變異群"的突變。
"這絕對是一項傑作，" Laura Walker 說，她是生物制藥公司 invivid 的免疫學家和首席科學官，她也一直在嘗試預測 Omicron 的進化。"他們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讓我們感到羞愧。"
曹雲龍在謝曉亮的團隊中領導着大部分新冠肺炎相關工作，他通過篩查新冠肺炎患者來獲得可用于治療的抗體。該團隊與一家中國制藥公司合作，挑選了兩種最有效的感染阻斷抗體，并開始在新冠肺炎患者身上進行試驗。
早期結果看起來不錯，但在南非科學家于2020年底發現Beta變種後，藥物失效了，于是該制藥公司停止了研發。曹雲龍說："我開始想，‘該死的，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他想知道，與其基于最強抗體來開發治療方法，或許可以确定哪些抗體對抵抗病毒變異最有彈性。他受 Fred Hutchinson Cancer Center 的進化病毒學家 Jesse Bloom 研究工作的啟發，該研究描述了幾乎每一種可能的改變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受體結合域（約4000個氨基酸組合）影響其附着和感染宿主細胞的能力。
然而，這一研究隻涉及到一種蛋白質。曹雲龍想做同樣類型的研究，以追蹤病毒如何進化以逃避成百上千種抗體。曹雲龍說，如果使用傳統技術，這将需要數年的時間，于是他開發了一種可以在數周内實現的高通量方法。
曹雲龍團隊的研究工作詳細地展示了病毒如何對抗體壓力做出反應。它還确定了在躲避免疫方面提供最大效果的突變。這種方法使曹雲龍團隊能夠研究不同變異株感染影響人們産生的抗體。例如，那些從 Omicron BA.1 中康複的人産生了中和抗體，這些抗體可以被 Omicron BA.5 中出現的刺突蛋白突變所克服，這種突變在今年上半年席卷了整個美國。
曹雲龍團隊通過研究 BA.5、BA.2 康複者的抗體，預測了目前流行變體的關鍵突變。這些預測使研究團隊能夠在病毒變體被确定後評估它們逃避免疫的能力，這項工作通常比其他團隊早幾周。曹雲龍說："我相信，這是我們第一次領先于病毒。"
Bloom 說，他的團隊一直處于生成新變種實驗數據的前沿，并通過預印本、社交媒體和病毒跟蹤網站來迅速分享這些信息。
如今，曹雲龍和他的同事們正在尋求設計新的抗體療法，以确定那些最能抵禦疾病的抗體。
氣候革命者 Saleemul Huq：這絕對是一條紅線，我們準備走過去
他幫助迫使富裕國家為氣候變化造成的損失和破壞買單。
上個月，在埃及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結束前的最後幾個小時，疲憊不堪的代表們癱倒在正式會議室外的沙發上。但 Saleemul Huq 并沒有，他依然筆直地坐着，翻閱着手機上的信息。
會議的最終文本尚未達成一緻。Huq 告訴《自然》雜志，他相信參加會議的各國政府談判代表最終會同意設立一種新的氣候基金：該基金将賠付氣候脆弱國家遭受的"損失和破壞"成本，"别擔心，"他說，"它馬上就來了。"
事實也的确如此。在紅海度假勝地沙姆沙伊赫簽署的最終協議包括建立損失和破壞基金的條款，幫助低收入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這一條款代表了近 30 年的成果，旨在讓全球曆史上碳排放最高的國家承認，它們對低排放國家負有一定的經濟責任，這些國家因氣溫持續上升而面臨破壞。十多年來，該運動的非官方領導人一直是 Huq，他原本是一名植物生物學家，現在是國際氣候變化與發展中心的負責人。
"對損失和破壞負責，而不應該是援助，"Huq 說。它基于"污染者付費"原則。這就是為什麼這一條款在 1992 年巴西裡約熱内盧地球峰會之前就遭到反對的原因，那次峰會産生了今天的氣候協議。"當金錢作為援助提供時，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捐助者手中。"這是一種不平等的關系，他補充道。
他在歐洲、非洲和亞洲長大，他的父母在那裡擔任外交職務，在這段經曆中，他逐漸培養起了對科學的熱情，50 年前搬到倫敦學習生物化學，之後又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後來，Huq 回到孟加拉國，與 Atiq Rahman 共同創立了孟加拉國高級研究中心（BCAS），這是一個專注于環境政策的獨立智庫。孟加拉國常年受到環境災害的影響，尤其是洪水。Huq 和他的同事推動政府成立環境部門，而 BCAS 将是指導研究部門。政府的氣候變化主管 Mirza Shawkat Ali 說，BCAS 幫助部門編寫了孟加拉國的第一個環境行動計劃。
英國牛津大學氣候研究員 Lisa Schipper 說，Huq 領導建立了一個基于社區适應、緻力于發展的全球專家網絡。這一長期存在的理念是在孟加拉國首創的，其重點是幫助農村社區找到他們基于研究的問題解決方案，比如提高防洪能力或調整種植模式，以應對氣候變化。
Huq 認為，社區"需要掌握主動權"。
到 20 世紀 90 年代，他開始積極參與國際氣候談判，擔任氣候脆弱國家（尤其是小島嶼國家）的顧問，幫助這些國家将自身需求提上聯合國談判議程。在首爾 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工作的環境律師 Achala Abeysinghe 表示，在 2015 年巴黎氣候協議達成前的幾年裡，為損失和破壞提供資金的想法得到了支持。Achala Abeysinghe 曾與 Huq 一起為氣候脆弱國家提供咨詢。她說，Huq 的策略是說服更多國家接受損失和破壞的理由，"這樣，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國家就不再孤單了"。但是，說服高排放的富裕國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2015 年的巴黎氣候談判取得了初步突破。最終協議第 8 條明确使用了這一術語："締約方認識到避免、盡量減少和處理與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相關的損失和損害的重要性。"但把這些話寫進文本并不容易，Abeysinghe 說。"如果我們堅持把損失和破壞包括在内，如果條約失敗，我們将受到指責。但這絕對是一條紅線。我們準備走過去了。"
Huq 在沙姆沙伊赫遭到了歐盟和美國同樣的回應。但他說，由于一些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想各種辦法将這一承諾排除在條約之外，主張損失和破壞的人再次堅定了立場。"我們并沒有眨眼。"
氣候發聲者 Svitlana Krakovska：沒有人能站在她的立場上講述同樣的故事
她将俄烏戰争與氣候變化聯系起來，稱其為"化石燃料戰争"。
2 月 24 日，Svitlana Krakovska 可以聽到導彈落在基輔附近的聲音，而她坐在公寓裡，與 93 個國家的代表舉行視頻會議。參加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會議的代表們正在講述人們備受期待的關于全球變暖影響的報告。Krakovska 不知道該怎麼辦，不知道是否應該利用這次會議來抗議俄烏戰争。
Krakovska 說："我明白 IPCC 不是一個政治機構，我不想違背它。"Krakovska 在基輔的烏克蘭水文氣象研究所管理着應用氣候實驗室。"但這是一種特殊情況。"
爆炸事件迫使 Krakovska 退出了 IPCC 的大部分會議；她與丈夫和四個孩子一起，為在戰争中生存下來做着準備。但經過三天的商議，她還是決定在閉幕全體會議上發言。"我很生氣，"她說。
她對代表們說："人為引起的氣候變化和俄烏戰争有着直接的聯系和相同的根源：它們都是化石燃料，以及人類對它們産生了依賴。""從燃燒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中獲取能源的便捷改變了人類世界的力量平衡。"
之後，Krakovska 和她的家人一直沒有搬離基輔，部分原因是她的父親在 4 月份去世前身患重病，住在一家養老院。但是，IPCC 會議之後的國際關注改變了她的生活。一位朋友說服她接受邀請，在世界各地的重大活動上發表演講。這使得 Krakovska 因作為氣候行動的活動家進入了公衆的視野；她将俄烏戰争稱為"化石燃料戰争"。
Krakowska 的職業生涯并非始于氣候科學領域：她第一次參加 IPCC 會議是在 9 年前。她 1969 年出生于基輔，在聖彼得堡學習氣象學，後來成為一名雲物理學家，緻力于在烏克蘭大草原進行人工降雨實驗以增加降水。
在 21 世紀初的博士後階段，她發現了區域氣候建模的新興領域，并成為第一個将其應用在烏克蘭的科學家。她發現，當時烏克蘭的許多人——包括一些科學家——對氣候變化的威脅不屑一顧，要麼不相信氣候變化，要麼辯稱氣候變化對一個遠離海洋、熱帶或極地地區的國家不會産生太大影響。
在 2013 年的 IPCC 會議上，她看到嚴格的科學可以被政策制定者理解，這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科學家們發言時，所有人都在傾聽。"我不習慣别人這麼仔細地聽我說話。"
随後，她說服了其他烏克蘭科學家加入 IPCC，其中包括他們的生态學家 Yakiv Didukh。Didukh 稱贊她的"魅力"和"謙遜"。這一經曆提高了科學家在國内的影響力：去年 10 月，烏克蘭高級部長批準了一項到 2030 年的環境安全和适應氣候變化戰略。
在 2 月份的會議之後，Krakovska 離開了烏克蘭，在維也納的歐洲地球科學聯盟和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年度會議等活動上發表演講。今年 9 月，她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上主持了一場關于重建烏克蘭科學的虛拟會議。她還參加了在埃及沙姆沙伊赫舉行的 COP27 氣候大會的會外活動。
回到寒冷的基輔，她繼續緻力于烏克蘭的氣候變化預測，并希望召開推遲的網絡研讨會來解釋 IPCC 的報告。
在她周圍，包括科學家在内的烏克蘭公民都在苦苦掙紮。大約 131 所烏克蘭大學和學院在俄烏戰争中受損，22 所被毀；位于基輔的烏克蘭國家研究基金會執行主任 Olga Polotska 說，超過 50 家研究機構遭到破壞或摧毀。烏克蘭國家科學院約 1300 名科學家也已經離開了該國。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副主席、位于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氣候變化高級顧問 Ko Barrett 贊揚了Yakiv Didukh 在 2 月份公開發言的決定。"我們是科學家，但我們也是人，" 她說，"沒有人能站在她的立場上講述同樣的故事。"
猴痘守望者 Dimie Ogoina：非常專注，且積極進取
他的研究幫助世界其他地區對抗猴痘病毒。
當 Dimie Ogoina 在 5 月第一次聽說猴痘病毒正在全球傳播時，他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該病毒于 2017 年在他的祖國尼日利亞出現，這是近 40 年來的首次，當時已經導緻 700 多确診病例和疑似病例。
在那次疫情暴發期間，Ogoina 是第一個診斷該病确診病例的人。世界衛生組織去年 11 月将該病更名為 mpox。
與當前的疫情一樣，目前全球範圍内已有超過 8.2 萬人感染，65 人死亡。2017 年疫情似乎集中在城市地區和中青年成年男性。這與以往 mpox 的傳播模式不同，之前通常出現在農村地區和兒童中，往往是由于接觸了受感染的野生動物。
Ogoina 在詳細描述這種病原體在尼日利亞的傳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指出了它造成的不典型的生殖器腫塊。而兒童似乎可以幸免于難，即使在一些有感染的家庭中。2019 年，在此基礎上，他和他的同事們認為，病毒可能通過性接觸傳播，而且可能比以往人人傳播要有效率得多。他試圖說服大家，但幾乎沒有成功。他說："人們不想把它當回事。"
雖然目前還不清楚該病毒是否通過嚴格意義上的性傳播——通過血液、精液或其他體液傳播——但很明顯，它很容易通過性接觸傳播。自從猴痘在全球暴發以來，Ogoina 的 mpox 研究已經被引用了數百次。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流行病學家 Anne Rimoin 說，它讓衛生官員了解了性接觸的作用，并幫助加快高收入國家教育和疫苗接種運動的發展。20多年來，Rimoin 一直在參與追蹤和控制剛果民主共和國的 mpox。"Ogoina 一直是該領域的領導者，"她說，"他的發現非常重要，本應向世界發出警告。"
Mpox 并不是 Ogoina 對病毒的第一次嘗試。自從十多年前成為一名傳染病醫生以來，他一直走在尼日利亞研究其他傳染病的前沿，包括艾滋病毒和埃博拉病毒。尼日利亞醫學研究所的病毒學家和研究負責人 Rosemary Audu 說："他是一個非常專注和積極進取的人。"
但現在，盡管全球疫情正在減弱——全球平均每周新增病例不到 100 例，低于 8 月份大約 10 倍——尼日利亞當地的局勢沒有顯著變化。在西非和中非，控制該病毒在高收入國家傳播的藥物、疫苗和監測資源仍然遙不可及。
在過去的一年裡，關于 mpox 的出版物迅速傳播，但是 Ogoina 說，他擔心對 mpox 的新關注和資金将很快枯竭，這種疾病将恢複到僅在中非和西非國家傳播的狀态。
因此，他把深入研究和阻止這種疾病作為自己的使命。到目前為止，他的國家在 2022 年确診了 624 例感染，但 Ogoina 認為這是"嚴重低估"。他說，由于不清楚誰感染了這種病毒，以及他們是如何被感染的，尼日利亞衛生官員正在"完全盲目地"遏制這種病毒。
他還警告世界其他國家不要繼續對 mpox 在非洲的傳播而沾沾自喜，否則它将再次"卷土重來"。
"長新冠"倡導者 Lisa McCorkell：努力把病人放在所有類型研究的最前沿
盡管日常生活受到影響，但她仍将患者置于"長新冠"研究的中心。
作為一名研究生，Lisa McCorkell 研究了如何應對社會政策中的一些最大挑戰，包括糧食貧困和社會安全網。但有一個話題，她避而不談：衛生保健。"我覺得這太複雜了，"她說，"我試着遠離它。"
然而，她後來卻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醫療保健政策上。在 2020 年輕度感染新冠肺炎後，她成為了"長新冠"受害者，早日常生活中持續受到新冠的影響。同年晚些時候，她和其他四名患有這種疾病的女性成立了 Patient-Led Research Collaborative，試圖對這種情況進行研究并提供信息。
今年，盡管在許多國家，新冠大流行已從議程上消失，但該組織的成員人數和影響仍在繼續增長。它已經為研究項目引入了 480 萬美元的基金，受助者由一組患有"長新冠"的人選出。
McCorkell 推動了"長新冠"的關鍵研究；去年，她在美國國會就患有這種疾病的人的需求作證。"我們正努力把病人放在所有類型治療的最前沿 ，"McCorkell說，"我們讓患者決定我們的研究重點和這些資金的去向。"
這種合作的方法特别适合"長新冠"：從一開始，患者必須主導自己的衛生保健并設計自己的治療方案。來自巴西薩爾瓦多的 Letícia Soares 說，這種困惑和恐懼讓人非常孤立。她說："同與我有相似經曆的人交流，這是在情感上度過難關的唯一方法，既能讓你活下來，又能讓你看到前進的道路。"
由于當時還沒有針對這種情況的關鍵研究，McCorkell 和她的合作者感到非常沮喪。于是，他們決定自己進行研究。2020 年，他們對"長新冠"患者的經曆進行了調查，并建立了谷歌文檔來分享結果。McCorkell 說："它受到了相當多的關注，并幫助把"長新冠"作為一個問題擺在了桌面上。"
後來合作和研究已經超越了谷歌文檔的範圍。去年，該組織發布了一份記錄了 200 多種症狀的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報告。該合作組織的成員曾擔任"長新冠"研究項目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包括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耗資 10 億美元的 RECOVER 項目。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物理治療師 Kelly O 'Brien 說："他們在如此短的時間内所做的事情非常出色。" O’Brien 與該組織合作進行了一項關于症狀波動的研究。McCorkel 說，她和聯合創始人 Hannah Wei 在完善這項研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使"長新冠"患者參與研究變得更加可行。
目前，他們正在進行關于新冠病毒再感染對"長新冠"影響的研究，并倡議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研究這種情況。今年，該合作組織開始分發由 Balvi 授予的 480 萬美元，Balvi 是加密貨币企業家 Vitalik Buterin 為支持高影響力的新冠相關項目而設立的基金。
Soares 說，該組織的工作人員保持靈活的工作時間，以應對反複出現的症狀。"我們的工作風格非常不同步，我們将員工的健康置于一切之上，" McCorkell說。
與此同時，McCorkell 自己的議程也在不斷變化。在與包括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在内的政府機構聯系時，她意識到，"長新冠"患者隻是需要發聲的更廣泛殘疾人群體的一部分。"我希望我們能夠通過将殘疾正義作為任何政策制定的一個視角來走向未來。"
堕胎實情調查員 Diana Greene Foster：已準備好、并願意聽到不受歡迎的結果
在美國最高法院允許各州禁止堕胎後，她開始追蹤其後果。
在佛羅裡達州奧蘭多市參加全國堕胎聯合會年度會議時，Diana Greene Foster 看到了一份洩露的裁決草案——美國最高法院打算在 5 月份推翻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Foster 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一名堕胎研究人員和人口統計學家，她說："我的手機都快炸了。"
這一決定并非完全出人意料。事實上，Foster 非常擔心最高法院會破壞 1973 年保護堕胎權利的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裁決，她已經開始計劃一項研究，看看這一裁決對那些最有可能禁止堕胎的州有什麼影響。但那感覺還是像一記重擊。"我希望這項研究永遠不需要進行，"她說。
Foster注意到，該裁決草案沒有提及她和其他人已經向法院提交的關于堕胎結果的大量研究，她發誓要确保科學證據成為對話的一部分。第二天，她一整天都在和記者打電話。
二十多年來，Foster 一直在研究避孕藥具的獲取和計劃生育項目的有效性。但她最著名的研究是關于堕胎（或被拒絕堕胎）對人的精神、身體和經濟健康的影響。這項研究被稱為"Turnaway Study"，靈感來自于 2006 年她從一位堕胎服務提供者那裡聽到的一句漫不經心的評論："我想知道那些被我們拒絕的女性會怎樣？"
Foster 意識到，通過追蹤那些被拒絕堕胎的人的結果，她最終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堕胎是否會造成傷害。之前的研究着眼于有孩子的人和堕胎者的結果。但是"唯一合理的比較群體是那些想要堕胎但不能堕胎的人"，Foster 說。以前沒有人做過這樣的比較。
"我們還沒有真正提出一種嚴格的方法來記錄堕胎本身對人們的影響，" Lauren Ralph 說。他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流行病學家，與 Foster 一起參與了這項研究。"她真的想出了這個美麗而創新的設計。"
Foster 和她的團隊說服了全國 30 個堕胎服務提供者，招募來診所堕胎的女性，以及那些錯過了設施指定的截止日期而被拒絕堕胎的女性。通過 50 多篇同行評議的論文，這項研究表明，接受堕胎不會損害女性的健康或幸福。然而，被拒絕堕胎會導緻負面的經濟和健康結果，并傷害家庭。那些被拒絕堕胎的女性更有可能生活貧困，獨自撫養孩子，并經曆與孩子出生有關的危及生命的并發症。
例如，一項分析将"Turnaway"參與者的一部分與其信用評分相匹配，結果顯示，被堕胎診所拒之門外的女性比獲準進入堕胎診所的女性經曆了更大的經濟困境，也面臨破産和被驅逐等負面事件的增加。
佛蒙特州明德學院的經濟學家 Caitlin Knowles Myers 最初對 Turnaway Study 的設計持懷疑态度。她認為，那些在為時已晚後才去堕胎的人可能已經陷入了經濟困境。但 Myers 說，Foster 的信用評分分析顯示，"直到她們人生的關鍵時刻"，這兩組人都很相似。"然後它們就會出現巨大的分歧。"
Foster 的下一項研究是在 6 月份羅訴韋德案被正式推翻幾天後啟動的，該研究将比較那些在各州禁令生效前兩周内成功堕胎的人與那些計劃堕胎但無法堕胎的人。在 Turnaway Study 中，那些被拒絕堕胎的女性幾乎沒有其他終止妊娠的選擇。"但有了這些禁令，問題是誰能真正規避州法律，" Foster 說。這項研究還将考慮尋求堕胎的變性人和非雙性戀者；這些人沒有在 Turnaway Study 中被追蹤。
西北大學費恩伯格醫學院的律師、生物倫理學家 Katie Watson 一直被 Foster 對事實的不懈追求所打動。"她是一個真正的科學家。她已經準備好了，也願意聽到不受歡迎的結果。"Watson 說，當政策制定者和活動人士在沒有證據支持的情況下做出斷言時，"她畢生的工作就是核實它們的事實"。
Foster 希望，她在未來幾個月收集的證據将有助于決策者決定是否改變本州對堕胎的限制。最高法院可能忽視了科學，但 Foster 希望各州不會。"我絕對有信心，當州一級做出決定時，他們會有關于家庭後果的數據。"
危機外交官 António Guterres：我對人類的團結有極大信心
他欣然接受了其代表世界良知的角色。
11 月，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對參加聯合國氣候峰會的世界各國領導人發表了激烈的言論。"我們正走在通往氣候地獄的高速公路上，而且我們的腳還踩着油門，" 他對各國代表們說，"我們的星球還在急診室裡。"
将大膽的公開聲明作為人類良知的聲音，已經成為 Guterres 的一個特點。他認為失敗就是失敗。2015 年，時任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的他在接受 BBC 采訪時表示，"世界一片混亂"。
這些呼聲大多集中在環境問題上，旨在為低收入國家的利益服務，并制定全球優先事項。但據内部人士透露，他在幕後的低調外交也幫助避免了今年的糧食危機。
在俄烏戰争期間，敵對行動阻礙了來自兩國的數百萬噸糧食的運輸，這些糧食通常至少占出口到全球市場的小麥、大麥、玉米和葵花籽油總量的 30%。烏克蘭約 90% 的出口通常要經過黑海，但當敵對行動阻礙航運時，有可能導緻食品價格飙升，以及數百萬人遭受饑餓。
Guterres 和其他聯合國官員與外部夥伴合作，幫助促成了談判，以建立一條受保護的糧食運輸通道。
聯合國大學（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校長 David Malone 表示："很多事情不僅要由他個人安排，還要由許多其他官員安排。""盡管他前後說了一些嚴厲的話，但他确實去了莫斯科，并說明了情況，毫無疑問，他的幹預是影響因素之一。"
協議簽署後，食品價格下跌了 10%，從那時起，近 1100 萬噸谷物和其他食品通過黑海。
Guterres 在推特上寫道，這一壯舉證明了"謹慎外交在尋找多邊解決方案方面"的力量。它還反駁了一些批評人士，這些批評人士稱他處理全球複雜危機的方式過于謹慎，隻會說而不會做。
Guterres 在長期的公共服務生涯中獲得了談判技巧：他此前擔任過兩屆葡萄牙總理。
在進行内部改革的同時，他繼續敦促世界各國領導人解決全球性問題。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執行主任 Måns Nilsson 說："Guterres 在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問題上發出了強有力的重要聲音。"他利用自己的号召力，動員各國政府首腦，特别是企業領導人采取氣候變化行動。"
11 月，各國在氣候談判中陷入了僵局，Guterres 敦促各國通過一項 Climate Solidarity Pact，承諾富裕國家幫助加快全球向可再生能源的過渡。盡管世界面臨着種種挑戰，Guterres 仍然看到了未來的希望。11 月，全球人口突破 80 億，他說："我從不賭人類的創造力不存在，我對人類的團結有極大的信心。"
移植先驅 Muhammad Mohiuddin：我和那個病人同生共死
他和他的團隊将第一個基因編輯的豬心髒移植到了人體内。
1 月的一個雪夜，Muhammad Mohiuddin 不願冒險開車一小時回家，于是睡在了巴爾的摩馬裡蘭大學醫學院的辦公室裡。如果天氣狀況繼續變壞，這位移植外科醫生擔心他可能會錯過原定于第二天早上進行的具有曆史意義的手術：首次将基因編輯過的豬心髒移植到人體内。
這項手術将實現 Mohiuddin 和其他人數十年的工作，他們的目标是讓豬成為等待移植的病人的器官來源。衆所周知，異種器官移植在幾個世紀前就被首次提出，但當人們清楚地認識到人體會迅速排斥來自其他物種的器官時，這一想法就被放棄了。然而，在過去十年中，基因編輯技術的進步使研究人員能夠去除觸發人類免疫系統的特定豬蛋白質和糖，從而使器官更加相容。一些公司也開始為此目的飼養轉基因豬。
像許多其他科學家一樣，Mohiuddin 已經向 FDA 申請允許在臨床試驗中測試異種移植。監管機構一直要求獲得更多關于在非人類靈長類動物身上進行轉基因豬器官研究的數據。
然後，在 2021 年 12 月，Mohiuddin 和同樣來自馬裡蘭大學醫學院的外科醫生 Bartley Griffith 找到了一個辦法。一名 57 歲的男子 David Bennett 因心髒衰竭而卧床兩個月。他也無法獲得人類的心髒，肯定很快就會死去。Mohiuddin 和他的團隊意識到，Bennett 的情況使他有資格接受實驗性治療——包括異種移植。
Bennett 同意了這一程序，Mohiuddin 和他的同事們在接下來的幾周内将他們十幾項将豬器官移植到狒狒體内的實驗數據發送給了 FDA。然後，該團隊需要倫理學家的批準，大學系統的資金，以及所有參與者的血液樣本（在手術前後采集），以确保沒有人被豬病原體感染。四名精神科醫生證實，Bennett 在簽署同意書時精神狀況良好。
最終，在新年前夜，FDA 批準了這項緊急手術，手術團隊将手術時間定在 1 月 7 日。在手術後的幾周内，多次感染使 Bennett 已經脆弱的狀态更加脆弱。後來，研究小組得知豬心髒感染了一種未被檢測到的豬疱疹病毒，但尚不清楚是否是這種病毒影響了 Bennett 的健康。
移植的消息讓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既驚訝又興奮。"這是該領域向前邁出的一大步，對一位重病患者來說也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國際異種移植協會主席 Wayne Hawthorne 在一篇評論中寫道。盡管 Bennett 在完成手術的兩個月後去世，但他活得比任何人實際預期的都長。Mohiuddin 說："我和那個病人同生共死。""我想讓他永遠活下去——這是我心裡想的——但在我腦子裡，我知道這将是一個奇迹。"
Mohiuddin 說，他的團隊偶爾會收到來自動物權利組織和其他研究人員關于接受者選擇的批評。"有很多意見，但我們有數據，我們認為這比沒有數據要好。"然而，許多科學家和移植外科醫生對這一消息表示歡迎，認為這是賦予該領域合法性的一個裡程碑。
Mohiuddin 願意進行更多的緊急心髒異種移植手術，并希望開始更大規模的臨床試驗，但尚不清楚何時會開始。今年 6 月，FDA 與科學家和公司舉行了一次會議，概述了他們對異種移植的擔憂。主要問題是病人的安全，特别是感染豬病毒的可能性。
但是，Mohiuddin 的實驗，以及最近幾項移植豬心髒和腎髒的研究，讓研究人員充滿希望。Mohiuddin 說："我從沒想過這會發生在我的有生之年。"
政策關鍵人 Alondra Nelson：她做事有一套程序
她在公平、誠信和開放獲取方面貢獻巨大。
今年 2 月，當 Alondra Nelson 接手美國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時，該機構一片混亂，上任領導、生物學家和數學家 Eric Lander 因在欺淩和工作場所騷擾的指控而辭職，這個曾經默默無聞的辦公室突然成為公衆的焦點，因為飽受圍攻的員工們在全國媒體上表達了他們的不滿。Nelson 在早期作為代理局長傳達的信息很簡單：讓我們回去工作吧。
一名工作人員表示："我們平靜地重新思考了我們為什麼在那裡，我們的目的是什麼，以及我們應該如何彼此相處。"這名工作人員要求匿名，因為他們無權接受媒體采訪。"這正是我們當時所需要的。"
Nelson 是一名社會學家，在探索科學技術的社會和種族影響方面建立了自己的聲譽，在 2021 年被任命為 OSTP 首位科學與社會副主任。該辦公室的主要職責是協調整個聯邦政府的科學政策。
對于 Nelson 來說，在加入該機構之前，她正在寫一本關于 OSTP 的書，這是一個将她的研究付諸實踐的機會。她說，政府有一個曆史性的機會，可以通過聯邦政策促進公平，并加強各機構的科學誠信。"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時刻。"
2013 年，大約 20 個由政府機構資助的科學家，要在論文正式發表後的一年内免費公開這些研究成果，而新政策取消了一年的寬限期，并适用于所有政府機構。盡管 OSTP 多年來一直在研究這項政策，但這項聲明還是讓一些人感到意外。開放獲取的支持者對這一行動表示贊賞，稱這将為日益增長的全球運動注入動力。但科學出版商的反應卻不同，他們正面臨着行業的轉型。
許多期刊出版商——包括出版《自然》雜志的 Springer Nature——表示了謹慎的支持，但美國出版商協會（AAP）抨擊了這一政策，認為這是在沒有科學出版業有意義參與的情況下制定的。Nelson 堅持認為，她咨詢了出版界的利益相關者，但美國兒科學會的警告得到了國會的響應。在 10 月份寫給 OSTP 的一封信中，衆議院科學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警告說，政府不僅必須确保聯邦資助的研究是可用的，而且要"以一種避免意外後果和科學效益最大化的方式"去做。
一些内部人士擔心，在早期，當更多初級員工受到虐待時，Nelson 是否做了足夠的努力來對抗 Lander。一名熟悉情況的政府官員表示，事發時"她就在房間裡"。但 Nelson 的支持者把責任完全推到 Lander 身上，認為權力差距太大，她自己無法克服。
Nelson 拒絕回答有關 Lander 任期的問題，隻是說，在他離開後，"我們必須做一些工作，讓 OSTP 的文化回到我們可以專注于科學、技術和政策的軌道"。
許多人對 Nelson 仍能取得的成就抱有很大的希望。認識她或曾與她共事過的人說，她善于傾聽，能記住别人的名字，能長時間工作，還善于激發同事的潛能。
"她做事有一套程序，這令人印象深刻，但也讓你坐得更高一些，" Rebecca Gluskin 說，她與 Nelson 一起在紐約市的一家非營利組織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擔任數據科學家。
Nelson 說，她專注于手頭的工作，仍然很興奮能做這件事。即使兩年過去了，她說："我每天都會掐自己。"
原文鍊接：
https://www.nature.com/immersive/d41586-022-04185-3/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