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24 小時營業便利店随處可見。
便利店裏的店員說着流利的日語，動作熟練，彬彬有禮。但細心的顧客們漸漸發現，最近越來越多店員，都來自越南。
據日本媒體報道，由于工作量大，需要熬夜上班，且工資相對較低，便利店工作不太受本土日本人待見，越南人因此成了主力員工。
不僅如此，日本厚生勞動省今年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外國勞動者較上年增加 95504 人至 182.2725 萬人，人數創新高。從外國勞動者的國籍來看，越南數量最多，達 46.2384 萬人，占了整體的 25.4%。
越南人以技能實習生、留學、特定技能等各種名義來到日本，一邊努力學習技能和知識，一邊進行打工。
在日本的外國勞動者的平均月收入大約是 21 萬 8 千日元（約合人民币 11195 元），折合年收入的話大約是 261 萬 7 千日元（約合人民币 13 萬元）。對于這些越南人來說，在日本打工工資遠比在越南高，他們省吃儉用，努力攢錢，然後彙給在越南的家人們。
但同時，他們也要忍受異鄉打拼的寂寞，無良中介的盤剝，相對惡劣的勞動環境和歧視性的勞資待遇。
欠債留學
一般人聽到 " 留學生 " 三個字，腦海中浮現的多半是家裏出錢，送出國學習的年輕學生。但在日本，相當一部分來自越南的留學生，家境一般，遠赴日本是爲了打工養家。
20 歲的熊小姐來自越南芽莊，父母在鄉下務農，家裏還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其中一個哥哥已經去巴基斯坦當建築工人了，她來到日本留學，并不是爲了讀書，而是希望找份好工作，養活家裏人。
高中畢業後，熊小姐就在網絡上看到日本留學代辦中心的廣告，廣告上寫着，" 到日本去！來日本留學，一邊學習一邊享受生活，每個月輕松拿 20 萬日元（約合人民币 10000 元）"。
越南中介機構還鼓吹，日本文明高度發達，遍地是機會，隻要勤勞肯幹，沒有拿不到的薪水。
不富裕的熊小姐一家對此心動了。爲了送她去日本，家裏人把田地拿去抵押，借了 150 萬日元（約合人民币 77700 元），用于繳納中介費、留學費和路費等。
到了日本後，熊小姐和其他越南人一起住在老舊的公寓裏，一邊要抓緊時間學習日語，一邊去打工。
在日語學校的介紹下，熊小姐找到一份工作——幫便利店做三明治。
由于日本政府對留學生打工時間有限制，一周打工時間不能超過 28 小時；放假期間，一天的打工時間限制在 8 小時之内，一周不能超過 40 小時。
在此限制下，熊小姐隻能每周工作三天，從下午 5 點工作到淩晨 3 點，每月收入約爲 12 萬日元（約合人民币 6200 元）。
這個收入，和留學廣告鼓吹的待遇有明顯差距，但熊小姐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因爲背着全家債務，她不能反悔，隻能繼續呆在日本，努力打工。
日本政府從 2008 年開始推出 " 留學生 30 萬人計劃 "，積極招收來自全世界的留學生。
據日本法務省發表的《令和元年末（2019 年）在留外國人人數調查》顯示，在日本的越南人中，有 20% 左右是留學生。
這些留學生大多認爲，留在日本工作，是他們重要的人生規劃和目标。爲此他們不惜借款欠債，也要争取留下來的機會。
甚至有些越南人不惜铤而走險，在簽證到期後非法滞留。根據日本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廳發布的統計數據，截止到 2019 年 7 月，非法滞留日本的外國人裏，越南人排到了第一名，總數爲 13325 人，刷新曆史紀錄。
對于他們來說，赴日就是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哪怕非法滞留，在日本打工的收入，也比在越南多。
外國人實習生制度
除了留學生計劃，在日打工的外國人主要依靠的還有 " 外國人技能實習生制度 "，這是一個爲了解決日本國内勞動力不足而設立的引入的制度。
2015 年，日本政府修正了該制度，把留日時間從原來的 3 年延長到 5 年。由此，赴日的越南技能實習生人數激增，從 2016 年的 3 萬餘人到 2019 年末增至 19 萬 3 千餘人。
來自越南的技能實習生人數是所有國家中最多的，他們從事的工作，也大多是日本年輕人嫌苦嫌累不願意幹的勞動密集型産業。比如紡織、農耕、畜牧、捕魚、養殖、建築、食品加工等。
這些行業大多很辛苦，工資待遇卻較同崗位的日本人要低很多。
在 NHK 的紀錄片中，同樣是從事捕魚行業，外國技能實習生在捕魚期任務繁重，捕撈一次隻能分到 13 萬日元（約合人民币 6650 元）的固定工資，同一艘船上的日本船員輕松就分到了 200 萬日元（約合人民币 102274 元），兩者相差超 15 倍。
" 當我知道其他人賺多少錢的時候，特别失望，特别頹喪。" 一位實習生無奈笑着說，" 但是沒辦法。"
按制度規定，外國技能實習生通常隻拿固定工資，而且是按當地最低工資标準來計算。
還有更過分的事情，2022 年 10 月，日本媒體爆料，11 名在日越南實習生遭遇血汗工廠。這些實習生均爲年輕女性，她們被愛媛縣西予市一家縫紉公司接收，自 2019 年以來每月加班超過 100 小時成常态，每人至少被欠薪約 160 萬日元（約合人民币 82000 元）。
一名實習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因爲擔心丢工作，一直不敢對公司說（自己的訴求）。希望公司能夠支付我們應得的報酬。"
縫紉公司負責人承認拖欠薪資問題，但卻解釋稱是因爲 " 與海外産品的競争激烈，國内制衣工錢低，經營困難 "。
面對這種收入和待遇的不平衡，導緻了在日越南人犯罪事件随之激增。
據日本警方掌握的數據，越南人占在日外國人的 14%，但被檢舉的犯罪案件占外國人犯罪的 35%，成爲在日外國人中犯罪率較高的群體。
日本人表示，疫情後，很多當地工廠停産甚至倒閉，大量越南務工人員沒有穩定收入，經濟壓力也随之增大。這一系列的犯罪事件，也讓越南人在日本社會中的風評急轉直下。
愛知淑德大學教授指出：" 現在一些對在日本生活失望而犯罪的情況很多。國家和接納外國勞動者的企業應該重新認真思考待遇問題 "。
無論如何，對于日本來說，敞開懷抱接納外國勞動者，已是不可逆的趨勢了。
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數據，日本勞動年齡（15 歲 ~64 歲）人口将從 2015 年的 772 萬人，下降至 2030 年的 683 萬人，降幅高達 11.5%。
随着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下降，從事制造業的人員将會愈發減少。而因爲勞動力短缺，日本制造業也面臨後繼無人的窘境。
顯然，日本需要采取新戰略，更加寬容地從全世界吸引并接納多種多樣的人才。
一位外國勞工政策的研究員表示：" 這些外國勞工們，雖然看上去普遍留戀日本，但他們定義幸福的坐标，始終還是在自己的故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