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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 27 日 19 點 31 分，厲以甯逝世，享年 92 歲。
公開資料顯示，厲以甯出生于江蘇南京，祖籍江蘇儀征，1955 年從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即留校任教。他的研究包括：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學、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國民經濟管理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比較經濟史、西方經濟學、中國宏觀經濟問題、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等。
作爲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代表人物，厲以甯的學者生涯充滿争鳴。他提出的所有制和股份制改革理論，曾廣受争議，然而卻在上世紀 90 年代被中國改革的實踐全面推動，并且一一證實。
從 " 厲股份 "、" 厲民營 " 再到後來的 " 厲城鎮 "…… 厲以甯曾笑稱沒有一個稱謂能完全概括他的學術思想。但毫無疑問，他是中國最著名、最能影響決策的經濟學家之一，針對發展和改革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他都給出過中肯建議和意見。
每年 " 兩會 " 是中國發展的風向标，也是政策信号集中釋放的平台。從 1988 年起，厲以甯曾連續 30 年參加全國 " 兩會 "。前 15 年，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成員，擔任過全國人大财經委員會副主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從 2003 年開始，他是全國政協常委，曾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向上爲深化改革提供助力，向下與改善民生息息相關，厲以甯每次發表的觀點和言論總會引起社會各界熱烈的讨論。厲以甯曾說，" 文章發表得再多，不聯系中國實際，對中國的改革沒有用處。" 因此，他希望自己的每一個研究都能 " 經世緻用 "。
厲以甯曾把自己 30 年裏參政議政歸結爲四件大事：參與立法、推動股份制改革、扶貧、推動民營經濟發展，他說，" 參與改革，推動中國的現代轉型，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時間回到 1980 年 4 月，厲以甯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在當時，就業成爲經濟、社會的突出問題。他認爲，可以用民間集資的方法，組建股份制企業，不用國家投入一分錢，就能爲解決就業問題開辟新路。
彼時質疑聲四起。他卻義無反顧、率先沖鋒，奔走于全國各地，作演講，寫文章，宣傳股份制，直至 1997 年股份制正式寫入黨的十五大報告。據厲以甯回憶，這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對傳統所有制理論作出重大修正。
後來，他因提出 " 股份制 " 獲得經濟理論創新獎。這一理論也被認爲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最具代表性的經濟理論之一，對國有企業股份制的推行以及證券市場的培育奠定了重要基礎。
2003 年，厲以甯轉到全國政協工作，在民營經濟研究上投入了更多精力。他曾擔任全國政協 " 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專題組 " 組長，帶領調研組到遼甯、江蘇、浙江、廣東等地調研。調研期間，他發現民營經濟在準入領域、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對外貿易等方面遭遇到重重阻力。
調研組就此形成了長達 17 頁的《關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建議》，提出了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拓寬融資渠道、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财稅金融支持等建議，上報國務院。當天，國務院領導批示，" 促進非公經濟發展，應有一個通盤考慮，着手研究一些重大的政策性問題，形成一個政策性指導文件。"
2005 年，新華社發布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金融等行業和領域。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部以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爲主題的中央政府文件，因文件内容共 36 條，被簡稱爲 " 非公經濟 36 條 "，2005 年也被稱爲 " 中國民營經濟之春 "。
" 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驕傲，就是我們參加了改革，這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安慰的 "。2017 年，87 歲的厲以甯最後一次以全國政協常委的身份出席全國 " 兩會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他表示，" 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代新人應該要義無反顧地投身改革。"
厲以甯曾有一個論斷，支撐着計劃經濟體制存在和運轉的兩個支柱，是政企不分、産權不明的國有企業體制和城鄉分割、限制城鄉生産要素流動的城鄉二元體制。在前者不斷推進的同時，厲以甯也把目光投向後者。
厲以甯早期經曆，就與城鄉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在一次采訪中，他曾回憶，" 我從 1958 年到 1976 年間的生活，一直與農村密不可分；我研究的課題，也大多與農村和農民、農業密切相關。" 而當時在農村的所見所聞，也最初推動了他經濟觀點的轉變。
20 世紀 90 年代，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之下，大量農民工外出，開始引發一系列問題，一方面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導緻土地出現撂荒現象，另一方面則是随農民工進城的家屬，出現子女無法在城市就學的問題。包括 " 農民工 " 稱呼本身的問題，開始激發他對城鄉二元體制和城鄉一體化的思考。
随後是他一系列對三農問題和城鄉問題的關注。2002 年，厲以甯作爲全國人大常委，厲以甯參與起草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出台。在他的堅持下，最終通過的法律中加上了可以 " 股份合作經營 "。
2003 年開始，他擔任中央智力支邊協調小組畢節試驗區專家顧問組組長，并連續多年到畢節實地考察，幫助當地脫貧。人們開始稱他爲 " 厲三農 "，他也很樂意地接受，他常說，" 我和其他同志一起，都是農村改革深化的宣傳者 "。
通過多年的實地調研和深入研究，2008 年，正值紀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厲以甯寫下《論城鄉二元體制改革》一文。
他提出，搞活農業經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關鍵在于改革城鄉二元體制，讓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同等的權利，擁有同等的機會。而包括城鄉發展的統籌、區域發展、經濟和社會的統籌、國内發展和對外開放的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統籌，都同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有關。
此後的 10 餘年間，他時常在公開場合鼓與呼，并不斷提出具體的操作建議。最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之一，是 2013 年所提出的 " 就近城鎮化 "。
在他看來，" 這是走的一條新農村—新社區—新城鎮的道路，就是把農村的村民變成社區居民後，再城鎮化改造，否則隻談讓農民進城，即使解決了戶口問題，農民在融入城區的過程中不适應，會帶來許多新問題 "。
眼下，他有關城鎮化問題的建言仍在不斷納入決策當中。就在去年，《關于推進以縣城爲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出爐。國家發改委規劃司相關負責人對此曾解讀稱，推進縣城建設，目的正是引導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就近城鎮化。
厲以甯的思考從未停止。2020 年，全球正面臨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也面對新的挑戰。在一篇文章中，厲以甯再度發問，我們經濟的增長速度放緩，是否說明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到了極限？
回答這一問題，厲以甯回顧人類社會的漫長發展過程，曾經既沒有市場，也沒有政府，但依然存活下來，而且一直在前進。正是道德力量，發揮了調節作用。
基于此，他再次強調，市場、政府及道德是經濟調節的三個力量。道德力量是超越市場與政府的。市場調節是一隻無形的手，政府調節是一隻有形的手，道德調節則是介于二者之間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事實上，早在 1991 年，厲以甯就已關注到道德調節的力量。在當時所著的《論共同富裕的經濟發展道路》一文中，他最早提出了影響收入分配的第三種力量，即道德力量，是超出市場機制與政府調節的力量之外的又一種可以影響收入分配的力量。
就此，他構建了三次分配體系。他提出，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收入分配，稱爲 " 第一次分配 "；通過政府調節進行的分配，稱爲 " 第二次分配 "；個人出于自願，在習慣與道德的影響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贈出去，可以稱爲 " 第三次分配 "。
三次分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他看來，初次分配最重要，要讓社會和民衆感受到勞動偉大、光榮的真實和榮譽，感受到勞動緻富的易得和幸福；二次分配的重點則是解決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問題；而三次分配隻有在市場經濟有了一定發展、一部分社會成員積蓄較多資産後，才可能引起社會注意，其關鍵在于助推縮小貧富差距。
換句話說，三次分配的結果将導向共同富裕。他也最早提出，"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對經濟發展的先見之明，讓厲以甯早早提出的論斷終成當下中國發展的一劑 " 良藥 "。
" 十四五 " 規劃中，"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爲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 被定爲 2035 年遠景目标。與之相伴的是，在 2021 年 8 月中央财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在紮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時提到，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三次分配由此受到熱議。
如厲以甯設想，通過三次分配的結合，先富地區可以給後富地區提供發展所需的資金支持，幫助後富地區居民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消費能力，而當後富地區的居民消費先富地區的商品時，反過來又可以進一步推動先富地區可持續發展，這樣整個國民經濟才能持續、穩定、健康、協調地發展。
正如共同富裕是一個過程 , 隻能逐步實現，道德力量對經濟的影響也将緩慢釋放。但這一影響将如何更有效地推進共同富裕的實現？這個未竟的研究，也是厲以甯留給後世的新課題。
每日經濟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