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鈴 北京報道 2 月 26 日,元宵節過後,北京市百萬中小學生回到了校園。與此同時,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兒童精神科的醫生們也忙碌了起來。
" 開學季來門診的家庭會比平時更多,家長也更焦慮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兒童精神科醫生、家庭治療師林紅告訴經濟觀察報:" 因爲孩子生病後,本來上學就有困難,開學孩子能否重返校園、順利上學的問題就迫在眉睫了。"
2 月 28 日,穿過嘈雜的門診大廳、擠滿候診家庭的走廊,經濟觀察報在診室見到林紅時,她剛剛結束對 3 個家庭的治療。和多數精神科醫生單次看診隻有十幾分鍾不同,林紅接診的家庭都是提前預約好的,單次 50 分鍾。
抑郁症的孩子越來越多了。由《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健康時報》等共同發布的《2022 國民抑郁症藍皮書》顯示,在抑郁症患者群體中,有 30% 是 18 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少年。專注精神健康領域的互聯網醫院 " 好心情 " 聯合中國麻醉藥品協會精神衛生分會發布的《2023 年度中國精神心理健康》藍皮書則顯示,中國青少年抑郁症的檢出率幾乎比四年前翻了一倍。
心理問題很複雜,一般認爲是生物易感性、成長環境和社會系統的綜合因素造成的。林紅認爲,一個孩子病了,往往是整個家庭病了,是更大的系統出了問題。家庭裏最脆弱的、最不成熟的往往就是孩子,孩子會承擔整個家庭的病。
林紅有 20 餘年臨床經驗,接診過數千個家庭,2009 年起,她開始使用家庭治療的方式救治兒童抑郁症病患,因爲她相信,如果整個家庭的病沒有治好,隻治其中一個人是不夠的。
林紅介紹,家庭的問題可以從縱軸和橫軸分别看。縱軸是原生家庭累積的創傷,橫軸包括社會、時代、家庭的發展和變故。橫軸的變化可以解釋爲什麽得抑郁症的孩子變得更多了——整個社會的壓力變得更大了。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兒童精神科醫生林紅 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林紅的講述:
孩子病了,是整個家病了
孩子生病後,本來上學就有困難,開學後問題就變得嚴峻了。到了開學報到的日子,有的孩子可能還是去不了學校,有的孩子雖然勉強能去,家長也會擔心他能不能堅持下來。
孩子能不能正常上學,這往往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長特别在乎的事情。家長不太懂孩子内在的痛苦,而是更多看外在的行爲,看孩子是不是發脾氣、不聽話、忤逆家長,是不是能好好地去上學。孩子能去上學的話,家長就在乎他是不是成績好,會不會被老師告狀。
有一個孩子在我們這住院治療,出院後我幫他梳理整個系統,發現班主任體罰學生特别嚴重。雖然老師并沒有體罰過他,但是他替那些被罰的孩子難過,很憤懑地對我說:" 他這樣的人就不配當老師!" 孩子媽媽不能理解,被罰的孩子都沒事,怎麽你卻不能上學了?這個孩子其實是高度敏感的孩子,他對環境中的風吹草動特别敏感,所以雖然他隻是老師體罰的目擊者,卻受到了更大的影響。
還有一個小學二年級的孩子,老師在科學課上布置了一個任務,他不是很理解,就追問老師,但老師忙于整體教學,也沒解答清楚他的疑問。要上下一節課了,别的同學都完成了任務,但他還沒有完成,這時他發現老師給他的解答不對,他就試圖和老師解釋自己的理由,要老師給他更多時間,他想完成這個任務。但老師着急得上下一節課,沒時間也沒心思聽他解釋,簡單粗暴地批評了他,他當場就情緒崩潰了,大哭不止,站在教室裏不動,後面的同學也上不了課。學校找到家長,家長就來找我,家長無法理解,爲什麽人家都能遵守的規則,就他不能?其實并非孩子故意搗蛋,不肯遵守規則,相反,這個孩子恰恰是太想遵守規則,一闆一眼地完全服從老師的要求,導緻彈性靈活性不夠,對自己要求太高,給自己的心理壓力太大,自我情緒調節能力本就不夠強,這時就情緒爆發了。
爲什麽孩子會抑郁?很多人會說,孩子病了,就是因爲有一個什麽樣的媽媽,有一個什麽樣的爸爸,就是因爲學校怎麽了、社會怎麽了," 父母皆禍害 "" 都是原生家庭的錯 "。這些單一歸因都是不全面、不客觀的。我們的社會習慣了簡單歸因:因爲學校課間十分鍾沒了,所以孩子病了;因爲爸爸給了他一巴掌,所以孩子病了;因爲老師批評他了,所以孩子跳樓了。
孩子病了,我們首先不要說爲啥你這麽脆弱?怎麽别人不病偏你病了?這就是簡單歸因,認爲是孩子懶了,沒聽我的話了,意志力不堅強了,所以病了。有的家長會說," 什麽抑郁症,我看是打得輕了 ",還有的家長特自我感動," 就是我對他太好了,扔農村去養得皮糙肉厚就好了 "。他們自以爲是,完全沒辦法理解孩子的痛苦。
還有的家長在另一個極端,認爲孩子沒問題,都是沒養好,是爹不好、媽不好。很多媽媽來找我,說:" 孩子病得很嚴重,都是我的錯。" 我說,你确定都是你一個人的錯?你真的相信憑你一己之力,一個人就可以讓孩子病得這麽嚴重?
當我真的去理解媽媽的時候,媽媽就會放下防禦,說出心裏話。很多人都說是媽媽的錯,旁人也這樣說,爸爸也這樣說,最後媽媽就變成罪人了。其實,總體而言女性照顧孩子多些,活幹得越多就越容易出錯。
單一的歸因會帶來什麽呢?他們會繼續用錯誤的方式對待孩子,孩子的病會更嚴重。
心理問題很複雜,一般認爲是生物易感性、成長環境和社會系統的綜合因素造成的。一個孩子病了,往往是整個家庭病了,是更大的系統出了問題。家庭裏那個最脆弱的、最不成熟的往往就是孩子,孩子會承擔整個家庭的病。
家庭的問題,我們要從縱軸和橫軸來看。縱軸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累積的創傷有很多種,比如天生高敏感的孩子,對環境的要求更高,這時父母養育孩子遇到的挑戰就更大,就更難養好;比如父母從自己的原生家庭裏也有累積很多創傷。這些創傷就像定時炸彈,一直不解決的話,早晚會有炸掉的風險存在。
橫軸包括社會、時代、家庭的發展和變故。一些重大的社會曆史變化,可能給後代留下創傷,時間越長就越難解決,三年新冠疫情就屬于這樣的變化。這樣的集體性創傷,公開談論,影響會減少,越不談,影響就會變得越深遠、越嚴重。
我媽媽小時候見過日本人端着槍掃蕩,對日本人有很深的仇恨,但是帶着仇恨生活是痛苦的。我跟德國朋友說起這個情況,他們建議我帶媽媽去趟日本,也許有助于她化解心結。後來,我帶着已經年過八十的媽媽去了日本旅遊,她發現其實現在的日本人挺好的。與仇恨和解之後,媽媽變得柔和了,再看 " 抗日神劇 " 的反應都變了。
另外,家人突然去世、遭遇校園霸淩、父母失業等等,也都屬于橫軸上的變化。橫軸的變化其實可以解釋爲什麽得抑郁症的孩子變得更多了——整個社會的壓力變得更大了。
隐秘的傷痛
大約七八年前,我畫過一幅畫,畫上都是病人,密密麻麻的病人。有同事和我說,你畫的醫院像個監獄一樣。那是我職業生涯裏特别痛苦的時期——我學了一些東西,有了一些能力,我想幫更多的人,但我根本做不到。
有很多家庭,一旦孩子能上學了,家長基本就不來了,他們覺得 " 能上學就不是事兒 "。其實背後還有很多更深層次的問題,我希望他們能走得更深一點,這樣才能提升整個家庭的幸福感,但他們顧不上這些。
半途而廢的家長太多了,新的來訪者也那麽多,有幾年,我感覺自己被病人淹沒了。
回想起來,那時我太難爲自己了,我隻是一個普通人,幫不了所有人。現在,我不再用整個體系的問題來責備自己,變得更釋然,可以舉重若輕了。其實,我的狀态好起來後,會展示給來訪者,他們會看到原來生活還可以這樣輕松歡樂,這樣的示範會給那些深陷于痛苦中的家庭以信心和力量。
在診室裏,我會和來訪家庭一起從生物、學校、家庭和社會大的系統去看孩子的問題,讓大家相互理解。比如,我會問媽媽,假如說我能幫到你的家庭,你希望這個家庭變成什麽樣?我會問孩子,聽了媽媽的回答,你是什麽感覺,你覺得爸爸又會怎麽看?這樣的循環提問其實把三個人關聯起來了。
很多家長會驚訝,孩子居然有這麽多想法,怎麽在家就不說?其實孩子有很多對家庭關系的認識,也有很多來自家庭、學校、社會的情緒,但一直被忽視。很多家長從沒有真的坐下來去聽孩子到底怎麽看這些事,設身處地地理解孩子到底有着怎樣的感受。
有的孩子是被逼着來的,嘟着個嘴,一看就不高興,但很快,孩子就會喜歡上我。爲什麽呢?其實也挺簡單,我發自内心地尊重、共情孩子。我的提問不是指責式、命令式的,而是好奇、幽默的,很多孩子沒受過這待遇。
隻看孩子是不夠的,但是指責父母也解決不了問題。很多家長來我這,就希望我告訴他應該怎麽做,他們會說 " 你就告訴我錯在哪兒,我改 ",好像這樣就得到了一個法寶。有的父母會按照書上說的一條條改,也會跟孩子認錯。但在自己還很痛苦、抑郁、擰巴的情況下,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的認錯不會讓孩子釋然。好多孩子跟我說,要是沒有我就好了,這樣他們就用不着這麽難受。
其實,單純做醫生,一切就顯得比較 " 确定 ",隻需要把病人的症狀按條目歸類,做出診斷,然後按照指南用藥,這個藥不行再換下一個。但家庭治療師不一樣,我和來訪家庭是合作的關系,我隻是家庭改變的推動者而已。
臨床診療分爲很多種。内外婦兒科等軀體疾病的診療相對單純,治病就好,不牽扯到太複雜的情感和關系。精神科醫生會難些,需要了解病人的家族史、成長經曆和環境,自身的情感會受到一些沖擊。家庭治療會更複雜,因爲我們更多着眼于心理、社會的因素,就會了解更多家庭隐秘的傷痛。
其實,我很多同事都經曆過職業耗竭。孩子來住院,和家庭環境隔絕開了,又沒有學業壓力,往往會比較快地緩解,但是回到家庭,面對家庭、學校、社會的壓力又會複發,然後再來。好多年輕醫生和我說,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什麽意義,病人來來回回,總是好不了。
有一個我很認同的研究,它把心理工作者的職業耗竭分爲三類,20% 的人會 " 耗竭 ",60% 的人可以 " 平衡 ",還有 20% 能夠 " 賦能 "。在我職業生涯的早期,我把整個人撲上去了,很容易就 " 耗竭 " 了。慢慢地,随着我變得足夠專業,就跨過了那個階段,到了 " 賦能 " 的階段。
現在,我依然會共情,但不會簡單地和來訪者完全融在一起,而是有了 " 第三隻眼 "。在整個治療過程中,我還有一隻眼睛一直在觀察着整個系統,我常常能從這樣的觀察中得到個人和家庭層面的反思與收獲。比如有孩子說,他媽媽的某句話讓他很生氣,以及爲什麽生氣。我就想,我也和兒子說過這樣的話,下回我也别這樣說了。
做走出診室的兒童精神科醫生
從 2012 年開始,我在北京大學醫學部開設研究生選修課《戀愛婚姻與家庭》。這個課特别火爆,很多人站着聽,有拉着戀人一起來的,還有帶着外校的同學和社會上的親朋好友來的。我會講親密關系是怎麽回事,怎麽擇偶,怎麽經營夫妻關系,怎麽經營親子關系,怎麽從大的系統去看家庭關系,怎麽處理家庭沖突。這些都特别重要,但很少有人專門教。
去年年底,我一位朋友和我說," 現在年輕人都不結婚了,談談家庭關系吧 "。于是我們一起設計了一個爲期八周的 " 激活中國式家庭力量 " 工作坊。我二十多歲的兒子問我,像我這樣不想結婚生娃的年輕人,參加你的工作坊有什麽用?我告訴他,你可以搞清楚爲什麽不想、有多不想,是真的不想,還是迫于各種壓力不得不放棄,否則等到四五十歲才發現其實自己想,就晚了。我兒子一聽,連忙拍大腿說,參加!
其實,早些年就有很多人和我說,林老師,你别隻是在診室裏面工作,這樣挺浪費的。最近幾年,找我做家庭治療的人越來越多,我做不過來,就試着做家庭培訓。
來門診的都是病得很重的家庭,但在做培訓時,我見到了許多有意願和動力提升家庭幸福感的高品質家庭,他們有的雖在家庭關系上出現了困難,但并不特别嚴重,我能在幾天的培訓中感受到他們的變化,這種改變是可能影響他們一生的。
後來,我又試着做多家庭團體培訓。在多個家庭組成的團體裏,爸爸有爸爸這個角色的共性,媽媽有媽媽這個角色的共性,孩子有孩子這個角色的共性,每一個人又有自己的特性,他們之間會産生很奇妙的反應。
我記得有個上不了學,還企圖自殺的女孩,她媽媽特發愁。面對此情此景,另外兩個家庭的媽媽卻說,我特别喜歡你的孩子,每次她發言,我都覺得她思想很深刻,表達也特别生動,我特别喜歡聽她說話。這時,我注意到女孩眼中的淚光一閃而過,露出了難得一見的羞澀笑容,那是發自内心的歡喜與觸動。
培訓剛開始時,這個小女孩告訴我,她一直覺得自己在一個玻璃罩子裏,和外界隔着,什麽都感受不到。她覺得自己不應該這樣,但又走不出來。随着團體培訓的進展,有一天她問我,她想從罩子裏走出去,但又害怕,到底要不要走?
我告訴她,這個罩子對你是有意義的,它保護了你,你完全可以安心地待在裏面一段時間,不必自責和焦慮,直到你想走出來,并且有力量走出來的時候。現在你想走出罩子了,你當然可以走出去,但你也要相信,你随時還可以回到罩子裏來,在你需要的時候。你不隻有待在罩子裏原地不動或走出去這兩條路,你是可以來去自如的。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小女孩的變化,到最後兩次來到家庭培訓時,她談論的問題已經變成了想要回到學校,應該做哪些準備的話題了。
我想對家長們說,我們要相信孩子、理解孩子、支持孩子、祝福孩子。當我們的孩子讓我們不滿意時,我們首先要平息自己的情緒,站在孩子的立場,相信孩子的決定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帶着好奇去理解他爲什麽會這樣,然後想我們怎麽可以真正地幫到他。他選的路可能會很坎坷,但我們要祝福他,而不是詛咒他。
我也想對孩子們說,你們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自己身上,而非父母身上,去深入地了解自己,并且底氣十足地主動激活家庭和社會支持系統,助力自己的長遠發展。我們常說的 " 和父母和解 ",其實根本上是和自己和解。隻知道反抗是不夠明智的,想明白你想要什麽樣的人生,然後去創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