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劉亞甯 / 文 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曆史任務。當前，中國已進入城鎮化快速發展後期，如何圍繞 " 十五五 " 規劃穩步提高城鎮化質量和水平，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還需系統謀劃和統籌思考。
10 月 29 日，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以 " 新型城鎮化新篇章與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 " 爲主題舉辦了一場公開論壇。
擴大發展型消費
日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 年前三季度國内生産總值同比增長 4.8%。針對宏觀經濟現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表示，" 雖然中國經濟疫後複蘇進程總體呈現回升向好态勢，但宏觀經濟仍面臨日益增加的總需求水平下降的挑戰，消費、就業、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現明顯放緩乃至收縮的迹象 "。他認爲，以上指标的短期壓力很大程度上是需求不足引起的，要認真區分問題的原因和結果，并有針對性地采取治本之策。
劉世錦在論壇中指出，現階段擴大消費需求要找準重點或痛點，一是基本公共服務爲依托的發展型消費。二是以農民工爲重點的中低收入階層，三是以人爲中心、發展權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鄉融合發展。" 增加有效消費需求，要理解現階段消費需求的新特征，區分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以及消費實現方式的差異 "，劉世錦說。
談及當前擴大消費的措施，劉世錦認爲仿效發達國家進行 " 直升機撒錢 " 的主張，并不能解決低收入人群面臨的真實難題。這種發錢的方法，億萬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錢發到低收入人群中，這部分人吃飯穿衣等溫飽問題得以基本解決，但他們面臨的是住房、上學、醫療、社保、養老等難題，在這些難題面前，通過撒錢拿到的那點收入無疑是杯水車薪。
劉世錦建議，擴大發展型消費的重點之一是大力提升以進城農民工爲主的新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短期重點是由政府收購滞銷的住房，将其轉爲保障性住房再向新市民提供。另外，通過提高城鎮化比例（達到 75％以上）和質量（縮小以至消除城鄉居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差距），力争用 10 年左右的時間，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标，由現在的 4 億人口增長到 8 億— 9 億。提出并推進這一目标，對盡可能延長中速增長期，打破需求約束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有基礎性意義。
中國特大城市和大都市群還不夠大
2023 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 66.16%，與高收入國家平均 81% 的城市化率還有一定差距；此外，2023 年底，中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爲 48.3%，兩者相差 17.86 個百分點。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城鎮化水平較低且速度緩慢。
針對如此現狀，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表示，提升城鎮化率必須以大城市（群）爲依托，實現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他還指出，大城市在控制污染、人均耕地占用、吸納就業、經濟效率、人均 GDP 提升、推進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相對優勢，但中國特大城市和大都市群還不夠大，應取消對超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計劃控制，人口仍需要進一步向大城市聚集。
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如何解決 " 人、地、錢、質、融 " 五大難題時，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周毅仁建議：一是應當構建産業升級、人口集聚、城鎮發展良性互動機制，将重大生産力布局和戰略腹地建設作爲推動城鎮化與工業化協同發展的重要手段，将都市圈内沿軌道交通進行 " 集聚式疏解 " 作爲轉變超大特大城市發展方式的核心抓手。二是健全同宏觀政策和區域發展高效銜接的土地管理制度，建立新增城鎮建設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協調機制，将減量規劃作爲優化人口流出地土地利用的重要指引。三是适當提高城鎮化重點領域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加強資金多元投入保障。四是推動形成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體系，将民生 " 關注四類 " 和數智賦能 " 能屈能伸 " 作爲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聚焦。五是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以縣城爲基本單元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推動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合理配置。
都市圈是系統推進改革的理想空間
此前，國務院印發的《深入實施以人爲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中提出，依托中心城市輻射帶動周邊市縣共同發展，培育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現代化都市圈。數據顯示：2022 年，中國 34 個大都市圈以全國 18.6％的土地集聚約 63％的常住人口，創造約 78％的 GDP，多數都市圈人口處于持續流入的狀态。
當前，中國有上海、廣州、深圳等 10 個 3000 萬人以上的大都市圈，有合肥、成都、杭州等 11 個 2000 萬— 3000 萬人的都市圈，有西安、甯波等 13 個 1000 萬— 2000 萬人的都市圈。
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副理事長、民盟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馮奎表示，" 從長遠來看有必要去發現和培育一些中小型都市圈，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區，這是‘十五五’時期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抓手 "。
建設現代化都市圈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要手段。馮奎認爲，都市圈是系統推進改革的理想空間。都市圈韌性很足，在較長時間内能保持人口和經濟總量的穩定增長，能夠帶來更多的激勵效應，減少改革風險成本；同時，都市圈的行政機構服務半徑更大，通過引進智慧化、數字化治理技術能達到機構減量而效能不減的服務，減少财政支出成本；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間存在較強的社會信任度，使得各類合作分歧、利益分配具有較大的包容度，減少制度設計成本。
馮奎進一步強調，未來都市圈建設有三個方面還需研究，一是都市圈對國家競争力、宏觀經濟有哪些重大作用，二是都市圈如何成爲新一輪改革中極爲重要的空間載體，三是中國實踐如何爲全球都市圈治理在制度創新上貢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