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徐曉宏近日因病離世，他的妻子陳朗發文悼念，引發人們關注。
在文章中，她這樣寫道：" 我曾經也是多麽地熱愛哲學和理論，如果我們不結婚，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賞他的思想和行動？······ 我曾經跟我的心理醫生說，嫁一個情投意合的人怎麽可能幸福。你們想要的是同一個東西，但是總有人管孩子，報稅，理财，做飯，于是這就成了一個零和博弈。他越成功你越痛苦。"
對比很多同行悼文中，天妒英才的苦情叙事和有意無意間對作者與逝者過去交往關系的強調，這篇悼念裏的憤懑、痛苦與和解很難不讓真正經曆過家庭生活柴米油鹽的人們産生共鳴。
（公衆号 " 時間社 THiS" 陳朗博士的悼文）
陳朗博士飽含真摯情感、娓娓道來的悼念文字，引來人們對于兩大問題的深刻思考與批判：一方面是學術生産體制對學人的馴化，當成功被發刊級别、數量、職稱頭銜量化，爲獲得社會權威的認可，唯有沉默地遵循規則，丈夫成爲接受異化的一員，渴望的，無力的，不甘的，躲避家庭的；另一方面是理論上的女性主義者，放到實際的婚姻家庭中生活，仍無法實踐成爲真正的女性主義者，妻子依然是傳統的角色，陪伴的，育兒的，附庸的，犧牲自我的。
從文中我們能解讀出，資本化的學術體制之于個體的改變，親密關系中權力不對等的分工之于各家的影響；我們能看到的，是人生本就如此矛盾交織，真摯的愛意與深切的怨恨同時存在，并不沖突。
親密關系分工與愛情神話：一場權力博弈的拉鋸戰，一個合理化的劊子手
陳朗在一段自白中寫道：" 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們傑出的伴侶最春風得意的時候，内心最痛苦地尖叫着。" 同樣是畢業于世界頂級名校，家境優渥的她從小享受着象牙塔裏相對公平的競争關系。直到結婚後丈夫獲得美國千載難逢的機會，而她放棄香港的教職，随丈夫前往美國，困于家庭瑣碎和育兒責任中。
在悼文中，陳朗總結到，人其實應該跟愛好不同的人結婚，一個人喜歡形而上的東西，就最好跟一個熱愛管理生活的人結婚，實現勞動分工，提高效率。相愛時人總會因爲精神世界的共鳴而相知相許，認爲對方是自己的靈魂伴侶，但婚姻中不可避免的勞動，兩人都對學術和事業有追求時，總有一方要讓步。如同《揪心的玩笑與漫長的白日夢》中的歌詞所寫，" 是誰來自山川湖海，卻囿于晝夜、廚房與愛。"
（悼文下的高贊評論）
情感是個人的，但婚姻中親密關系的分工和兩性權力的不平等卻是公共的問題。在這篇悼文下面，有一條高贊評論說：" 伴侶是最親密的競争者，在婚姻狹小的空間裏，充滿了被削減的自我。"
第 76 屆戛納金棕榈獎最佳影片《墜落的審判》巧妙地運用妻子與丈夫角色的對調，探讨了這個問題。桑德拉和薩缪爾是一對有着相同作家理想的夫婦，但由于雙方在分擔家庭職責的不均衡、世俗意義上成功的失衡、文化背景的差異、情感需求的不一緻以及性格和世界觀的分歧，家庭逐漸走向了瓦解。
導演抹去先天的性别差異，将身份角色逆轉，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婚姻的本質，使人們意識到，丈夫塞缪爾所承受的那些将他推向崩潰邊緣的痛苦，實際上是許多婚姻中的女性正經曆的現實。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将婚姻制度形容爲 " 人類奴隸制度的最後一環 "。這樣的比喻似乎過激，但不可否認的是，置身于婚姻和家庭的現實分工中，男性仿佛是有了後盾和盔甲，可以更自然地緻力于 " 擴大自己的生命意義 "，而女性卻多了無數 " 軟肋 "。
當我們接受婚姻關系建立在妥協和犧牲之上這一觀點時，我們也無形中合理化了傷害和痛苦的存在。在這樣的框架下，每一次出于 " 愛 " 的妥協，悄悄積累起了以 " 恨 " 爲本的苦楚。因此在最緊密的伴侶關系中，也常常隐藏着最深的怨恨。
無論是電影還是陳朗博士對既往家庭生活的痛書與反思，都讓人們有了關于婚姻中兩性關系裏愛和權利共生關系的思考。原來很多時候，親密關系都是一場權力與博弈的拉鋸戰，在狹隘的空間裏，每個人的自我既在被充分放大，也在被閹割。
" 愛 " 常被用作合理化的工具，充當劊子手的角色，以緻我們難以辨識，我們失去的部分究竟是出于愛，還是因爲權力的不平等。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女性用 " 愛情 " 神話說服自己，從而抵消并假裝忘記心中的尖叫，保持沉默。
假如一個家庭主婦渴望自由，那她可能會像《革命之路》中的女主角艾波那樣，日常生活平靜安穩，愛着丈夫和孩子，卻伴随着内在的精神痛苦，一邊受困于家庭主婦的身份，又受困于不斷懷孕的身體，找尋不到自己的 " 革命之路 "；抑或是《婚姻故事》中的女主角妮可，因與丈夫結婚和懷孕不得不接受越發黯淡的職業生涯，丈夫的事業蒸蒸日上，她卻頻繁被無視，被婚内出軌，在獲得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時也隻能被取笑，走向一敗塗地的破裂。
當抛開一往情深的愛情幻象，我們不得不注意到，懸在女性頭頂的社會時鍾發條總是擰得更緊，對于女性來說所能選擇的曠野更少。性别賦予女性的框架更爲堅固，能延宕出來的空間更爲有限。
種種困境下，人們幾乎已經缺乏與他人建立婚姻的信心與勇氣。在現代話語體系下，我們受諸多不成功的範本影響，很難想象出除了傳統關系模式之外的其他可能性。而這樣以實用主義和效率爲核心的思維模式，漸漸剝奪了我們探索親密關系本質的興趣。最終我們能得到的好像隻是簡單粗暴的一個結論：不要走入婚姻，不要選擇生育。
男性如何成爲女性主義者：認識父權制度的規勸，仍将理論落入現實
人們常說，要愛具體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徐曉宏博士作爲一個身患重病躺在床上臨死的人，還在思考如何從女性主義的視角解讀韋伯；而在生活中踐行女性主義對他來說卻是一個 " 高得不切實際 " 的要求，對妻子的痛苦無能爲力。
陳朗的悼文并非是抱怨 " 女性爲家庭犧牲自我 "，而是訴說一個清楚自身處境的女性無力改變的痛苦，同時也指出一個女性主義支持者的男性——在現實生活中無法以實際行動支持這些觀點的掙紮。徐曉宏博士展現出來的學術素養與他的女性主義研究成果，似乎更加接近宏觀叙事，卻對微觀層面的人關注不足。
換句話說，能夠理解卻并未施以援手。
北大 up" 全嘻嘻 " 和上野千鶴子老師關于女性主義的對談引起風波和大片質疑，而後一位男性 up" 江湖舉人 " 和上野老師的對談也沒有收獲他們本想的支持。人們逐漸認識到，女性主義不是一件時尚單品，标榜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并不說明什麽，關鍵是行動上的改變。
真正的女性主義實踐是，學習如何審視自身行爲，如何跟他人交流，如何與女性相處，如何從自身實際理解權力不平等的隐喻。以女性主義者自居、大搖大擺闖進女性群體，聽着 " 那麽多男人裏，屬他最能跟我們共情 " 的誇獎，卻未做出行動的人，不過是滿足個人英雄主義的一己私欲。
寫《瓦爾登湖》的梭羅，提出天賦人權和婦女教育的觀點，看似遠離世外在桃花源參透人生的真谛，卻會在周末把髒衣服帶回家讓他母親清洗；動畫大師宮崎駿的電影常常隐含着生态女性主義，文人魯迅的《我之節烈觀》《關于婦女解放》舉起婦女反壓迫的旗幟，他們都曾提出相關的話題或者創作出女性主義解放的作品，但并不影響他們仍舊是沒能做到承擔好家庭責任，甚至讓另一半承擔了更多重負。
他們關心世界，關心國家，關心宏觀政策，關心人民疾苦與悲歡離合，關心所有女性，卻無法身體力行做到關心家人。
（陳朗悼文的補充說明）
正如陳朗的文章中所表現的那樣，亦或許 " 他們之間的事情 " 的确超出了人和人的層面，本質上是個人和父權結構、資本主義學術生産方式、社會分工結構的對抗和矛盾。先生徐曉宏亦是受害者之一，背後的加害者是牢不可破的社會威權結構。我們無法忽視這場控訴中，父權制度帶來的實質上更爲嚴重的威壓。
在病入膏肓之時，徐先生仍會因爲論文被拒稿而痛苦流涕；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選擇的是花掉很多時間和同仁讨論學術問題，而不是給年幼的女兒留下隻言片語。父權制度構建人心中對權力的崇拜與向往，描摹既定成功的社會框架，使人一生都無法逃離社會的眼光，将自己嵌入所向往的社會圖景之中。
不過，作爲女權主義者的男性，徐曉宏并未忽視過妻子的付出，因而内心有愧，這一點也超過了很多丈夫。女性主義從來都不是隻屬于女性的，它關注的是所有邊緣者和弱勢者的生存。
對女人與女性身份的關注，對女性視角的強調，從不是爲了關閉和排斥，而是爲了更好地打開和理解，理解這個世界多麽豐富、蕪雜又遼遠，理解世界從來都不是兩性對峙、黑白分明。
女性視角并非與生俱來，它是一種價值觀，也是能夠學習的方法論，使我們更豐富，更獨立，遠離狹隘與盲目，成爲更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人，成爲有質疑和批判能力的獨立思考者。與其再去苛責和批評逝者 " 不夠女性主義 " 之錯誤，或許我們更應該看到現實，映照自身，從生活的實際落腳，做出微小但切實的改變。
正如陳朗對于先前緬懷文章的回應中寫道："我一直覺得夫婦不應該 " 屬于 " 彼此，而應該彼此相連（connected）。他愛研究他的革命國家現代性，我亦終于找到了真正屬于我的領域。彼此内心都有依托，而又彼此相愛是最理想的狀态。"
" 愛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們都是學生。"
而愛，讓我們成爲更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