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衆号：深圳微時光 （ID：szdays），作者：謝爾頓盜玉馬，原文标題：《一名深圳業主的困惑：我配擁有業委會嗎？》，題圖來源：AI 生成
我承認，我對小區業委會有一種天然的不信任。我不認識業委會成員，不要說他們的能力和爲人，他們當選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連他們長相都不知道。沒有了解，談何信任。
再者，作爲業主，實現小區自治，我夠格嗎？
大城市的住宅小區，不像一個村莊，也不像八九十年代的單位家屬樓，通過宗親關系、工作關系，形成一個相互熟悉，彼此有一定信任度，能形成相互約束的微型社會。
在一個 " 誰也不認識誰 " 的小區裏，隻要不是火燒眉毛、利益攸關的大事，大部分決策無論好壞，大多數人的态度是 " 關我屁事 "。我以前也是這樣。畢竟，在深圳這個以打工、加班著稱的城市，有幾個牛馬能抽出時間關注小區事務呢？
在這種情況下，實現所謂的業主自治，會不會是一個僞命題？
擺在眼前的現實問題是，我居住的小區樓齡接近 20 年，小區老齡化的問題不容回避。老舊小區的維護修繕，需要仰賴一個良性的自治生态。
一場争吵
" 我告訴你，沒有業委會你狗都不如。"
業委會秘書怒目圓睜，指着我咆哮出這句話，然後被别人拉出了房間。
剛剛，我跟這位秘書吵了一架。吵架的起因，是房間窗戶外那群踢毽子的人（爲了表述方便，以下簡稱其爲毽子隊）。此刻，社區民警正在外面跟毽子隊溝通。
窗戶外有一塊空地，面積 100 平方米出頭。其中一半的空間劃作運動場地，邊緣鋪着紅磚作爲标記，尺寸相當于一個單打羽毛球場。另一半用作道路，除了居民日常的來來往往，附近 6 幢樓的居民到空地角落的垃圾站丢垃圾，都要經過這條路。
這個運動場太小，以往使用率不高，偶爾有家長帶着孩子打打羽毛球。1 年多前，十五六個中年人開始在這片空地上踢毽子，早上不到 8 點鍾到中午 11 點，他們将整片空地站得滿滿當當，攻守、跳躍、奔跑、嘶吼 …… 氣勢不輸世界杯小組賽上的中國男足。
早晨倒垃圾的，着急忙慌趕着上班的鄰居們，隻能從火熱的毽子運動中穿插而過。激起衆怒的，是運動過程中的嘶吼聲、歡呼聲，音量堪比足球賽現場。
鄰居們在微信群裏接二連三地抱怨、投訴，但毽子隊叫喊的分貝越來越高，頻次也從最開始的隔三岔五，變成了一周七次。越來越頻繁的投訴之下，物業去現場處理過多次。今年 10 月下旬，保安再次勸導時，這群人直接往保安臉上吐了口水。
毽子隊中，一部分是本小區業主，居住在遠離空地的樓棟，他們的家人無需忍受這份噪聲，另一部分不是本小區住戶，他們的家人更無需忍受。
空地旁邊的樓棟，一層是物業和業委會辦公室，其餘樓層是住戶。鄰居小 L 夫妻，居住在這棟樓的二層，卧室窗戶就在空地上方，是毽子隊噪聲污染的最大受害者。他們曾投訴給 12315，這條投訴一級一級傳導，最終交由物業處理。
在我和秘書吵架的間隙，小 L 問秘書，" 我投訴給物業，物業管不了，我打 12315，12315 管不了，你業委會也跟我說管不了。你們都說管不了，隻有我在這裏深受其害。" 小 L 修養比我好，對着秘書說這番話時，依然平聲靜氣。不過，秘書并不領情，鐵面無私地擺擺手，" 那沒辦法，這個我們确實是管不了 "。
在與秘書吵架的前幾天，我、L 夫婦與毽子隊成員先吵了一架。
" 你們大呼小叫的，已經影響到别人生活了 "，我說。" 想不受影響可以去買别墅啊 "，毽子隊裏一名中年男人說。他不僅賴皮，大概還想用貧富差距來羞辱我們。
跟 L 家不同，我家離這塊空地不算太近，窗戶還朝向另外一面，幾乎不受噪聲影響。爲什麽我會下樓跟毽子隊吵架，最直接的原因，是那天早上我看到一個老太太顫巍巍地從毽子運動方陣中穿過，沒有人給她讓路，也沒有人提醒自己的隊友應該給她讓路。
我媽媽每天早上要經過這條路倒垃圾，如果哪天她被撞倒了，怎麽辦呢？我決定把這個事情管到底。
今年 10 月底，我打了 110，我上網查過，噪聲擾民可以報警。民警第一次到現場時，毽子隊成員全跑光了，幾天後，第二次來到現場的民警，才抓住與隊員們溝通的機會。
民警與毽子隊交流期間，我與秘書開戰了。
我覺得業委會沒有承擔起責任。物業勸阻無效，爲什麽業委會不能出面解決問題呢？我好幾次還看見業委會秘書跟他們一起踢毽子。莫非因爲秘書也參與其中，其他毽子隊友才敢吐保安口水？
我指責業委會秘書 " 跟那群人一起踢毽子擾民 "，指責 " 業委會對噪聲擾民裝聾作啞 "" 什麽都管不了，要業委會有什麽用 "……
秘書被激怒了，" 我踢毽子怎麽了 "" 我都幾個月沒踢了，你沒看見嗎 "…… 他沖着我喊，似乎有點委屈。他說的好像也沒有錯，" 我是不是太咄咄逼人了 "，我想。
不過，箭在弦上，總不能輸了氣勢，我繼續梗着脖子跟他吵。我倆像鬥雞一樣吵了兩分鍾左右，我也感到委屈，爲什麽小小的噪聲擾民問題，非得把我逼成一隻鬥雞，非得鬧到要民警來處理。
秘書離開後，一位 Z 姓業委會成員要拉我聊聊。窗外，民警還在跟毽子隊員交談。
Z 情緒穩定，我倆進行了一場和平友好但無用的短暫對話。從 Z 的口中我得知，大部分毽子隊成員是小區老業主，跟業委會成員很早就認識。" 是關系太熟，業委會不好意思出面嗎？" 我心想。
" 小區裏一點點小事情，非得讓我們找社區，找民警，咱們業委會就解決不了嗎。" 我問 Z。
" 你看人家社區、民警都不好解決的，那我們業委會怎麽解決得了嘛 "，Z 身段柔軟。
我知道，秘書那句 " 沒有業委會你狗都不如 "，更多是在強調一個救世主的身份——如果沒有他代表的業委會，我和其他小區居民，過得連狗都不如。
四年前，我生活的小區經曆了業委會換屆選舉，新的業委會雷厲風行地換掉了原來的物業公司。在此之前，給小區提供物業服務的是開發商物業，業委會有名無實，是與開發商物業 " 穿一條褲子 " 的傀儡機構。秘書所指的，即在開發商物業的服務下，我過得狗都不如。
好在，本小區裏有一群願意付出時間、精力，監督開發商物業貓膩行爲的鄰居。我朋友住在附近的 B 小區，與我們小區同屬一個開發商，也是開發商物業提供服務，她告訴我，B 小區居民很羨慕我們小區有一群 " 敢跟物業對着幹 " 的業主。
現任業委會和他們的支持者，就是那群 " 敢跟物業對着幹 " 的人。新物業進入小區後，工作人員的工資由業委會發放。扼住了物業的經濟命脈，業委會成爲本小區的最高權力者。
曆史經驗告訴我們，權力更叠總是伴随着血雨腥風。我們小區也不例外，新舊物業交接得并不愉快，開發商物業強行帶走了一部分小區原始資料，雙方在小區廣場上發生過兩次沖突。
如此有魄力的業委會，居然對小小的噪聲擾民問題無計可施了。
事情終歸沒有那麽糟糕，民警協調過後，毽子隊友們不再頻繁出現在空地上，即便出現，也不再占用道路，不再大呼小叫。至少到目前爲止，他們的行爲還沒有越界。
附近的消失
寫這篇文章時，我反複想過，我對小區業委會是不是帶有先入爲主的偏見，以及天然的不信任。
我覺得是有的。
這種偏見和不信任，更多來自我們的業主自治生态。
大城市的住宅區不是熟人社會，我不認識業委會成員，不要說他們的能力和爲人，他們當選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連他們長相都不知道。沒有了解，談何信任。
況且，我在新聞上，看過不少物業給業委會成員行賄，業委會侵吞維修基金，或者從小區修繕、花草維護中獲取好處的事例。以前在小區裏，他們監督開發商物業，現在他們掌握了小區的權力，還有鄰居去監督他們嗎？
在深圳這個以打工、加班著稱的城市，有幾個牛馬能抽出時間關注小區事務呢？即便有這個時間，又有多少人關心自己的生活周圍呢？
畢竟，我以前就是一個對 " 附近 " 毫無興趣的居民。
我在這個小區生活了十多年。小區位于原二線關外，距離 CBD 不到 10 公裏，附近有 3 個地鐵站，花園裏綠意蔥茏，房子戶型方正，通風采光都很理想，這是我選擇在此生活的全部原因。
很長一段時間裏，我不關心小區内外，與朋友相約、日常娛樂、辦事就醫還是習慣選擇福田。搬到此地前我一直租住在福田，那裏對我來說更親切，也更符合我對城市生活的期待。
相比之下，此地僅僅是個居住的地方。我沒有結交鄰居的打算，跟對門隻是點頭之交，跟遛狗的鄰居偶爾閑聊幾句，不過，這僅限于雙方都牽狗的情況，沒有狗子加持，我們誰也不願意注意對方。
那時，我也考慮過小區可能出現的一些公共問題。比如電梯報廢，因爲各種原因無法順利更換新電梯，怎麽辦？我的預案是換房子，賣掉它，搬去更新的住宅區。畢竟，那些年樓市如火如荼，賣房子不是一件難事。
母親搬來以後，我家的社交才稍稍打開局面。她上了歲數，性格比中年時代似乎更熱絡，在外面，碰見拎東西不方便按電梯的鄰居，抱着孩子撿不起地上玩具的年輕媽媽，以及丢在樓道裏的垃圾 …… 她看見都要搭一把手。久而久之，她不僅結識了樓上樓下的鄰居，跟小區裏好些個老頭老太太還有點交情，再加上一口高辨識度的口音，讓她迅速與附近中介小哥、保安大哥中的老鄉搭上了線。
2022 年，我媽把我拉進了一個小區居民微信群。這是我搬進小區 9 年來，第一次跟鄰居們發生連接。這也多虧了我媽的社交網絡，是鄰居老太太把她拉進了群。
微信群也不算太熱鬧，但差不多每天都有閑聊，有時候是家長裏短，有時候是鄰裏小摩擦—— " 晾在樓頂的衣服不見了 "" 誰又把垃圾丢在二層平台上了 "" 那群半大小子又在小區裏踢足球啦 "…… 争吵也時有發生，其中不乏一些奇葩發言，我在群裏也跟别人拌過嘴。
但人就是這麽奇怪，雞毛蒜皮的對話看多了，你了解了此處更多生動的細節，你置身其中，就很難再抽離出去，你會忍不住想讓一些事情變得更好一點。
難以消除的偏見
當你想讓小區變得更好時，你難免會發現更多的問題。
2022 年夏天，晚上我回家等電梯時，發現電梯口張貼着一則增設三個電動自行車充電站的公示。公示的落款是業委會和管理處。
公示中的三個充電站，其中兩個與小區樓棟的距離不到 6 米。根據《建築設計防火規範》，高層民用建築的防火間距爲 13 米，根據深圳的《電動自行車停放充電場所消防安全規範》，電動自行車停放充電場所，不得占用防火間距。
吊詭的是，公示期隻有三天，我看見的時候已經是第三天晚上 10 點，也就是說，再過兩個小時，公示期就結束了。此前兩天，我沒看到電梯口有這個東西，是我忽略了，還是就沒貼呢，我不清楚。要知道，在這之前，把小區荒廢水池改建成健身場地這等小事，公示期都有 7 天。
公示中還提到，"20% 業主提交書面反對意見，取消此工程 "。《物權法》規定，改建、重建建築物附屬設施，應該經專有部分占建築物面積三分之二以上的業主且占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業主的同意。
在人際關系疏離的住宅小區裏，隻要不是火燒眉毛、利益攸關的大事，大部分決策無論好壞，要獲得 2/3 的業主同意很難，要獲得 2 成業主的反對也很難，大多數人的态度是 " 關我屁事 "，就像之前的我一樣。
寫這份公示的人，顯然深谙此理。
第二天早上，我找到物業和業委會，應付我的是業委會秘書和一名物業人員。" 你們這個違法了，消防規範是 ……" 我洋洋灑灑地念出了昨夜查出的法條。
秘書和物業人員的耳朵，仿佛有自動屏蔽功能，" 沒有違法呀，怎麽會違法呢，咱們小區好多電動車，都沒有地方充電呀，所以我們 ……"
就這樣，一個前門樓子一個胯骨肘子地争吵一番後，我決定投訴。
社區工作人員很快給到反饋，" 建電動自行車充電樁，選址要提前跟我們報備，才能在小區裏公示。我沒有收到報備啊 "。我又投訴到 12315，消防部門也很快給出了回複，公示的選址不符合相關規定。
在現實的加持下，我原本虛無缥缈的不信任感得到了印證，偏見更難消除了。我會有一種擔心，現在的業委會，趕走了開發商物業和他們掌控的業委會，這會不會成爲一個大王打敗另一個大王的故事。
65 元停車費，更複雜的利益沖突
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通過投訴來解決。
在小區微信群裏，我後知後覺地了解到開發商物業的罪惡行徑——他們把小區停車月卡賣給小區外的車主，外來車輛擠進本就不富裕的停車場，本小區車主苦不堪言。
現任業委會當選之後，重新制定了小區停車規則。他們清理了外來車主的停車月卡，這是好事。但是，還未排到月卡的小區車主，在小區裏停車，每天要支付 65 元的停車費，小區月卡發放規則是 " 一進一出 "，舊人退掉月卡，新人才能得到 200 元 / 月的月卡。而在此之前，排隊等待月卡的小區車主，每天要支付的停車費是 10 元 / 天。
微信群裏關于停車費的争議，集中在 65 元一天的停車費用上，要知道，深圳商業停車場的收費标準，一天最高也不能超過 60 元。" 定 20 塊、30 塊，我都能接受，65 元一天太狠了 "，有鄰居在群裏吐槽。
剛買車或者還未買車，以及新搬來的住戶，覺得 65 元一天的停車費，利益天平明顯倒向了早就獲得月卡的老業主。而拟定這條規則的業委會成員，均是在小區居住時間較長的老業主。
大家都是業主，停車權是平等的。既然清理了外來車輛，要控制小區的停車數量，是不是隻有 65 元 / 天這一個策略？
" 好多鄰居根本就沒投票，即便投票，有幾個人會細看啊。要不然，小區裏沒買車的，比有車的多多了，怎麽可能通過呢？" 一名住戶在微信群裏說。
我想起來，我就是那個根本沒投票的業主。這 65 元，我是要承擔一份責任的。
即便那次投票我參與了，我會留意到 65 元那一部分嗎，我不知道。事後，我又翻看了當時的投票文件，一共有好幾個，每個文檔裏都是密密麻麻的條款，我會逐條閱讀嗎？我不會。
有一天，一位眼尖且機智的新車主提到，" 你們物業亂收費啊，收費标準裏，根本就沒有提到排隊等月卡的業主，按什麽标準繳費。"
再次打開收費标準細細地看，我也發現了規則的漏洞。收費标準裏隻規定了月卡 A（業主第一輛車）、月卡 B（租戶第一輛車）、月卡 C（業主第二輛車）、月卡 D（業主第三輛車）和臨時車輛（65 元 / 天）。
收費标準裏沒有說明，何爲臨時車輛？臨時車輛也沒有法律解釋。那小區業主的車，即便沒有月卡，能算臨時車輛嗎？根據深圳停車收費的相關規定，沒有明确依據，物業是不能随意更改小區停車收費标準的。
可惜，這些反駁沒有用，它得不到小區最高權力者業委會的承認，排隊業主還得乖乖按照 65 元 / 天繳費。
我們讓事情回到原點。拟定這個文件的人，爲什麽要在一份有法律效應的文件裏，使用這種模糊含混的描述呢？如果一份合同裏，使用了類似的表述，它還算一份有效的合同嗎？這是無心之失嗎？
我也把停車費的問題投訴到了 12315，但這條投訴沒有得到支持。這我能夠理解。
關于停車費的投訴未得到支持
這個收費标準經業主大會投票通過，具有法律效力，要更改不是一件容易事，除非業委會主動發起更改。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二百八十條，業主大會或者業主委員會的決定對業主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是，如果這些決定侵害了業主的合法權益，受侵害的業主可以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
我也想過去請求法院撤銷，最終沒有付諸行動。一來考慮到時間、精力成本，二來，這是群體權益受損，我連車都沒有，單槍匹馬地跟法院講權益受到侵害，法院會支持嗎？
有一段時間，群裏關于 65 元停車費的争論太激烈了。業委會成員終于在群裏露頭，作出簡單回應：大家有什麽不同意見，都可以來業委會聊聊。
其實，在業委會回應之前，曾有一名鄰居 S 挑頭，要帶着我跟其他三四名業主，跟業委會聊聊。當時 S 剛剛買車，如果把車停在小區，每天都要支付 65 元費用。
我們幾個鄰居拉了個小群，S 在群裏通知，他跟業委會約好了面聊的時間，大家有空盡量一起去。可是，就在約定時間的前一晚，S 在群裏發消息，" 不好意思各位，我家裏有事明天去不了，大家想跟他們聊的話，可以自行另約時間。"
沒有人回複 S，這個群裏再未彈出任何消息。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我甚至有了陰暗的猜想—— S 是不是已經提前拿到了停車月卡。畢竟，除了微信頭像和微信名，我對 S 沒有任何了解，我也沒有監督渠道，來印證或者否定我那陰暗的猜測。
想跟陌生的鄰居達成同盟，去應對一個複雜的問題，難度太大了。
自治困局
其實，我對小區公共事務态度的轉變，除了與 " 附近 " 發生了連接。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我發現，早先 " 住得不行就換房 " 的想法過于天真。
樓市變了，經濟大環境也變了。起伏不定的房價、嚴峻的就業環境，一個冒失的賣房或買房決策，都可能讓普通人的積累損失殆盡。況且，房子不是手機、電腦，哪有那麽多新産品供人挑選。
我不得不去考慮小區老齡化所引發的各種問題。我在一些資料上看到過，大部分樓房在建成 10 年到 15 年後，建築和設施設備就開始進入維護保養期，如果考慮到施工質量和管理維護的因素，使用壽命還會進一步縮短。
而小區的維護保養，需要仰賴一個業主自治組織。
今年年初，小區經曆了新一輪業委會換屆選舉，當選的委員中，絕大多數還是四年前的那幾個人。這不奇怪，畢竟參選的新面孔隻有三四個，大家對他們更陌生，我們沒有選擇。我也意識到，我得學會跟一個不夠理想的業委會共處。
有時候我也會想，我是不是太苛刻了。
無論如何，我都不想要一個唯開發商物業是從的業委會。而現在的業委會成員，要在小區獲得支持者，進而争取足夠多的選票成功當選，期間要付出多少時間和心力，要吃多少次閉門羹，要經曆多少阻擾和困難，這是包括我在内的絕大多數人，都做不到的。
何況，咱去上班，想找一個規則透明、尊重員工的公司，那不也近乎天方夜譚嗎？你不能指望現實裏的人，都是偉光正的電視劇主角。
業委會也是如此，機構良性運行靠的是規則，不是道德。
可問題又回到了原點，即便我熱心參與小區事務，我能實現有效的監督嗎？
我不能，我連業委會公布的财務報表都看不明白，很多專業的問題，誰能來幫助業主監督呢。況且，小區裏像我現在這樣關心公共事務的業主，也不算多。
雖然說，住建部門、街道和社區，對業委會、物業的重大事項和程序性事項，都有自上而下的監管，但業主群體的監管是缺失的。
小區裏，還有很多不在行政部門監管範圍内的事項，它們或許不夠重大，但具體、瑣碎，與我們的日常息息相關，它們會影響我們的生活質量，也有可能積土成山，演變成痼疾。這需要生活在此的人關心它們，形成有效的監督和制約。
這就是大城市住宅區的自治困局，它不像一個村莊，也不像八九十年代的單位家屬樓，通過宗親關系、工作關系，形成一個相互熟悉，彼此有一定信任度，能形成相互約束的微型社會。
即便在微信群裏，我跟小區鄰居産生了一些連接，但這種連接太微弱了，它距離初步了解還很遙遠。在這樣一個社區環境裏，個體孤立，人員流動性較強，人與人之間難以形成信任紐帶，那所謂的自治，會不會是一個僞命題？
面對很多無能爲力的問題時，比如某一天，小區老舊到需要修繕維護的時候，我們的維修基金，是不是妥善地被保管在賬戶上，我隻能寬慰自己，希望我的小區業委會成員能愛惜羽毛，不去碰法律紅線。
當自治的生态未能形成時，很多時候，我們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道德層面，這簡直是個悖論。我們還走在文明的路途中，我們還有一段路要走。
這篇文章發布出來，有可能會被我的小區業委會看到。如果被各位看到了，我希望把它當作一種交流，而不是 " 帶節奏 " 或者其他。
上次跟業委會成員 Z 溝通時，我問他，" 那群人會不會因爲業委會的人跟他們一起踢毽子，才不把物業放在眼裏？"Z 答：" 那是微信群裏有人帶節奏，你不要信那些 "。
他說的 " 帶節奏 " 的人應該是我，我在群裏也指責過幾次業委會秘書踢毽子。之前，我在微信群裏批評業委會的一些做法時，有名業委會的支持者攻擊我 " 想趁機煽動 "。把批評當成别有用心，這顯得有點缺乏擔當，還有點黨同伐異的飯圈做派。
我把這文章，當作一個對話的機會，我希望我所在小區的業委會成員，也能以更開放的心态來看待不同的聲音。畢竟，作爲一個打工牛馬，我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别有用心，或者觊觎業委會的權力。我隻是希望，我居住的小區能變得更好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