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呂雅甯
編輯 | 蘇建勳
" 當前貴公司的 ESG 評級，尤其治理狀況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在主流評級機構的結果都隻有 BB 及 BBB。請問有何具體改善計劃？"
在某上市公司的投資者互動平台上，一位投資者就 ESG 評級問題投來疑問。
類似問詢并不在少數。有媒體曾統計，2021 年至 2023 年，滬深交易所互動平台上有關 ESG 的問答數從 112 條增加至 2140 條，漲幅近 20 倍。
ESG 無疑是當今商業領域最火爆的熱詞之一，它推動着企業的戰略決策，影響着資管公司的資本流動，甚至還因 " 崗位月薪高達 15 萬 " 的一句傳言，在輿論中收獲一大波熱度，不斷産生破圈效應。
但同時，噪音與質疑也相伴而生。
從馬斯克多次炮轟 ESG 評分，稱其是 " 一場騙局 "，再到近兩年的反 ESG 運動。ESG 評級，是否是衡量 ESG 表現的最佳标尺？企業的 ESG 表現，應該誰說了算？
海外的 ESG 評級标準，爲何 " 水土不服 "？
ESG 熱度不斷攀升，但目前的一個現象是：本土企業的 ESG 國際評級水平并不高。
中央财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和每日經濟新聞發布的《中國上市公司 ESG 行動報告（2022-2023）》指出，目前國際 ESG 評價框架下 A 股上市公司的 ESG 評級整體偏低，在明晟（MSCI）和富時羅素（FTSE）的評級體系下 ESG 評級表現處于領先及平均水平的企業數量較少，處于落後水平的企業數量較多。
截至 2022 年 10 月，在獲得 MSCI ESG 評級的 A 股上市公司中，無一企業達到 AAA 級；評級爲 AA 的企業僅有 5 家，占比 0.80%。
圖源：《中國上市公司 ESG 行動報告（2022-2023）》
爲什麽在國際主流評級體系下，本土公司 ESG 評級情況會 " 水土不服 "？
36 碳訪談多位業内專家，發現了幾個共性原因。
首先是披露信息數量與質量。以 MSCI 爲例，MSCI 指數是全球投資組合經理采用最多的基準指數，其 ESG 評級結果已成爲全球各大投資機構投資決策的重要依據。
中國 A 股在 2018 年正式被納入 MSCI 新興市場指數，所有被納入 MSCI 指數的上市公司将接受 ESG 評級。相比國際企業，A 股企業被納入 MSCI 評級體系的時間相對較短，企業準備時間不足，從而影響信披範圍和實踐進程。
這一問題相對好解決，随着時間推移和監管加強，企業披露更多有效數據後，ESG 評級情況或将有所改觀。
2024 年 2 月，我國滬深北交易所就可持續發展報告披露指引公開征求意見，鼓勵 A 股上市公司發布可持續發展報告或 ESG 報告。其中提出，強制披露《可持續發展報告》的上市公司應在 2026 年 4 月 30 日前發布 2025 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
這被稱爲 2024 年 ESG 圈内的第一件大事。強制披露時代的到來，将極大改觀企業的披露意識。
披露數量上來了，披露質量跟不上也會影響評分。
"ESG 的披露要有系統性和全面性，過于碎片化和缺乏曆史數據的信息很難得高分。有些企業會采取 CSR（企業社會責任）思維去做 ESG 信披工作，很容易把 ESG 信息披露寫成一部‘好人好事故事集’，這會影響披露質量，不易拿到采分點。" 某國内智庫 ESG 評級總監黃蕾說。
她談到，例如在環境議題中，有企業會提及公司采用了哪些節水節能設施。但在評級機構和投資人看來，這種 " 功績 " 并不能反映出對公司整體運營層面的長期影響，影響占比有多大，更不能支撐其做出有效投資決策。
一位在甲方負責 ESG 的人士告訴 36 碳，自己所在公司的 CSR 意識要早于 ESG 意識，ESG 崗位仍屬于社會責任部門，上級在決策 ESG 工作時仍帶有 CSR 的理念慣性。
圖源：視覺中國
本土企業的 ESG 評級較低，另一個原因是：海外 ESG 評估體系在中國市場并不能完全适用。這也與不同地區的監管政策、社會環境有很大關聯。
" 舉例來看，在一些主流國際評級機構中，企業董事長和 CEO 二職分離，是公司治理層面中的采分點。但董事長兼任 CEO 的現象在一些國内企業中還非常普遍，尤其是尚未達到一定規模的小企業。對小企業而言，這其實有利于保持組織架構穩定和戰略一緻性，而且也是能滿足現階段的發展要求的，不能一刀切說這種管理模式是錯誤的。" 黃蕾說。
全盤照搬海外标準并不合适，于是探索适用于本土語境的評級體系，正成爲很多本土機構的關注點。近年中國市場誕生了一批本土 ESG 評級機構，例如中财大綠金院、海南綠發信評、中誠信綠金、商道融綠、社會價值投資聯盟等，相繼推出具備本土特色的評級方法論。
接受采訪的幾位專家基本都提到，本土 ESG 評級體系的差異性主要體現在國内政策性支持的議題中，由宏觀政策導向傳遞至企業内部戰略，例如支持鄉村振興戰略、一帶一路倡議等。
中誠信綠金 ESG 項目負責人王術玲告訴 36 碳，目前公司已經建立起一套契合國内政策趨勢、信息披露現狀、行業發展情況的 ESG 評級模型，服務的對象也不僅僅是企業，還會面向國内資本市場，例如基金公司、銀行等主體展開交流。
"一些海外評級機構的影響力相對較大，主要因爲他們已經深度參與在 ESG 生态圈之中。對于任何一套評級體系來講，如果資本市場不關注這套評級邏輯，行業協會不把其納入監督考量，很難發揮聯動作用。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本土評級機構還有一段路要走，這也是我們與多方主體共同推動本土評級工作的原因所在。" 王術玲說。
ESG 表現，究竟誰說了算？
一紙 ESG 評級成績單，能否說明企業真的優異？伴随 ESG 理念的火熱，這一問題開始被質疑，甚至出現反對 ESG 的聲音。
在 ESG 生态圈中，ESG 評級機構類似橋梁，連接起企業與資本市場：一方面幫助投資者更好地了解企業的 ESG 風險暴露情況；另一方面推動企業改善自身表現，提升競争力。
目前全球有超過 600 家 ESG 評級機構，背景十分多元，主要包括金融機構、指數信息服務商、評級數據服務商、非營利組織、學術機構等。
各個評級主體有各自的量化打分方法論，相應也就有 600 多套衡量标準。出于商業考慮，各家評級機構往往将評級方法認定爲商業機密，往往不會公開二級細分指标。
以 MSCI 爲例，其 ESG 評級框架包含數百個指标。MSCI 在每個重要問題上爲企業分配 0 到 10 的分數，權重分數高低取決于其及時性和潛在影響。
影響潛力最大（兩年内）的問題權重最高，影響潛力較小且時間較長（五年或以上）的問題權重最低。爲 ESG 風險分配百分比權重後，MSCI 基于行業對比給出最終評級，将企業行業領先者、平均水平或落後者。
MSCI ESG 評級的一級指标。圖源：MSCI 官網
"ESG 評級其實也是模型，它提供一種思路和框架，從整體角度衡量企業的 ESG 表現。如果沒有這個框架，企業沒有關注側重點，就比較散亂且費時費力，所以企業了解或進行 ESG 評級是更新 ESG 管理認識的第一步。
但是模型僅是工具，不是解決方案。它會幫助企業有主次地分析問題，再根據實際情況做出決策，企業最終的 ESG 表現是在一定環境下公司決策的結果。" 黃蕾說。
王術玲也談到，ESG 評級框架工具是既定的，但外部影響因素是多變的。很多在當下受到關注的議題，十年、二十年之後或許不再适用，評級指标需要根據具體的宏觀環境發展形勢變化進行動态調整。
換言之，企業在階段性的 ESG 評級中拿到高分，并不能給企業長期向好 " 打保票 "。
黃蕾告訴 36 碳，即使是很多知名評級體系，也存在評價維度的主觀性。當企業的披露信息不完整時，評級公司有時會進行 " 估算 "。
比如，對于碳排放目标這項環境議題，有明确的量化目标則可以實現橫向對比；但若有些公司定性表述爲 " 緻力于降低碳排放 "，這種較模糊的話術就要靠評級公司的質量控制流程來把握。
她認爲，關于評級科學性，首先應該立足當地市場。比如出海企業要了解當地政府、社區、公衆的要求和訴求，反映實際問題和當地市場的關注點；另外評級指标的設定要清晰可驗證，盡量追求客觀可比，盡可能避免主觀判斷的幹擾。
對于同一議題，不同企業在自願披露時也會采用不同尺度。比如工作場所的安全性，有公司在信息披露中采用事故數量，屬于數字維度；也有公司采用單位時間内的事故頻次，這就屬于時間維度。很難說誰做得更好，未來仍需标準化的披露要求。
因此，幾位受訪專家都提及市場監管的重要性，目前我國 ESG 評級市場的監管機制尚未完善，未來的監管重點更應放在企業 ESG 披露要求的标準化。讓非标準化、自願披露的數據，變成所有人均可獲得的數據，并鼓勵不同評級系統之間的兼容性。
"ESG 評級應該是一個市場化行爲，其科學性也需要受到市場的檢驗。政府等監管部門可以通過政策制定和監督，爲市場主體提供良好的競争環境，維護 ESG 評級市場發展環境的健康和穩定，當然來自于社會各界的監督也非常重要。" 王術玲說。
ESG 評級是重要的檢驗工具，既不是唯一工具，也不是最終答案。" 唯分數論 " 并不可取，ESG 最終是要融入企業經營之中，這對本土企業而言仍是一場長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