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趕碳号科技
就在幾年前，德國經濟還讓全世界羨慕不已。
憑借強勁的增長、領先的出口和平衡的預算，這個歐盟最大的經濟體表現得非常好，增長速度超過了鄰國英國和法國。
然而，德國正成爲歐洲的落後者，2023 年将經曆經濟衰退，2024 年的增長速度将低于所有經合組織成員國（不包括同樣低迷的英國）。
三個關鍵的能源因素有助于解釋德國的經濟衰退：自俄烏戰争以來，俄羅斯天然氣進口中斷、現有核電站關閉以及向可再生能源的轉型過于緩慢。
從危機到奇迹再到危機
當前的經濟衰退，并非現代德國首次面臨大規模、系統性的經濟挑戰。
在整個 20 世紀 90 年代和 21 世紀初期，德國領導層面臨着一系列複雜挑戰：将一度疏遠的東德重新融入西德發達的市場經濟；管理疲軟的出口數據；控制兩位數的失業率——這讓德國被主要評論家們稱爲 " 歐洲病夫 "。
然而，在 2000 年以後，随着地緣政治形勢的好轉和強有力的領導，德國經濟占據了上風。利用歐盟東擴、與中國日益增長的貿易關系以及俄羅斯廉價天然氣，德國生産的商品足以滿足其經濟一半以上的出口需求。
這些年來，德國還受益于強勁的政治體系。德國社會民主黨 ( SPD ) 總理格哈德 · 施羅德就是強大領導力的典範，他的 2010 年議程勞動法改革，大幅降低了失業率，據稱幫助德國經濟度過了 2008 年金融危機。在基督教民主聯盟 ( CDU ) 總理安格拉 · 默克爾的領導下，德國的 Jobwunder（就業奇迹）及其對其他經濟領域的有益影響，進一步發揮到了極緻。
然而，曾經輝煌的德國經濟，如今再度陷入衰退。在遭受新冠疫情沖擊後，德國經濟開始複蘇，但很快又被俄羅斯在烏克蘭戰争的地緣政治影響所擊垮。
俄羅斯曾是廉價天然氣供應國，如今卻成爲西方幾乎一緻制裁的目标，這導緻德國大部分能源供應被切斷。盡管德國的能源價格在近期有所下跌，但德國經濟仍未從能源短缺導緻的價格上漲時期中複蘇。
能源短缺影響到了德國經濟的方方面面，從全球最大的工業煉鋼廠，到最小的地方面包店。除了在快速增長期間過分依賴俄羅斯天然氣之外，德國的能源政策還面臨着對核能的強烈抵制、向綠色能源的緩慢轉型以及極其緩慢的官僚主義，所有這些都加劇了該國的能源危機。
不再有俄羅斯天然氣
自 1949 年成立以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蘇聯（現俄羅斯）的關系一直動蕩不安。
盡管西德和莫斯科分别屬于敵對的地緣政治聯盟——北約和華沙條約組織，但在總理康拉德 · 阿登納的領導下，西德和莫斯科于 1955 年建立了外交關系，并于 1958 年簽署了雙邊貿易協定。
在随後這兩個 " 官方 " 對手國家之間的貿易繁榮中，貿易協議的最大方面之一是德國從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用 Druzhba 管道（" 友誼管道 "）換取天然氣。
盡管美國肯尼迪政府曾通過北約對德國管道出口蘇聯實施禁運，這種經濟合作模式被打斷，但維利 · 勃蘭特在整個 20 世紀 70 年代的東方政策，使聯邦德國與其東部鄰國的關系更加密切。到 1973 年，蘇聯天然氣已經開始通過一條新管道流向西德，這開啓了德國廉價進口蘇聯天然氣的一個時代。
1989 年柏林牆倒塌時，蘇聯天然氣占西德天然氣消費總量的三分之一。随着蘇聯向俄羅斯過渡，德國的天然氣進口量進一步增加。在德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新管道不斷開通（最著名的是 2012 年開通的北溪 1 号管道），德國對俄羅斯天然氣進口的依賴也在不斷增加。
随着德國能源市場的自由化，廉價的俄羅斯天然氣成爲德國工業界青睐的能源。此外，德國領導層也将天然氣視爲在 " 肮髒的 " 煤炭與可再生能源之間的 " 過渡性燃料 "。天然氣，甚至成爲歐盟與俄羅斯之間地緣政治關系的經濟載體。
然而，天然氣推動的就業繁榮讓德國對其能源政策感到自滿，并無視歐盟委員會提出的天然氣供應多元化、不再依賴俄羅斯的相關呼籲。
盡管德國脆弱的平衡政策在近二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效果良好，但當俄烏戰争發生後、西方開始對俄羅斯天然氣實施嚴厲制裁時，德國的能源戰略就瞬間土崩瓦解了。與戰前水平相比，德國的能源價格迅速上漲了 35%，這導緻了通貨膨脹，并最終導緻德國今天所經曆的嚴重經濟困境。
從核能到天然氣
除了在俄烏戰争之前德國普遍依賴俄羅斯天然氣外，該國在能源轉型中明顯放棄了核能。這一轉變由綠黨牽頭并持續至今，對德國能源市場和更廣泛的經濟都産生了重大影響。
德國決定逐步淘汰核電，最初是出于公衆對 1979 年美國三哩島核電站和 1986 年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擔憂。
2011 年，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核事故最終平息了中右翼基督教民主黨 ( CDU ) 要求重新建設核電站的呼聲，并進一步鞏固了德國逐步淘汰核電的決心。
随後，基督教民主黨總理安格拉 · 默克爾宣布德國将停止使用核電。自那時起，德國一直緻力于關閉核電站，并轉向更環保的可再生能源。這項政策甚至在俄烏戰争發生後、德國出現能源短缺之前，就對該國的能源價格産生了重大影響。
德國放棄核電的一個主要理由，是計劃向可再生能源過渡——這也是綠黨支持關閉核電站的一個關鍵原因。
雖然光伏風電确實比核能更具可持續性，但德國的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還遠遠不夠發達，無法爲其龐大的工業基地提供穩定的供應。
德國确實計劃在電網基礎設施和備用容量上進行大量投資，以确保穩定的可再生能源供應；然而，該國的電力供應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仍然隻略高于 52% ——這雖然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比例，但不足以滿足其能源需求旺盛的相關行業的需求。
爲了填補核能份額下降造成的供應缺口，德國一直依賴以前廉價可靠的天然氣。除了核能占比在該國能源結構中不斷下降以外，由于早些時候煤電廠的退役，對天然氣的需求的增加，進一步推高了德國對天然氣的依賴。因此，德國決定退役核電站，加劇了本已嚴重的能源短缺，導緻目前的經濟增長放緩。
向可再生能源轉型進展緩慢
鑒于天然氣供應受限且不确定，以及核電逐步淘汰加劇的嚴重能源短缺，德國利用所有政策工具盡快向可再生能源轉型似乎是最有利的。然而，該國向可再生能源的轉型一直進展緩慢，主要受到官僚主義泥潭的困擾，這威脅到其能源安全、環境承諾和經濟發展。
德國陳舊的官僚體系是導緻能源轉型遲緩的罪魁禍首。可再生能源項目的許可和批準流程，極其緩慢和複雜。這不僅阻礙了投資，還妨礙了該國有效利用其可再生能源潛力的能力。
鑒于德國早期在倡導可再生能源方面處于領先地位，這種情況有些讓人感到意外。
從 2000 年到那 2010 年，德國一直是綠色能源的典範，其雄心勃勃的目标和開創性的激勵措施，鼓勵廣泛采用太陽能和風能。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國家努力追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國。美國在 2022 年通過了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通脹削減法案》。該法案包括與清潔家庭能源和汽車相關的稅收抵免。
然而，德國現在正在失去優勢，因爲高昂的能源成本和向可再生能源的緩慢轉型，迫使工業供應商使用替代方法來穩定其能源供應；例如，生物化學公司 Evonik 應德國政府的要求将火電廠多運行了幾個月。
已經規劃的綠色基礎設施，也因德國大量官僚主義拖延和鄰避主義（即公民傾向于批準可再生能源項目，但 " 不在我家後院 "）而落後于計劃。例如，一條旨在将風能從多風的北方輸送到電力需求旺盛的南方的高壓輸電線，目前正因巴伐利亞州一個小鎮的當地抵制而面臨延誤。盡管可再生能源生産設施和基礎設施的部署取得了進展，但遠不足以滿足歐洲工業強國的能源需求，從而限制了德國的經濟增長。
現在怎麽辦？
爲了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并爲快速高效的能源轉型鋪平道路，德國正在考慮各種替代能源政策方案。
德國暫時希望通過轉向挪威等替代供應商進口，來減少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然而，這種解決方案隻是暫時的。由于德國緻力于到 2050 年實現碳中和，因此對天然氣基礎設施（如永久性液化天然氣終端）的長期投資，可能不值得其所需的大量初始投資。
目前，德國仍打算逐步淘汰核電站——盡管延長現有核電站的運行壽命對該國有利。在從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關鍵過渡期間，對先進核技術的投資可以确保穩定的能源供應。
盡管關閉了現有的核裂變反應堆，但德國在開發聚變反應堆方面仍處于領先地位，政府計劃在這項尖端技術上投入超過 10 億歐元。
據報道，聚變反應堆比裂變反應堆更安全，因爲它們不會産生放射性廢物，也不基于鏈式反應，從而降低了發生核事故的風險。大量生産清潔的聚變能源也符合德國的淨零目标和更廣泛的氣候承諾。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小組 ( IPCC ) 将核能納入其建議的将全球變暖限制在 2 攝氏度以下的碳減排計劃中。
最後，作爲德國的長期戰略，德國可以重點爲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更強有力的财政激勵和補貼，刺激清潔能源行業的創新和增長，以減少碳排放并降低對天然氣的依賴。
除了能夠爲其經濟提供充足的能源外，增加對綠色能源領域的補貼還将提高整個經濟生産力，并使德國企業能夠利用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等福利。爲了确保這些環境和經濟效益能夠充分實現，德國必須簡化其官僚程序。
通過實現天然氣供應多元化、重新考慮對核能的立場、改革綠色能源補貼制度以及精簡陳舊的官僚機構，德國可以走上更加安全的能源之路，恢複讓世界羨慕的強大而富有彈性的經濟。
隻有前瞻性的能源政策，才能治愈 " 歐洲病夫 "。
（來源：《哈佛國際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