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鐵有個 " 上岸站 "， 被衆多人設置成自己的屏保或頭像。2024 年，" 上岸 " 和 " 身體健康 " 一同成爲佳節裏非常常見的祝福語。" 上岸 " 仿佛是幸福乃至正常生活的開關，在此之前的階段都像是臨時性的、懸浮不定的，是僅僅作爲過渡的預備役。
" 上岸 " 和學者項飙提出的 " 共同焦慮 "（common worries）有着緊密的聯系：年輕人集體感受到 " 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 " ，" 遊離于宏大和自我之間 "， " 過度自我标準化，不斷把考學、績效當作個人目的 "。
如今，社交媒體上不乏有對 " 上岸 " 祛魅的聲音，人們焦慮又茫然地發現，彼岸并不如想象中美好，上岸後依然要面對真實而确切的困境。然而，在社交媒體 " 不要卷、要曠野 " 的呼聲中，2025 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國考）報名人數依舊創下曆史新高，達到 341.6 萬人。而他們艱難跋涉地上岸，往往隻是依循此前應試的慣性，或者盲目地跟從主流道路，這讓他們陷入了一種意義貧困。
傳統意義上的上岸，是指考研、考公、考編的順利通過。但從更廣義上看，" 岸 " 代表的是能爲人們提供托底保障、使人安身立命且賦予人安全感的東西，當前，這種岸普遍匮乏，" 對岸的渴望 " 已然成爲了一種時代情緒。
上岸，像是我給自己畫的一個大餅
大四那年，林薇決定考研、考公兩手抓。
從 1 月份備考以來，她用空了 78 根筆芯，31 本本子，由于久坐學習胖了 20 斤。後期階段，頻繁的手寫讓林薇感到太累，她隻好在寫模拟試卷時在手掌上纏繞兩圈厚厚的醫用繃帶，以此來增加握筆的穩定性。
兩場考試的時間僅間隔了兩周。在研究生考試當天，林薇發起了高燒，算數學的時候很迷糊，她拼命掐住虎口，甚至用長指甲把皮肉戳破，心裏就一個聲音：" 就是死也要死在考場上 "。
根據林薇對身邊同學的觀察，考研和考公雙管齊下，是許多出身于雙非院校且家庭條件一般的同學的常見選擇；有的同學會選擇同時準備留學和考研，在大三下學期完成雅思考試；也有人不願再吃 "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 的苦，選擇将全部精力集中在留學申請上。
林薇在廣州出生、上學，一路名校。高考失利後，她進入了一所本省的二本院校，并被調劑到管理學專業。盡管如此，她在大學期間依然在當一個 " 标準好學生 "，保持專業第一，擔任學生會部長，積極參與各類學生活動，被評爲 " 十佳青年 "。
直到大三下學期開始思考出路，林薇猛然驚醒，大學幹的七七八八的 " 小活 " 其實都寫不進簡曆裏，參加的旅遊展會其實是在幫着做飲料，下鄉做的調研報告也談不上工作經驗。求職軟件上密密麻麻的崗位說明摻雜着各種行業黑話，相比之下，考研和考公的路徑顯得清晰而安全。
《二十不惑》劇照
選擇考試，對于經曆了 21 年應試教育的林薇而言，是一種慣性。
國内學者周恬恬和苗國指出，對非優勢階層家庭青年，" 上岸 " 是生存性選擇。考公、考研等是他們獲取穩定生活的現實路徑，也是在社會壓力下尋求确定性的方式。而優勢階層家庭青年則有明确 " 上岸 " 目标和規劃，其大學生涯與職業規劃緊密相連，追求穩定和維持階層地位。
在留學申請最内耗的時期，尹音每天早上 6 點鍾準時起床寫 essay。她把自己卡在飄窗和床的夾縫中間抱着電腦碼字，希望通過這種物理的方式來獲得一種被支撐的感覺，以對抗精神上的壓力。
尹音認爲 " 留學像是我給自己畫的一個餅 "。她之所以選擇留學，一方面是逃避工作，另一方面是因爲覺得國内考研的難度太大。但尹音對這個 " 排除法 " 得出的選擇并沒有太多認知與設想。她認爲，選擇留學隻是讓自己看起來 " 有規劃 "，從而讓内心稍微安定一些，但實際上，她對自己的未來并沒有明确的規劃。
《小别離》劇照
南京大學教授朱麗麗将尹音這類狀态稱爲 " 交卷心态 "。在應試教育下成長的年輕人，常常會把考試的邏輯衍生到人生裏的各個角落，努力在社會設定的各個時間節點前，完成被認爲是 " 正确 "" 有用 " 的事情，以此來 " 交上答卷 "。時刻擔心，自己能否在社會期望的時間框架内達到相應的成就标準。如果未能按時 " 交卷 "，就可能面臨來自社會、家庭以及自身的壓力，焦慮我的這一生 " 會不會不及格 "。
加速社會的增長邏輯與績效主義不斷爲 " 上岸青年 " 們制造考卷試題，壓縮着個體試錯與失誤的空間。現實人生仿佛成爲 " 不能出錯 " 的标準化生平，否則可能會因爲無法同步而面臨出局的風險。
對何粒來說，上岸意味着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何粒在香港名校學習金融專業，目前正瘋狂地投簡曆找工作，但回應寥寥。她發現，即使是學校背景更好、實習經驗更豐富的身邊朋友，也沒有拿到 Offer。何粒意識到這場考試的難度超乎想象，仿佛她在考卷上寫得滿滿當當，但長時間無人收卷，于是後知後覺地意識到：自己是不是沒有資格參加這場考試？
即使是收到面試的邀請，何粒面對的也是 AI 面試官，問題一個接一個地蹦出，就像工廠流水線上的機器臂，精準卻無情。她講述自己對金融市場的理解，但回答在空曠的網絡空間裏像是一場獨自的呐喊。當自己面對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套标準的算法，那就意味着，自己的一切，也隻是是否能匹配算法、公式的數據而已，是一場驗證 " 自己這顆螺絲釘，是不是有資格能釘入機器孔裏 "。
這種螺絲般的檢視感，讓何粒陷入到意義懷疑，花那麽長的時間培養自己 " 成人 "，究竟意味着什麽？
上岸之後
當看到拟錄用人員公示名單時，林薇感到無比暢快，好像真的做成了一件大事。
2023 年，她在考研和考公中雙雙落敗，但又堅持二戰死磕考公，最終以筆試第三、面試第一的成績逆襲上岸了本省一座三線城市的公務員。
那天，林薇久違地和男友去去廣州市中心的商圈逛街，吃了她最愛的金槍魚牛油果拌飯。金槍魚鮮嫩濃郁似玫瑰色的寶石，牛油果被切成薄片，輕盈地覆蓋其上。男友也在考公，目标是本省一個二線城市的公務員。他們一起吃的這家西餐廳，在林薇考上的那座三線城市沒有分店。
林薇并沒有太大的落差感，畢竟這是她奮戰兩年的結果。任誰看能逆襲考上公務員，拿到穩定的工作都是天大的喜事，林薇的父母也特别滿意。
當男友跟她聊起備考進程，暢想未來時，林薇忽然猛地驚醒，她查了一下那個二線城市與自己工作地的距離，發現高鐵要 4 個半小時。她倒吸一口涼氣。
在廣州，林薇和男友一起吃了很多 " 漂亮飯 "
此外，入職以後，林薇感覺到自己越來越忙。三線城市爲經濟發展忙招商，領導總想讓年輕人多承擔一些。林薇注意到，身邊的老同事有更多的私人時間，可以照顧家庭和接送孩子，而自己卻經常在基層和企業之間奔波，加班成了常态。
每天夜裏，林薇躺在異鄉出租屋的床上輾轉反側，發現現在面臨的問題都是在決定考公時未曾預料到的。考公是她應試的慣性，選擇這條路是因爲大家都說好，就像學生時代選擇學校一樣。她選擇這座三線城市，是因爲考試競争較小，這與學生時代填報學校的策略并無二緻。但林薇終于明白，具體化的人生，是沒法靠一場考試解決問題的。
何粒小的時候很向往香港，熒幕上的高樓大廈鱗次栉比直插雲霄，街道像是流淌着金色汁液的河流，汽車如五彩斑斓的魚群穿梭其中。但來到香港後，她發現這些都不是自己面臨的具體生活。
香港向何粒展示的一面，是早高峰擁擠的地鐵車廂，每個人如同忙碌的工蜂魚貫而入，臉上帶着死氣沉沉的表情。香港的空間總是比其他地方更顯局促，擁擠和逼仄在私人空間中司空見慣。暑假期間，何粒去上海實習，打開租房軟件時，驚訝地發現上海的房租竟然如此便宜。
何粒還記得，當初她選擇進入國際高中，繼而留學，是爲了獲得更大的自由度和更多元的選擇。
初中時，她遇到了一位嚴苛古闆的班主任，不允許女生留劉海，校褲不準卷起露出腳踝，校服外套的拉鏈也不能拉開。有一次，她塗防曬霜被老師看到，老師誤以爲她在化妝，還特意找她談過話。
對青春期的何粒而言，留學意味着更自由和包容的彼岸；在選擇發展地時，香港對她而言是更廣闊的選擇。然而，當她好不容易 " 遊 " 到港島，才發現這裏的就業市場彙聚了世界各地的英才，付出了所有努力，也争取不到一場真人面試官的面試考核。
新的彼岸逼仄擁擠，既難尋自由，也缺乏包容。
來到美國留學的尹音，同樣感受到名校作爲彼岸的幻滅。她發現，即使擁有名校學曆，也難以成爲階層躍升的敲門磚，幫助自己獲得更好的社會資源。
留學期間，尹音大部分時間自己做菜，每周騎自行車到附近的超市采購。冬天寒風凜冽，自行車每轉一圈都發出 " 嘎吱嘎吱 " 的聲響。而她身邊的同學在生活上不會有她那種刻意省錢的想法。大多選擇打車出行，也經常在外就餐。
尹音自己做的菜
一次，她跟幾位朋友在中餐廳吃飯，電視上正播放《花兒與少年》第 6 季在秘魯的場景。其中一位突然興奮地說：" 我們去秘魯玩吧！"。除尹音之外，其餘人馬上附和：" 好啊，沒問題。" 随後就開始查找去秘魯的行程。那一刻尹音感到非常羨慕，" 你可以随便在地圖上點幾個點，然後就過去了 "。她想起自己之前去紐約旅行，爲了省錢住汽車旅館，仔細計算在票價相對便宜的時候購買大巴車票，甚至還需要在淩晨轉車。
對于文科生尹音而言，這種真實存在的巨大鴻溝，并不能僅僅依靠一張美國院校的畢業證而改變。
在一次讨論 " 特權 " 概念的課堂上 ，尹音的一位白人中産女同學在發言時，講到路邊流浪漢的悲慘生活，不禁大哭起來。她表示對流浪漢充滿同情，并且爲自己所享受的優質生活而感到愧疚和惶恐。
那一刻，尹音卻有一種懸浮且荒唐之感。在她看來，這位女同學天真而無知，" 她那表現就好像是第一次知曉美國社會的運行模式一樣。"
尹音知道自己難以觸及更高階層的彼岸，但她清晰地認識到，即便站在高處的人們也難逃自身的局限與束縛。
父母的岸，還能再成爲我的岸嗎
尹音的爸爸是北京廣播學院的研究生。在當時的學習過程中，他們所用的教材、案例有相當一部分來自美國。尹音爸爸對一本美國出版的教材一直印象深刻，他認爲這本教材簡單易懂、内容詳細且重點明晰，" 好像知識無縫銜接的進入了他的腦子 "。
受到父輩的影響，在申請季時尹音也把目光重點投向了美國的院校。她想感受一種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也想在國際的流動中尋找更多機遇。
尹音的父母在北京求學，回到家鄉河南工作，進而又流動到廣東。每一次遷徙，都把握住了新的機遇。這些年，他們在洛陽、南陽、廣東地區都積累了房産。
尹音在美國看到的夕陽
因此父母也鼓勵尹音走出去尋找新的機會，支持她在美國當地找工作，探尋在那裏留下來的可能性。
林薇的爸爸是當地的公務員，媽媽起初是打零工的。在林薇 19 歲時，她的弟弟出生，此後媽媽便成爲了家庭主婦。
從小到大，家裏有過幾次很艱難的階段。林薇初中時，家裏還在供城中村的房子，但爲了讓她能接受更優質的教育，送她去私立學校就讀，每年學費 3 萬。在林薇 19 歲那年，弟弟出生，這又是一筆巨大開銷，媽媽因忙于家務而辭去工作，家中的經濟來源僅剩下爸爸。這些年來，父母總是感慨，幸虧爸爸是公務員，有持續穩定的收入，家庭才得以支撐下去。
二戰考公時，林薇的筆試成績排在第三，在這種三進一的局面下，上岸機會極爲渺茫。但父母一下子拿出一萬多塊錢給她報了面試沖刺班，集訓 10 天，一晃而過，林薇覺得這筆 " 巨款 " 也就聽個響。
在備考階段，林薇有一位在外地工作的朋友，特意返回廣州看望她，二人約好在外吃頓飯。可就在林薇準備出門那天，爸爸卻突然阻攔，不讓她出門，還責備她在備考期間不知全力以赴、努力不夠。林薇急得都哭了，最後隻好向朋友道歉，留在了家裏。她覺得，與其花費時間鬧這一場，飯都該吃完了，而且約這一頓飯并不會對她的備考進程産生影響。隻是在父母心中，" 吃苦 "" 耐勞 "" 閉關 "" 心無旁骛 " 是一種慣性思維，他們認爲隻有在态度上做到位，成功才會降臨。
幸好林薇最後考上了，她感到家人也長舒一口氣，仿佛她這輩子都有了着落。她逐漸意識到，" 穩定 " 是父母生存的慣習，他們企圖将追求 " 穩定 " 的意志，像基因一樣遺傳給她。
學者周恬恬和苗國指出，中國青年的人生規劃和重要事件的選擇并非完全由自身能力決定，或自由選擇的。它受到結構的限制，同時還鑲嵌、滲染着父輩的 " 烙印 "。尹音、林薇等人對于 " 岸 " 的選擇，都像是對父輩價值觀的一種承襲。
同時，生于 60 到 80 年代的父輩們通過自身的奮鬥拼搏，在社會中站穩腳跟。他們秉持着傳統的價值觀，認爲人生需要通過不斷努力、奮鬥來實現物質積累和社會地位的提升，期望子女能夠延續家族的榮耀，繼續在社會中向上流動。
因此，父母們對于子女奮力抵達的彼岸，或多或少都有自身的期待。尹音的父母鼓勵她在跨國學習和工作中獲得機遇，林薇的家人期待她能在公務員體系中穩定晉升，何粒媽媽在她小學和初中時期對成績區間有所要求，在何粒沒考好的時候，媽媽态度就會比較冷淡。她還記得一次期末考後她跟媽媽去逛街，全程媽媽沒對她講一句話，這讓她非常傷心。
尹音是一名不婚不育主義者，對于她主動放棄的這種傳統意義上的 " 人生之岸 "，家中許多人一直都不太認同。
近一兩年，她也察覺到父輩們呈現出衰老的迹象。當姥姥生病時，全家十幾口人都會齊聚在姥姥身邊照料她，從物質和人力等方面爲她提供支持。尹音意識到，若要維持階層的穩固甚至實現階層向上提升，人丁興旺是一個重要因素。
但這是她難以做出讓步的部分。尹音發現，" 岸 " 從某種意義上如同一個搖籃，它是安全、穩定的，好似可以将生命穩穩地托住。不過，隻要把搖籃上面的開口遮蓋住，搖籃其實也能變成囚籠。
何粒發現，曾經與自己同一戰壕的父母，在求職階段似乎難以理解她了。曾經，父母一直是與何粒并肩作戰的 " 戰友 "，支持她讀國際高中，赴港留學，爲她負擔教育、實習和生活的費用。但如今，父母對她最大的期待是她能回到家鄉，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并承諾會給予幫助。
看着何粒如此辛苦地兼顧上課、實習和秋招，媽媽曾對她說，隻要能把畢業證拿到手就好，然後回到家鄉工作，别讓自己那麽勞累。父母似乎很難理解何粒對留在香港金融業工作的那種追求渴望，以及如果選擇回家會有的不甘：當初費盡心思進入名校和大城市的真正意義何在？
當前的大環境就是僧多粥少的局面，往往很多人一起競争，隻能有一人勝出。然而，何粒發現那些比她厲害很多的人，往往也沒能獲得那個崗位，安慰自己說我沒得到也是正常的。" 在這場競争遊戲中，我們所有人都全力以赴了，但最終大家都沒能得到更适合自己的東西。"
香港的海
在來香港留學之前，何粒心中最爲向往的是中環，是那些繁華無比的 CBD。然而在之後的日子裏，她最喜歡的時刻卻是與朋友一同來到海邊。眼前的海水呈現出深淺不一的藍色，波光粼粼，如同無數顆寶石鑲嵌在水面上。遠處，幾隻海鷗悠閑地飛翔，偶爾發出歡快的叫聲。
那些時候，何粒和朋友們會關掉手機，靜谧地享受這片刻的閑适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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