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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體注：本文來源于微信公衆号鳳凰深調（ID：ifengdxw），作者 | 傅一波、燕青，钛媒體經授權發布。
完全依靠互聯網遠程工作的人，現在有一個新的名稱：" 數字遊民 "（Digital Nomad）。他們常被認為可以自由安排生活和工作，既能去世界走走，又能保證收入，這種貌似理想的生活圖景，讓這個群體籠上一層浪漫化的色彩。
2020 年後的新冠疫情和遠程辦公，讓更多人加入這個群體。據不完全統計，全球數字遊民數量超過了 3000 萬人。在中國，數字遊民也變成了一種年輕人追逐的生活方式。
然而，成為數字遊民，事實上好像走進一座圍城。許多數字遊民告訴鳳凰深調，即便工作方式是在線上，人終究需要在現實中生活，他們許多時刻都在忍受着一種被社會邊緣化的孤獨感。
甚至一些人因此選擇重新回到朝九晚五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則開始在各地尋找固定社區，重建那種 " 歸屬感 "。
" 以陌生人的身份來又以陌生人的身份走 "
30 歲的内蒙人張誠，從 2017 年起成為了數字遊民，旅居世界各地。
他曾是一名金融保理師。工作期間，從杭州被外派至深圳，擔任一個投資項目的審核，公司股東來找他，想讓他在項目成本的審核上 "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以便快速推進。張誠發現項目中存在 50 多萬元的關聯交易，拒絕了。
股東沖着他的臉，甩了一個紙杯。這件事讓張誠的工作價值感大打折扣，他告訴鳳凰深調，他往後的工作狀态日漸低靡，覺得自己活像一隻 " 腳踩轉盤的倉鼠 "。
張誠經常關注社交媒體上的數字遊民博主，這些博主大多和他背景相似，從事互聯網、金融行業。看着他們分享旅居的日常生活，張誠想試試。他算了一筆賬，依靠提供商業咨詢、炒股，大約可以維持每月 3 萬元的收入，這些工作都可以通過一台連接互聯網的電腦來完成。2017 年中，他正式辭職，開始在國内尋找遠離大城市的地方，邊旅行邊工作。
他帶着一個 21 寸登機箱和雙肩包，去往第一站，雲南大理。
在大理，張誠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後背着包、穿過翠湖和磚石路，到露天咖啡館辦公。花開季節，湖邊的空氣濕軟清新，張誠覺得自己整個人 " 活 " 了起來。
在旅居生活中，他精簡了自己的随身物品，隻在箱子裡放當季衣物，每隔不到一個月，會換一個新地點生活和工作。半年内，他去了三亞、桂林，日本、法國、英國、印尼、泰國。
但另一面，頻繁更換生活場所讓他産生了 " 生活疏離感 "。在現實中，他和人的接觸，僅局限于與陌生人點頭問好。在法國馬賽旅居時，他經常繞過一幢老式磚房建築去公園晨跑，總會遇到一位金發碧眼的法國跑友，對方向他微笑，張誠也伸出手，兩人輕輕碰下手背，然後擦肩而過，各不相幹。
每到一個新城市，張誠會在社交媒體（Facebook）的當地小組發一封介紹自己的帖子：姓名、職業、什麼時候來的、預備停留多久，然後詢問有什麼推薦遊玩的地點。回複他的隻有當地民宿的房東、城市裡舉辦活動的人們，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就算和這些人交換了聯系方式，約好去聚會，也經常因為需要緊盯股票大盤或是着急回複客戶而錯過。
經常的，還來不及重新安排一次深入的聊天或者社交活動，他就又要前往下一座城市了。" 我幾乎沒有能保持聯系的人。" 張誠說，" 以陌生人的身份來又以陌生人的身份走，其實蠻悲傷的。"
他的社交方式越來越多地回到線上——在社交媒體 app 裡找人聊天，" 這種感覺，像被現實世界孤立了。"
張誠的社交難題是世界各地數字遊民遇到的普遍困境。倫敦大學教授 Dave Cook 曾在《The Freedom Trap》（自由陷阱）中指出，大多數數字遊民開始獨自旅行和工作後，随着時間的推移，孤立感會變得越來越明顯。
鳳凰深調接觸的中國數字遊民無一例外都談到了這種感受。
2018 年，29 歲的修圖師鄧靜裸辭成為數字遊民。4 年以來，大多數時間她都獨來獨往，朋友不超 5 個。與人交流，她全部依靠社交軟件，偶爾在深夜想有感而發，找人聊聊，結果在微信群裡說句話，并無人回複，" 隻能刷微博、抖音，再無聊，就刷劇。"
80 後夫妻王凱雯、黃皿從 2020 年成為數字遊民。那一年，他們關掉了在深圳的咖啡店。黃皿是潮玩設計師，王凱雯做法律咨詢。兩人賣掉了深圳的小公寓，嘗試租住到郊區的山上帶院子的房子，也試過在海邊租房。2021 年，夫婦倆想要嘗試住在房車内的旅居生活。
他們說，無論選擇在哪裡居住，數字遊民的生活方式讓原本現實中的朋友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網友。" 離職之前，我們在現實中的朋友有律師、有做投資項目的，談論的話題多聚焦于工作項目、投資，找不到除工作之外的其他志趣相投的話題。做數字遊民之後，見面的次數從每周一次，到後來僅限于朋友圈互相點贊。" 王凱雯說。
人，總是要尋找社群栖居
孤立感讓張誠很疲憊，他開始尋找同類人聚集的社區。
" 累了，中國人還是要回到中國。" 張誠說，" 歸屬感 " 對他而言，就是回到母語環境中進行社交活動。2020 年，他決定去北京定居。
他在北京找到一處共享辦公空間，位置在東三環國貿創意園，然後在 2 公裡外的團結湖附近租了間房。
東三環國貿創意園内的遊民據點
共享辦公空間是一棟兩層樓建築，周圍辦公樓聚集，距離地鐵站步行 15 分鐘。700 米的空間内部，有 16 間辦公室，每間每月租金約 2400～3800 元。一層樓有開放式辦公工位和單人辦公室，中央是吧台，提供咖啡、飲料和西式早餐，二層樓是有 4～5 人的會議圓桌。據空間工作人員介紹，此處常駐人員九成是數字遊民，周末，公共空間内會組織交流沙龍和遊戲活動，有時是 " 狼人殺 "，有時是讀書分享會。
遊民據點的隔間
固定的辦公空間讓擁有相同工作、生活方式的人們，在固定的時間相聚，創造了一定的社交機會。相比之前到處漂泊的日子，張誠的社交生活逐漸豐富和規律起來。每天早晨，他從團結湖的住所來到共享辦公空間，打開電腦工作，中午休息，會和這裡的數字遊民們閑聊，遇上聊得好的，就相約晚上喝一杯。
共享辦公空間開放時間從早上 8 點到晚上 9 點，很多遊民在當天工作完成後，選擇各回各家。
和張誠選擇共享辦公的方式不同，王凱雯夫婦在旅居途中發現了數字遊民的居住社區。社區的名字叫 DNA（Digital Nomad Anji，安吉數字遊民公社），位于浙江安吉縣溪龍鄉的村落中。
今年 3 月，他們原本是想去找國内房車改裝高手 " 松木巴士 "，來改造自己的第一輛旅居房車。" 松木巴士 " 的主理人 Harry 剛好是 DNA 的第一批入駐者，于是夫婦兩人就順便體驗了社區的群居生活。
DNA 提供住宿，有六人間和雙人間選擇，六人間每人每周收費 180 元，雙人間每人每周收費 430 元。考慮到入住者體驗社群需要時間，DNA 對申請者提出 " 要住滿 7 天 " 這一個要求。
從 1300 公裡外的深圳自駕去安吉的路上，王凱雯向黃皿表達了不安，" 封閉生活太久了，我害怕我們無法适應群居生活。"
到達安吉是晚上 8 點，彎曲的村路不好走，沒有路燈。最後一公裡，王凱雯的車穿過一片茶田，燈光漸亮，他們看到了社區門牌。
DNA 外景 ，攝影：梭梭
進入社區後，是一塊可作為籃球場的空地，有一棟樓是居民用餐、健身、唱 K、觀影的地方，左側是居住區，裡面有房間、公共洗衣房、洗手間、淋浴間和會議室。王凱雯和丈夫被安排在了一個 2 人間，依傍着一片茶田。
遊民們在 DNA 的日常活動，攝影：阿德
第一天醒來的早晨，一位滑闆女孩向王凱雯揮手問好，邀請她一起玩。晚上，大家聚在公共區域，聊生死、聊三體宇宙觀、未來世界。" 當時社區有三十多個常駐居民，都是數字遊民。" 王凱雯說，社區居民有微信群，會不定期自發組織活動，有技能分享，或是娛樂項目，随時有人在群裡吆喝感興趣的居民一起組隊去做一件什麼事，比如去茶田騎行、晨跑、飛盤，或者去觀影區看恐怖片。
社區創立者許崧告訴鳳凰深調，DNA 裡七成以上是九零後，幾乎能找到市場上所有類目的設計師，包括平面設計、建築設計、園林景觀設計、内裝設計、遊戲設計的。除此之外，還有文字編輯、翻譯和程序員。
在 DNA 裡，每個數字遊民的生活作息都不太相同。
DNA 外景 ，攝影：Alesi
王凱雯每天早晨 7 點半左右起床，看書學習，去健身房鍛煉身體。空閑時間，她還會和丈夫騎着電瓶車去鄉裡轉悠。她的鄰居們，有人早晨 6 點就開始晨跑，也有人過着日夜颠倒的生活。
" 半夜三四點鐘睡不着覺，在大廳也能找到人跟你吃個宵夜，聊個天。" 王凱雯說，這是社區的包容性，彼此之間的互動讓居民找回了城市空間裡消失的溫度。"24 小時都有人在活躍，突然就進入到一個比較放松的群體當中去了，可以感覺到社交帶來的親切感和溫度。"
入住一周後，他們就決定在這個社區定居。
5 月，黃皿把深圳潮玩設計工作室的材料和工具全都搬到了安吉。和以往獨自處理搬遷事宜不同，DNA 社區創立者許崧召集社區居民一起，幫助黃皿夫婦把房間外的走廊單獨辟出，加上牆和門窗，改造成工作室。
這間工作室不大，水泥地面上隻有幾張露營用的桌椅。三面牆分别對應潮玩作品展示架、工作台、書架，門邊角落裡還有一張屬于王凱雯的咖啡工作台。
被 " 複刻 " 的大理
王凱雯認為，這樣的社區，核心是和同類聚集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時間久了，數字遊民社區居民們開始發現互相合作的可能性，與此同時，也漸漸融入周邊村落的社交關系中。
被大家稱為 "KC" 的陳磊是外貿商，專門把中國的發電機轉賣至中東、非洲地區。來到 DNA 之前，他一直旅居各地，從山東、北京，到廣州大理。他想嘗試更多的可能性，在一個地方定居，于是選擇了 DNA。
社區旁邊的梅西鎮裡曾有位百歲老人，能記得幾十年前老鎮中心街道，每一家商鋪的名字，還能口述出商鋪的樣貌。如今，老人已去世，但 KC 時常聽村裡的修表師傅說起。回到 DNA，KC 把故事又說給鄰居聽，後來，他就想找個機會用繪圖的方式還原老人口中的街道。
自由設計師、插畫師沚楓曾記錄了他在社區生活 7 個月以來，與周邊村民之間發生的趣事。
晨跑時，他經常路過社區旁邊的白茶街，總能碰到一位打掃衛生的保潔員大爺，冬天時，大爺問他：" 大冬天穿短褲，冷不冷啊？" 夏天經過時，大爺問他：" 哎喲，跑步這麼多汗，熱不熱啊？"
一次，他和朋友們一起去社區七公裡外的老梅溪街看看，走着走着被一戶人家的飯香吸引，隔窗張望之時，窗子裡素未謀面的奶奶就邀請他：" 你們吃飯了嗎？進來一起吃點？"
社區居民小茗想種花，她到處收集能做花箱的木材。某日晨跑回來，看見社區隔壁的農戶院子裡有木闆，就想進去問問主人是否能賣給她用。主人回答：" 你是隔壁的嗎？送你好了！你們那裡我很熟，旁邊水塘就是我家的。"
數字遊民大多很年輕，保留着城市中的生活習慣，延續到鄉村後，村民也覺得很新奇。
社區居民百裡總是穿着緊身瑜伽褲晨跑，一天沚楓和百裡在晨跑完後徑直去一家鄉村面館吃面，被瑜伽褲包裹的百裡，收到了面館裡男女老少的 " 注目禮 "。
" 有人情味的社群關系，是吸引數字遊民聚集的重點。"DNA 創始人許崧告訴鳳凰深調，這樣的社區既不同于大城市，又區别于小縣城，人們沒有效率為先的工作氛圍，也不是由出身和背景構成的熟人社會，多樣性個體構成的社區，讓社交更有新鮮感，" 正如雲南大理 "。
許崧建立社區的初衷，其實是因為他想 " 複刻 " 在雲南大理時的生活方式。
工作中的許崧，攝影：Alesi
許崧是中國最早的一批數字遊民。他 1969 年出生在杭州，是個背包客、作家。2004 年開始，就和妻子周遊各地，成為 " 數字遊民 "。2010 年，許崧 41 歲，旅居生活按下暫停鍵，為了找到一個生活成本更便宜的地方進行寫作，他和妻子搬到了大理。
彼時，" 逃離北上廣 " 的口号漸漸升溫，大理氣候宜人，房價每平米 5000 元不到，促成了一批數字 " 新移民 " 前往，并逐漸成型社區。
在那段時間裡，許崧和妻子時常走街串巷，總會看見人民路上一家咖啡店裡聚集着附近的街坊鄰居，這家咖啡店有個幾十平米大的院子，石榴樹下人們聚在一起喝咖啡、有說有笑，不時有鄰居進院子加入對話，散場時街坊鄰居會主動幫忙結賬買單、打掃收拾，" 他們好像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店一樣。"
許崧回憶，一天下來，店裡往來了大約兩百多人，都是常住大理的 " 新移民們 "。相似的情形也在大理其他的酒吧、小店鋪裡存在，" 這些情形構成了一種特别的社會公共空間，可以很明顯看到人和人之間良好的互動關系。"
很快，許崧也融入到大理的社區生活中。天氣好的時間，他和鄰居們相聚在一起紮堆聊天、喝咖啡。鄰居間的互動關系深入後，也促成了一些合作。
許崧結識了書店老闆阿德，一名出版人。他們都想試試能否将大理社區作為模版，在另一個合适的地方複制。2021 年 3 月，浙江安吉 " 白茶原 " 鄉村振興項目的開發商找到了許崧和阿德，并和他們在大理見了面。政府與開發商希望通過引入人才來帶動縣城經濟。許崧覺得是個非常好的實驗機會，三方一拍即合。
" 可以試着在安吉複刻大理的社群，給遊民們更多的選擇。" 他說，那時的大理已發展成熟，數字遊民們需要更多新的社區。
在安吉，他們與當地政府、開發商三方商議之後，決定對一處廢棄的竹木加工廠進行改造，成為能夠容納 82 個數字遊民的社區，建成後由許崧負責運營，挂牌為 "DNA 數字遊民公社 "。2022 年 4 月 11 日，DNA 通過公衆号發布第一則招募啟事，邀請世界各地數字遊民們來試居住。
第一封報名郵件在晚上 10 點左右來到了許崧的郵箱，對方是一位藝術家。許崧說，那時他的内心忐忑，一直盯着郵箱看是否有新的申請郵件。第二天，驚喜來了，郵箱内多了 7 封未讀郵件，申請人正逐漸增加。
" 上岸 "，或成為 " 候鳥 "
許崧，還在四處考察，希望能夠找到更多适合建立數字遊民公社的地方。今年 9 月底，他前往江西九江市廬山市考察，看看能否将當地一些 " 卡殼 " 的地産項目改造成數字遊民公社。
" 這個社區存在的意義，在于創造了一個生活成本遠低于大城市的社區，能做自己想做的任何工作，并且，有朋友。" 許崧說，但他也不确定是否能有更多的 DNA 誕生。建立這樣一個數字遊民社區初期投入很大，建成後還需要持續運營。
DNA 大廳和宿舍之間的廊道，攝影：阿德
王凱雯和黃皿準備在 DNA 一直居住到房車完工交付。拿到房車後的第一件事，是去大理。他們對許崧口中描繪的那種包容度很大的社區産生了濃厚興趣，想去看看。至于更遠的未來生活究竟會停留在哪裡，他們也說不清楚。
" 或許會像其他老遊民一樣，在全球選擇一兩個據點，之後的日子就在這些精心挑選的據點中生活，像候鳥那樣。" 王凱雯說。
也有人選擇退出遊民生活，回歸到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狀态。
9 月底，在一個雨天，鄧靜坐在屋内，雨水順着陽台縫隙滴下來，她剛收到自己的體檢報告：心率不齊、肝功能也不好，長時間日夜颠倒、熬夜工作之後，她意識到自己不想再繼續這樣的生活。" 要錢還是要命？" 她問自己。
今年 7 月時，她看到過 DNA 招募社區居民的消息，加入的念頭一閃而過，但最終還是放棄了。11 月，她正在完成自己作為數字遊民的最後一個訂單，月底完工後，她決定投簡曆，找個地方踏實上班，" 已經體驗過自由的感覺，是時候往下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和數字遊民這個概念相似的一個更大的群體，是 " 靈活就業者 "。至 2022 年 3 月，中國的靈活就業人員達到約 2 億人，在就業人口中占比 26%。
對比更廣義的 " 靈活就業者 "，數字遊民被認為最起碼是能依靠職業技能、解決基本生活問題的人，因而他們的生活形态和所面臨的難題，對于靈活就業大軍如何融入社會，也或許有一些參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