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木子童
編輯、制圖丨渣渣郡
一票難求。
在剛剛落幕的海南島國際電影節上，《黑箱日記》無疑是最熱門的紀錄片之一。
爲了看到它，我不得不放棄更多展映影片，從三亞乘坐 2 個小時高鐵趕去海口，搶奪隻剩邊角的寥寥幾個座位。
好在片子值得，沒有故意催淚的橋段，甚至刻意诙諧，全場觀衆卻哭作一片，中途幾度掌聲雷動。
在一年即将結束之際，可以放心地說，這就是今年最好看的女性主義紀錄片。
一切始于一次無恥的性侵。
2015 年，剛剛踏入新聞行業的實習記者伊藤詩織被山口敬之迷奸。
在身下的劇痛中醒來時，她發現那位時任 TBS 駐華盛頓分局局長、德高望重的日本知名電視記者正在她的身體上奮力起伏，他說：" 你合格了。"
——這一天，伊藤面見山口，原本是想讨論郵件中提到的 TBS 求職事宜。
但幾杯酒落肚，酒量頗佳的她就失去了意識。
5 天後，伊藤詩織選擇報警，警方幾番推脫，終于在伊藤提交足夠證據後受理。
然而就在警察埋伏在機場準備逮捕山口時，一通上峰電話打來，逮捕行動叫停。
幾天後，安倍晉三傳記《總理》出版，作者正是安倍的親密友人山口敬之。
翌年夏天，日本檢方以證據不足爲由，決定不對山口提起刑事訴訟。
處理該事件的調查員被調離，不同調查員和警員數次私下勸告伊藤：别告了，赢不了。
2017 年，别無他法的伊藤決定把一切公之于衆，同時請求檢方複議撤銷該案的決定。
" 我認爲我已經試過了一切我能走過的路，公之于衆是我最後的選擇。"
這一天，記者會上不停歇的閃光燈下，她成爲日本第一個主動向公衆公開面容的性侵受害女性。
她說：" 我認爲有必要告訴大家，強暴是多麽可怕的事情，對今後的人生會産生多麽重大的影響。"
然而即便把私事變爲公事，在輿論壓力的監督下，伊藤也沒能赢。最終檢方決定維持意見，不予起訴。
因爲伊藤始終無法回憶起失去意識時，在酒店中發生的具體情形，也錯過了第一時間報警留證的窗口期，她沒有足以定罪的決定性證據。
與此同時，針對伊藤的惡意洶湧而來：人們稱她生性放蕩、咎由自取，因爲在記者會上，她的襯衣少扣了一枚紐扣。
謾罵與死亡威脅接踵而至，樓下甚至開始出現跟蹤車輛，她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公寓，到朋友家暫住。
最令人難過的是，這些仇恨信件中，很多來自同性别的女性。她們指責伊藤不知檢點，" 自己也有責任 "，把這樣的醜事到處宣揚，丢盡了日本和女人的臉。
當第一位把性侵拿上公共議題台面的女人出現，人們才能切實地感覺到，在日本，這是何等越軌的行徑——就連承認和談論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是十足可恥的。
得知檢方決定的那一天，伊藤給母親打去電話，在母親看不見的這頭，強撐出一抹微笑：
" 媽媽，他們決定不起訴。"
" 什麽？真是不甘心啊。"
聽到電話那頭母親驚愕的回應，一直強忍的淚水簌簌滑落。
檢方不予起訴，意味着事件不再能作爲刑事案件解決。伊藤隻剩下一條路：民事訴訟。
民事訴訟不需要刑事訴訟中嚴苛的鐵證，刑事訴訟要遵循 " 疑罪從無 " 原則。而在民法中，原告隻要能在 " 普通人不會質疑的範圍内證明了事實 "，法官就可以認定該事實發生。
許多新證據在上訴的幾年中奇迹般地出現。伊藤找到當晚搭載二人的出租車司機、接待二人的酒店門童、酒店監控，證實抵達事發酒店途中，山口存在強迫行爲。
有可能赢，而這一次，她真的赢了。
2019 年 12 月 18 日，漫長的審理後，法院宣判，伊藤詩織勝訴。
那一天，法院外、人群中，伊藤詩織舉起 " 勝訴 " 條幅的照片成爲當年最經典的影像。
她的眼睛平靜而明亮，小小的臉頰藏在溫暖厚實的格子圍巾中，從 26 歲到 30 歲，她用青春最美好的四年換來一個遲來的公道。
因爲這四年堅持不懈的勇敢戰鬥，伊藤詩織獲得 " 鬥士 " 的美譽，在日本說起女性主義代表人物，除了上野千鶴子，就要數這位。
由于和國際上愛潑斯坦事件的一連串連鎖反應幾乎發生在同一時期，她的行動也被視爲同一場運動在日本的延伸，無數國際報道複誦着她的戰績。
然而在這些越來越加神話的、鼓舞人心的報道中，始終缺少口号之外的一角：
作爲一個人，而非一個天生的女鬥士，伊藤詩織是否也曾無力，是否還在過着普通人的生活？
《黑箱日記》，補上的正是這塊至關重要的人性碎片。
《黑箱日記》實在是太特别了，此前沒有，此後世界上可能也很難再有這樣一部紀錄片。
它的導演和事件主角是同一個人，而這個人，恰好是一名記者。
它不是第一部關于此事的紀錄片，BBC 早在 2018 年就拍攝過《日本之恥》，直指事件背後日本司法執法的系統性問題。
但它是第一部由受害人伊藤詩織親自導演的紀錄片，資料也由伊藤親手收集，出于記者的職業本能，從事件伊始，她就刻意積累了大量錄音、錄像素材。
于是我們得以看到一部完全由過去真實資料所組成的 " 視頻日記 "，既有導演的第三者客觀視角，也有親曆者的第一者主觀視角，它的鏡頭拉得是如此抵近，以至于那些幹巴巴的事件都施展開了充沛的戲劇感。
女戰士也不總是一把鋒銳的劍，鏡頭前的堅強背後，是不爲人知的崩潰瞬間。
" 我絕對不會自殺的。"
決定把事件公之于衆時，伊藤詩織曾錄下一段視頻。視頻中她強調，自己絕對不會自殺，如果她死于任何看似自殺的方式，那麽請立刻報警。
彼時她無比笃信，不論未來如何，她都将堅強面對。
但幾年後，伊藤自殺了。在留下的視頻遺書中，她哭着向父母道歉，抱歉再也撐不下去。
長期的壓力和壓抑導緻伊藤詩織精神陷入抑郁，所幸被及時發現救回。
戰鬥的代價，遠遠不隻是面對權貴的威脅，毋甯說，那是所有代價中最不痛的一點。
因爲我們會明确的知道，傷害來自敵人，面對敵人，自然有使不盡的勇氣。
然而更多的傷害，可能并非來自敵人。
實際上，當伊藤決定公開事件時，第一個站出來阻攔的既不是警察也不是說客，而是最親密的家人。
妹妹擔心，姐姐選擇出頭會招緻謾罵與報複，她說道：" 姐姐，我不希望你公之于衆。"
在《黑箱日記》中，伊藤詩織選擇用這句話作爲全片的開頭，背景畫面，是一條漫長無盡的黑色隧道。
妹妹、爸爸，老實本分的家人希望伊藤就像千千萬日本女人一樣，忍一時風平浪靜。
可她不甘心：" 我覺得，這樣不對，因爲我并沒有做錯什麽。"
于是，第一場戰鬥就是對家人意願的背叛。伊藤或許預料到了事情的後續發展，或許沒有，記者會後，聞風而來的各路小報把伊藤家調查了個底兒掉，妹妹弟弟的照片都被公布在了互聯網上。
在戰鬥的路上，有太多可能傷害友善之人的兩難境地。
調查員 A，事件前期至關重要的 " 洩密人 "，他在被調離現場後，向伊藤透露，在機場針對山口的抓捕行動是被臨時叫停的。
他所透露的信息幫助伊藤窺看到了黑箱中齒輪攪動的一角。但如果伊藤在訴訟、報道和出版物中引用他的信息，卻很可能導緻他在工作系統中被霸淩和排擠。
究竟是用，還是不用，此時成了一道道德難題。
幸運的是，最終證人們幾乎都主動同意爲伊藤作證，但在《黑箱日記》中我們能看出，伊藤也做好了爲了奪取勝利，背叛這些朋友的準備。
她無意也無瑕去做一位絕對純白的正義戰神，當需要冷酷決斷時，" 記者 " 的職業天性将會占據上風。
正如在《黑箱日記》中未取得同意而擅自使用酒店監控和律師談話，她的時任律師西廣陽子曾堅決反對，指出這種做法将導緻日後的受害人更難獲得酒店監控，但她決定依然故我。
有時，友善之人的态度也夾雜說不清道不明的暧昧。
同意爲伊藤作證的當晚，調查員 A 趁着酒意在電話中對伊藤說，要是爲此丢了工作，伊藤最好 " 嫁給他 "。
沒有人知道，這玩笑的醉話下有幾分真心。但電話另一端，伊藤原本興奮感激的神情驟然凝固，肢體無措地僵硬起來。
即使是正義的夥伴，也可能如此輕易地冒犯，善惡交織，這就是現實世界中最真實的混沌。
或許是得益于從小有主見—— 9 歲開始當模特賺錢，高中自己聯絡、自費前往美國留學，打工賺取學費，實習中前往各危險地區進行采訪——伊藤詩織在磨人的漫長訴訟後，依然還是一位活人。
她依舊愛笑，在事情進展順利時跳起雨中曲的俏皮舞步，晚上和朋友分享廉價的盒裝白葡萄酒。
甚至抽空做了幾部紀錄片：《老年公寓清潔隊》《女性割禮》。
以至于據日媒報道，山口敬之私下抱怨，光看伊藤詩織的精神狀态，也不會相信她是被強暴過的人：" 被強暴過的人哪能有那樣的笑容？"
太多日本人無法理解，爲何伊藤詩織不感到羞恥、不蓬頭垢面、不以淚洗面，一點都不像一個傳統苦主。
其實答案很簡單，因爲她是一位 " 講英語的日本女人 "。
在和同事聊起日本時，我們常常生起一個疑惑：爲什麽日本能孕育出上野千鶴子，卻沒有什麽像樣的女性運動？
它同時擁有東亞最犀利的女性主義理論，和東亞最溫馴的女人。
直到看到《黑箱日記》，我才開始理解，因爲日本缺少 " 講英語的日本女人 "。
強奸案報案率之低，或許是日本和其他先進國家最大的差距之一。
在伊藤事件發生時期，2016 年，根據日本政府統計數據，日本警方收到 989 起強奸案報案，也就是每 10 萬名女性中有 1.5 起強奸案，而同時期的美國，每 10 萬名女性中會發現 41 起強奸案。
這當然不是因爲日本民風淳樸，人皆聖賢，而是日本女性遭遇性侵後很少向警方報案。
爲何如此？
伊藤詩織的經曆生動地解釋了原因：
遭遇侵害後，她首先撥通東京郊區一家強暴危機中心的電話，詢問該如何處理。然而對方表示，不能在電話中提供任何建議，除非她親自前來面談。
彼時在強暴中收到巨大傷害的伊藤連下床都很困難，于是沒能在危機中心得到建議。
5 天後，當她終于攢足力氣來到警局報案，發現警方根本沒有對應的女性警員。
在她的強烈要求下，一名女性警員聽她述說了幾個小時，最後抱歉地表示，自己隻是臨時被調來的交通部門職員，真想解決問題，還是得和男警員談。
更令日本女性聞之色變的，是使用 " 調查假人 " 的犯罪調查方式。在 3 名男性警員的圍觀和拍照下，伊藤不得不躺在一張藍色的墊子上，任由警員把真人等比的沉重假人放在身上，擺弄成各種姿勢，并不斷詢問：當時是這樣嗎？還是那樣？
羞恥、恐懼、無力，這樣的犯罪現場複現方式如同恐怖的二次傷害。
不報警，就無法獲得收集體液等證據所需的工具套裝，而報警，就要承受如此毫無尊嚴的調查取證。
很多女性就在猶豫中錯失了取證的黃金時間，從而使得定罪更加艱難。
内閣辦公室一項調查顯示，日本隻有 4% 的性犯罪受害人曾向警方報案。
即便成功報案，成功取證，性價比也很低。
因爲在 2017 年前的日本，關于性犯罪的法律，使用的還是 110 年前的定義。
性犯罪的發生頻繁到，即使是女性也經常不當回事。
根據這份陳舊的法律，沒有現代法律中最關鍵的 " 同意 " 要素，不管女性是否明确表示不同意，通常隻有在犯罪嫌疑人有暴力和脅迫行爲的情況下才會追究其責任，并且如果受害人飲酒，那麽警方則不鼓勵報案。
2017 年，東京和橫濱的多名大學生，就因受害人醉酒而免于輪奸指控，獲得無罪釋放。
據統計，當時有超過十分之一性犯罪者獲刑後可以獲得緩刑，性犯罪的最低量刑比盜竊罪還低。
伊藤詩織勝訴後，山口敬之隻需要支付不足 16 萬人民币的賠償金。
裁判後，他依舊過着受人尊敬的優渥生活，參加電視節目、交遊權貴，在衆人附和下抱怨醉酒的女人最是惹人生厭。
他的密友安倍晉三遇刺身亡，還是他最先在網絡上發布的内部消息。
相比于其他方面，日本人對于性侵害的認知程度，實在簡單到令人心驚。
全世界報告強奸率最高的國家，其實是瑞典，每 10 萬人報告件數高達 85.59 起。
因爲瑞典法律判定性侵害的法律門檻更低，即嚴格的自願原則 " 積極同意權 "，隻要受害人在性行爲前沒有明确同意，即可控告對方強奸。
而對于日本人來說，理解 " 不就是不 "，似乎天然就有一道巨大的門檻。
在所有色情作品中，" 不 " 幾乎是 " 欲拒還迎 " 的代名詞，" 雅蠛蝶 " 俨然已經是一種情趣。
所以當女性用日語說出拒絕的時候，很多男性會直接理解爲 " 同意 "，從而更加爲所欲爲。
就連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學生也不能免俗。一項大學課堂的随機調查發現，日本大學生中，有 40% 認爲醉酒就是性同意，曾經接吻更是明确的性同意信号。
然而實際上，在更多國家，即使是一張床上的夫妻，在妻子明确表達不同意後，丈夫如果依舊強制性交，那麽也構成婚内強奸。
當在酒店醒來發現山口敬之正在施暴時，伊藤詩織首先驚慌失措地用日語要求停止。
然而她發現，" 當我用日語說拜托請停下時，他反而更受用了 "。
于是她改用英語破口大罵："fuck off！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滾開！你他媽在幹嘛？）"
曾經，伊藤詩織爲日語中沒有肮髒的罵人詞彙而感到自豪，而這一刻，她無比慶幸自己是一個會講英語的日本女人。
這也是伊藤詩織之所以成爲伊藤詩織的原因：她的思維中，有一半串流着迥異于日本的價值觀。
她也許未曾拜讀過上野千鶴子，不曉得男權社會是如何結構性壓迫女性，但她清楚知道，受到未經同意的性侵就是強奸，被強奸就該訴諸法律，法律就該給予正确的處分。
沒有日本式的忖度，不會因爲害怕暴露 " 被玷污 " 而選擇粉飾太平，她以一種英語式的橫沖直撞，掀開了籠罩日本 110 多年的黑箱。
她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也帶來了些許陽光。
2017 年，受伊藤詩織案影響，日本 110 年來首次修改了性犯罪法。
該次修改擴大了強奸的定義，将肛 · 交和口 · 交納入範圍，并将男性列爲潛在受害者，延長了最低刑期。
2023 年，法律進一步改進，将 " 強制性交等罪 " 修改爲 " 不同意性交罪 "。
明确規定，隻要一方顯露出不同意的傾向、表達出不同意的意願，或者處于難以表達是否同意的狀态下，那麽此時發生的性交行爲都構成違法犯罪。
這一次，日本終于在性犯罪法上實現了與國際接軌。
這是書本與口号之外的，另一種女性主義。
更加強悍，更加堅韌，野草般漲滿生命力。
事件發生至今整整 9 年，它的餘波依然在影響着 35 歲的伊藤詩織，但這一次，她想真正的與過去做個告别。
《黑箱日記》今年已經在全球 50 多個電影節放映，并将在歐美多地院線公映。
映後交流，人們總愛向伊藤詩織提出一個問題：" 下一步你打算做什麽？"
伊藤在《紐約 · 時報》的一次采訪中表示，她煩透了這個問題：
" 下一步‘你’打算做什麽呢？"
她反問道。
" 你看過了（我的影片），現在它在你的手裏，我已盡我所能，輪到你來做決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