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奧本海默在三位一體核試驗場監督核裝置"小工具"（The Gadget）的最後組裝。©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利維坦按：
奧本海默自年輕時便喜愛文學，晚年時的奧本海默仍舊将《薄伽梵歌》列爲影響他最深遠的十本著作之一（另外一部梵文著作《奧義書》以及詩人艾略特的《荒原》對他影響也頗深）。早在哈佛求學期間，奧本海默就對印度教哲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在伯克利，他每周專門跟一位梵文教授學習梵語。正是在那裏，奧本海默第一次接觸到了《薄伽梵歌》。
說來也真的是造化弄人，這本書中的情節與他未來的經曆可謂驚人的相似——十年後，奧本海默就發現自己幾乎陷入了與《薄伽梵歌》同樣的困境——無論是象征還是字面意義上。無論奧本海默是否加入曼哈頓計劃，戰争都将繼續，就像《薄》中的阿周那一樣。
二戰結束後的同年11月，奧本海默曾說，核武器"按照我們成長的世界的所有标準來說……都是一種邪惡的東西"。到了1949年，他公開表示反對後續氫彈的研制開發，加之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最終使得美國政府取消了他的絕密安全許可，1954年針對他的聽證會幾乎把奧本海默過去的經曆都翻了個遍，包括他與左翼人士哈康·謝瓦利埃（Haakon Chevalier）的親密關系（美國懷疑謝瓦利埃是蘇聯政府的間諜），以及奧本海默與前女友、美國共産黨黨員瓊·塔特洛克爲何藕斷絲連——比如在1943年夏天，奧本海默還曾和塔特洛克共度了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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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45年7月16日淩晨，羅伯特·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正在一座控制碉堡裏等待着改變世界的時刻。在約10公裏（6英裏）外，代号爲"三位一體"的世界首次原子彈試驗即将在美國新墨西哥州亡靈徑沙漠（Jornada del Muerto）的蒼茫沙地中進行。
奧本海默肉眼可見地神經衰弱。他的身材一向苗條，但在擔任"曼哈頓工程區"設計和制造原子彈的科學部門"Y計劃"負責人的三年後，他的體重下降到了僅僅52公斤多一點（115磅）。對于身高178厘米（5英尺10英寸）的他來說，這讓他顯得瘦骨嶙峋。那天晚上，焦慮和吸煙導緻咳嗽讓他無法入眠，最終隻睡了四個小時。
曆史學家凱·伯德（Kai Bird）和馬丁·J·舍溫（Martin J Sherwin）在他們2005年出版的傳記《美國普羅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中描述了奧本海默人生中的幾個關鍵時刻，而1945年的那一天恰是其中之一。這部傳記爲新傳記電影《奧本海默》提供了靈感基礎，該電影已于7月21日在美國上映。
按伯德和舍溫所述，在倒計時的最後幾分鍾裏，一位陸軍将軍近距離觀察着奧本海默的情緒："奧本海默博士……在最後的幾秒鍾裏越來越緊張。他幾乎完全屏住了呼吸……"
1945年7月16日，"三位一體"爆炸後0.025秒的畫面。©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爆炸發生時比太陽更耀眼。此次引爆的威力相當于2萬1千噸TNT，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它産生的沖擊波在160公裏（100英裏）以外都能感覺到。随着轟鳴聲吞沒大地，蘑菇雲在空中升起，奧本海默的表情松弛下來，顯得"無比地欣慰"。
幾分鍾後，奧本海默的朋友兼同事伊西多·拉比（Isidor Rabi）遠遠地看到了他："我永遠不會忘記他那時的步伐；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從車裏走出來的樣子……他的步伐就像電影《正午》（High Noon）裏的威爾警長……那種昂首闊步的樣子。他做到了。"
在20世紀60年代的采訪中，奧本海默爲自己的反應添上了一層莊嚴的意味，他聲稱在爆炸發生後的時刻裏，他腦海中浮現出了印度教經典《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話："而今我成了死亡，成了一切世界的毀滅者。"
核裝置"小工具"（The Gadget），1945年"三位一體"核試驗時被放置于塔頂。© Getty Images
在接下來的數日裏，他的朋友們說他看起來日益低落。"在那兩周的時間裏，羅伯特變得非常安靜，總在沉思，"其中一人回憶道，"因爲他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一天早上，有人聽到他（用居高臨下的語氣）哀歎日本人即将面臨的命運："那些可憐的小人物，那些可憐的小人物。"但僅僅幾天之後，他又一次變得緊張、專注、嚴謹。
在與軍方同行的一次會議中，他似乎已然完全忘記了"可憐的小人物"。根據伯德和舍溫的說法，他關注的是投放炸彈時合适條件的重要性："他們當然不能在雨天或霧天投放炸彈……不要讓他們把引爆點定得太高。定好的數字是剛剛好的。不要讓它升得（更高），否則無法對目标造成足夠大的傷害。"
1945年7月16日，"三位一體"爆炸後9秒，世界上第一朵核爆炸蘑菇雲開始升起。©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三位一體"核試驗後不到一個月，當奧本海默向一群同事宣布成功轟炸廣島的消息時，一位旁觀者注意到，奧本海默"像一名勝利的拳擊手那樣，握緊拳頭揮過頭頂"。掌聲"幾乎把屋頂掀翻了"。
神經脆弱、野心勃勃、浮誇傲慢和病态陰郁，這些特質很難在單個人身上結合統一。
奧本海默是"曼哈頓計劃"的情感和智識核心：他比任何其他人更能将原子彈變爲現實。戰後與他共事的傑裏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确信，沒有其他人能做到這一點。正如他在2004年的傳記《一個謎團的肖像》（A Portrait of an Enigma）中所寫的那樣，"如果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負責人并非奧本海默，我相信，無論結局好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都不會有核武器的參與。"
旁人所述的奧本海默在目睹自身工作成果時的反應之多樣——遑論他在這些情緒間的轉變之速——或許看起來令人困惑。神經脆弱、野心勃勃、浮誇傲慢和病态陰郁，這些特質很難在單個人身上結合統一，尤其是，這個人還在激起這些反應的項目裏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伯德和舍溫也把奧本海默稱作一個"謎團"："他是一位展現出了偉大領袖之魅力品質的理論物理學家，一位身上充滿模糊性的唯美主義者。"他是個科學家，但正如他的另一位朋友曾經形容過的那樣，他也是個"一流的想象力操縱者"。
1946年，煙不離手的奧本海默。©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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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奧本海默》于7月21日在美國上映，改編自普利策獎獲獎作品《美國普羅米修斯》。奧本海默由基利安·墨菲（Cillian Murphy）扮演。電影還刻畫了其他數位真實人物，比如招募奧本海默的将軍萊斯利·格羅夫斯（馬特·達蒙[Matt Damon]飾），以及奧本海默私人生活中的人物，例如他在20世紀30年代約會過的精神病醫生瓊·塔特洛克（弗洛倫斯·皮尤[Florence Pugh]飾），以及他的妻子凱蒂·奧本海默（艾米莉·布朗特[Emily Blunt]飾）。
1945年9月，奧本海默（左）和萊斯利·格羅夫斯将軍在"三位一體"核彈試驗場遺址。此時三位一體核試驗已過去兩個月，二戰剛剛結束不久。他們穿着白色的鞋套，防止放射性塵埃沾到鞋底。© Wikimedia Commons
根據伯德和舍溫所述，奧本海默性格中的矛盾之處——那些讓他的朋友們和傳記作家都難以解釋的特質——似乎從最開始就存在了。
奧本海默于1904年出生在紐約市，他的父母是第一代德裔猶太移民，通過紡織品貿易緻富。奧本海默一家住在上西區的一間大公寓裏，有三個女傭、一個司機，和挂着歐洲藝術品的屋牆。
盡管奧本海默在這種奢華的環境中長大，但在幼時友人的回憶中，他并未被寵壞，反而十分慷慨。他在學校的朋友簡·迪迪斯海姆（Jane Didisheim）記得他是一個"非常容易臉紅"的人，"非常孱弱，臉頰粉嫩，非常害羞……"，但也"非常聰明"。"很快，每個人都承認他與衆不同，比别人更優秀。"她說。
童年時的奧本海默與父親在一起，約1905年。© The J. Robert Oppenheimer Memorial Committee
九歲的時候，他開始閱讀希臘語和拉丁語的哲學書籍，還癡迷于礦物學——他在中央公園裏四處溜達，還給紐約礦物學俱樂部寫信，描述他的發現。他的信寫得太好了，以至于俱樂部誤以爲他是個成年人，邀請他去做演講。伯德和舍溫寫道，這種聰慧使得年輕的奧本海默時常孤身一人。他的一位朋友回憶說："他總是專注于他正在做或是正在思考的事情。"他無意順應社會的性别期待——對于體育，或是他表親所謂的"他那個年齡段的粗魯扭打"，他毫無興趣；"他經常因爲不像其他小夥子而被譏諷、嘲弄。"但他的父母确信他是個天才。
"爲了報答父母對我的信任，我養成了一個令人不快的自我，"奧本海默後來評價道，"我敢肯定，這種自我必然冒犯到了那些不幸與我有過接觸的孩子和成年人。"他曾經告訴另一位朋友："一邊翻書一邊說‘是的，是的，當然，我知道那個’，這并不有趣。"
哈佛大學時的奧本海默，1925年。©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在奧本海默離家前往哈佛大學學習化學後，他心理結構中的脆弱性暴露無遺：他易碎的傲慢和幾乎不加掩飾的敏感對他似乎沒什麽好處。在1980年由愛麗絲·金巴爾·史密斯（Alice Kimbal Smith）和查爾斯·韋納（Charles Weiner）編輯的一本合集中，收錄了一封他寫于1923年的信：
"我辛苦工作，寫下無數的論文、筆記、詩歌、故事和垃圾……我在三間不同的實驗室裏制造惡臭……我給一些迷失的靈魂端茶倒水，與他們聊些高深話題，周末我會出門，把低級能量提煉成笑聲和疲憊，讀希臘語、犯錯、翻遍書桌找信件，恨不得自己已經死了。就是這樣。"
在電影中，由基利安·墨菲飾演戴帽子、一根接一根抽煙的羅伯特·奧本海默。© 環球影業
由史密斯和韋納整理出的後續信件顯示，直到他去英國劍橋攻讀研究生期間，這些問題仍然存在。他的導師堅持進行應用實驗室工作，而這是奧本海默的弱項之一。"我現下過得很糟糕，"他在1925年寫道，"實驗室的工作無聊至極，我實在不擅長這事，我覺得自己什麽也沒學到。"
那年晚些時候，奧本海默故意把一個被實驗室化學品污染的蘋果放在導師的桌子上，這種強烈的情緒幾乎将他引向災難。他的朋友們後來猜測，他這麽做可能是出于嫉妒和自卑。
他的導師沒有吃那個蘋果，但是奧本海默差點丢了劍橋的學籍，爲了保住它，他隻得去看精神病醫生。精神病醫生診斷出他患有精神病，但沒多管他，說是治療對他不會有用。
後來，奧本海默在回憶那段時期時說，他曾在聖誕節期間認真考慮過自殺。第二年，在去巴黎期間，他的密友弗朗西斯·弗格森（Francis Fergusson）告訴他，自己已經向女朋友求婚了。奧本海默的反應是試圖勒死對方："他拿着根行李綁帶，從我身後撲過來，"弗格森回憶道，"并把綁帶繞過我的脖子……我設法拉開了，然後他倒在地上哭了起來。"
看起來，精神病學沒能救得了奧本海默，但文學成了他的救贖。根據伯德和舍溫的說法，他在科西嘉島散步度假時讀了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其中有些内容恰巧反映出他本人的心境，這讓他得到了安慰，并爲他展示了一種更富有同情心的存在方式。
他對書中的某個段落熟記于心，它講述了"人們對于他人故意制造的痛苦所表露出的無動于衷"，這種無動于衷是"殘忍那可怕、持久的表現形式"。對待痛苦的态度問題是奧本海默長久以來的興趣所在，它引導着奧本海默對精神和哲學文本的興趣，并最終在奠定他聲名的著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這次假期中對友人們說的一句話似乎預示了未來："我最欽佩的人應該是在很多事情上都非常出色，但仍然有着滿面的淚痕。"
我最欽佩的人應該是在很多事情上都非常出色，但仍然有着滿面的淚痕。
——奧本海默
後來他回憶說，他回到英格蘭時心情比之前輕松，感覺自己"更加親切，更加寬容"。1926年初，他見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的所長，後者很快就對奧本海默作爲理論家的才華深信不疑，并邀請他去那裏學習。按史密斯和韋納所述，他後來将1926年描述爲他"進入物理學"的一年。這将成爲一個轉折點。
在接下來的一年中，他獲得了博士學位和博士後獎學金，還加入了推動理論物理學發展的學者群體，遇到了此後會成爲他一生摯友的科學家。其中許多人最終會加入奧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團隊。
奧本海默博覽群書，從詩歌到東方哲學都有所涉獵。© Getty Images
返回美國後，奧本海默在哈佛大學待了幾個月，随即前往加利福尼亞州追求自己的物理學事業。他在這一時期的信件語氣反映出一種更爲穩定、慷慨的心态。他給他的弟弟寫信，談論愛情和對藝術的持續興趣。
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與實驗學家們密切合作，對他們在宇宙射線和放射性衰變方面的實驗結果進行解讀。他後來形容自己是"唯一一個明白這一切的含義的人"。他說，他最終創建的這個部門是從他對交流所熱愛理論的需要中誕生的："首先是向教職員工和同事解釋，然後向任何願意傾聽的人解釋……解釋我們已經學到了哪些知識，還有哪些未解決的問題。"
起初，奧本海默形容自己是個"難相處"的老師，但他正是通過這個角色磨練出了在Y計劃期間幫助他前行的個人魅力和社交能力。史密斯和韋納援引奧本海默的一位同事的話，後者稱，他的學生"盡力地模仿他。他們模仿他的手勢、舉止、語調。他真正地影響了他們的人生"。
在20世紀30年代初，奧本海默一邊鞏固他的學術生涯，一邊繼續進行人文領域的閱讀。正是在這一時期，他發現了印度教的經典，于是學習梵文以便閱讀未翻譯的《薄伽梵歌》——他後來引用的那句著名的"而今我成了死亡"就來自這部經典。他的興趣似乎不僅僅是智識層面的，還代表了自他20多歲時始于普魯斯特的自治閱讀療法的延續。
《薄伽梵歌》的故事圍繞一個貴族家庭的兩個分支之間的戰争展開，它爲奧本海默提供了一個直接适用于他在Y計劃中面臨的道德模糊性的哲學基礎。它強調責任、命運和超然于結果的觀念，強調對後果的恐懼不可成爲不作爲的理由。在1932年寫給弟弟的一封信中，奧本海默特别提到了《薄伽梵歌》，旋即指出，戰争的場合也許可以給他機會實踐這種哲學理念：
"我相信，通過紀律……我們可以達到平靜……我相信，通過紀律，我們可以學會在越來越不利的環境中守住對我們的幸福至關重要的東西……因此，我認爲，所有能夠喚起紀律感的事物：學習，我們對人和社會的責任，戰争……都應該受到我們深深的感激；因爲隻有通過它們，我們才有可能獲得一絲超然；隻有通過它們，我們才能理解安甯。"
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奧本海默還遇到了精神病醫生兼内科醫生瓊·塔特洛克（Jean Tatlock），并愛上了她。根據伯德和舍溫所述，塔特洛克性格的複雜性與奧本海默不相上下。她博覽群書，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她的一位兒時友人形容她"有偉大的氣質"。奧本海默不止一次向塔特洛克求婚，但她都拒絕了。人們認爲，是她介紹他接觸了激進政治和約翰·多恩的詩歌。
瓊·塔特洛克（左）；影片《奧本海默》中，由弗洛倫絲·皮尤（Florence Pugh）飾演塔特洛克。© Library of Congress/Universal Pictures
1940年，奧本海默與生物學家凱瑟琳·"凱蒂"· 哈裏森（Katherine "Kitty" Harrison）結婚後，兩人偶爾還會見面。凱蒂後來加入了奧本海默的Y計劃，她在那裏擔任抽血技師，研究輻射的危害。
奧本海默和他的家人——他與凱瑟琳·"凱蒂"·哈裏森結婚，後者是位生物學家，加入了他的Y計劃。© Getty Images
1939年，物理學家對核威脅的擔憂遠超過政治家，正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一封信讓美國政府高級領導人首次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政府的反應很慢，但警報在科學界内不斷傳播，最終說服了總統采取行動。作爲該國最傑出的物理學家之一，奧本海默與其他數名科學家被任命認真研究核武器的潛力。
到了1942年9月，人們清楚地認識到了制造原子彈的可能性，具體的開發計劃也開始成形，而這要部分歸功于奧本海默的團隊。根據伯德和舍溫的說法，當奧本海默聽說他被提名爲這項工作的領導者時，他開始做自己的準備。"我要切斷與共産主義的一切聯系，"他當時對一位朋友說，"因爲如果我不這麽做，政府會發現很難任用我。我不想讓任何事情幹擾我對國家作貢獻。"
愛因斯坦後來說："奧本海默的問題在于，他愛的事物——美國政府——并不愛他。"他的愛國情懷和取悅之心顯然在政府招募他時起到了作用。萊斯利·格羅夫斯将軍（Leslie Groves）是曼哈頓工程區的軍事領導人，他負責爲這個炸彈項目找到一位科學主管。
根據2002年的傳記《原子彈競賽》（Racing for the Bomb）記載，格羅夫斯在提名奧本海默爲科學主管時遭到了反對。奧本海默的"極端自由主義背景"引發了擔憂。但是，格羅夫斯除了提到他的才能和現有的科學知識之外，還指出了他"傲慢的雄心"。曼哈頓計劃的安全主管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我開始确信，他不僅忠誠，而且不會讓任何事情幹擾他成功完成任務，從而影響他在科學史上的地位。"
在1988年出版的《原子彈秘史》（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一書中，奧本海默的朋友伊西多·拉比表示，他當時認爲這是"一個完全不現實的任命"，但他後來承認，這是"格羅夫斯将軍真正的天才之舉"。
一群物理學家在1946年洛斯阿拉莫斯學術讨論會上。第二排左起第三位是奧本海默，他身穿黑色夾克，打着領帶。圖中出現的其他科學家包括恩裏科·費米（Enrico Fermi）、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和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 Wikimedia Commons
在洛斯阿拉莫斯，奧本海默和在其他地方一樣，貫徹了他叛逆、跨學科的信念。出生于奧地利的物理學家奧托·弗裏施（Otto Frisch）在他1979年出版的自傳《吾憶何寥》（What Little I Remember）中回憶道，奧本海默不僅招募了所需的科學家，還招募了"一位畫家、一位哲學家和其他一些不太會出現在這個項目裏的人物；他認爲，如果沒有他們，文明社會就不完整"。
戰後，奧本海默的态度似乎發生了變化。他形容核武器是"侵略、驚吓和恐怖的工具"，而武器工業是"魔鬼的作品"。
在1945年10月的一次會議上，他對杜魯門總統說了一句著名的話："我覺得我的雙手沾滿了鮮血。"總統後來說："我告訴他，血在我手上——讓我來操心這個問題。"
這場對話與奧本海默所鍾愛的《薄伽梵歌》中的某段對話産生了驚人的呼應，後者發生在阿周那王子和奎師那神之間。阿周那拒絕戰鬥，因爲他認爲一旦戰鬥開始，自己便要爲同伴的戰死負責，但奎師那卸去了他的負擔："你要在我身上瞧見行殺此衆的兇手……站起來，去争聲名，勝敵軍，享富國吧！他們已然爲我所殺；你就充當那兇器吧。"
在研制原子彈的過程中，奧本海默也曾用過類似的論點來排解他自己和同事們的道德猶豫。他告訴他們，作爲科學家，他們并不負責決定如何使用這種武器——隻負責做他們的工作。如果真有流血的話，那血會沾在政客們的手上。然而，一等到這事真的做成，奧本海默對這一立場的信心似乎就動搖了。正如伯德和舍溫所述，戰後，在原子能委員會工作時，奧本海默反對進一步研發核武器，包括更強大的氫彈——他此前的研究已爲此鋪平了道路。
這些行動導緻奧本海默在1954年被美國政府調查，他的安全許可也被剝奪，标志着他不再參與政策工作。學術界紛紛爲他辯護。1955年，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在爲《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撰稿時寫道，"調查結果表明，他犯下了不可否認的錯誤，其中一個錯誤從安全角度來看相當嚴重。但沒有證據表明他對國不忠，或是做出了任何可以被認爲是叛國的行爲……科學家們陷入了悲劇性的兩難境地。"
1963年，林登·約翰遜總統向奧本海默頒發恩裏科·費米獎。© Wikimedia Commons
1963年，美國政府向他頒發了恩裏科·費米獎（Enrico Fermi Award），以示恢複其政治名譽，但直到2022年，也就是他去世55年後，美國政府才推翻了1954年剝奪其安全許可的決定，并肯定了奧本海默的忠誠。
在奧本海默生命的最後幾十年裏，他既對核彈的技術成就感到自豪，也對它的影響心懷愧疚。他的評價中也透出了一絲認命之情，他不止一次表示，原子彈的發明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人生的最後20年裏擔任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院長，與愛因斯坦和其他物理學家一道工作。
愛因斯坦會這樣評價："奧本海默的問題在于，他愛的事物——美國政府——并不愛他。"圖爲奧本海默與愛因斯坦在一起，拍攝時間約爲1950年代。© Alamy
伯德和舍溫寫道，和在洛斯阿拉莫斯時一樣，奧本海默關注推進跨學科工作的重要性，并在演講中強調，科學需要人文學科，以便更好地理解其自身的含義。爲此，他招募了一大批非科學家，包括古典學家、詩人和心理學家。
後來，他開始認爲原子能問題超越了當時的智識工具之所能，用杜魯門總統的話來說，它是"一種太具革命性的新力量，以至于無法在舊思想的框架内考慮"。在1965年的一次演講中，他說："我曾從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偉大人物處聽說，當他們作出某個驚人發現時，他們知道這是好事，因爲他們感到了害怕。"
這次演講後來收錄于1984年出版的合集《真知灼見》（Uncommon Sense）中。當談到令人不安的科學發現的時刻時，他喜歡引用詩人約翰·多恩的詩句："一切都成了碎片，一切連貫性都消散不見。"
奧本海默喜歡的另一位詩人約翰·濟慈創造了"消極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這個詞來描述他欽佩的諸人所共有的一個特質："也就是當一個人能夠處于不确定、神秘、懷疑之中，而不會急于追求事實和理性。"看起來，哲學家羅素在寫到奧本海默"無法簡單看待事物"時，所指的正是差不多的特質，他說："在一個擁有複雜、精細的精神裝置的人身上，這種無法簡單看待事物的能力并不令人驚訝。"當我們描述奧本海默的矛盾，他的多變，他在詩歌和科學之間的不停遊走，他抗拒簡單描述的習慣時，也許我們恰恰指出了那些讓他有能力制造出原子彈的特質。
奧本海默的肖像，由本文作者所繪。
即使在這段偉大而可怕的追求過程中，奧本海默仍然保持着他在20多歲時所預言的"滿面的淚痕"。"三位一體"核試驗的名字被認爲來自于約翰·多恩的詩《猛擊我心，三位一體的上帝》（Batter my heart, three-person'd God）："若我能站起身，你要打倒我，用盡/你的力量毀滅、吹散、焚盡我，使我重生。"
多恩的詩歌是瓊·塔特洛克向他介紹的，有些人認爲他始終對她懷有愛意，但她在核試驗前一年自殺了。這項原子彈計劃裏随處可見奧本海默的想象力，以及他的浪漫和悲劇之心。當格羅夫斯将軍在爲Y計劃面試奧本海默時，他所看見的也許是後者傲慢的雄心，但也可能是後者在需要時讓自己産生傲慢雄心的能力。盡管原子彈是科學研究的成果，但它同樣是奧本海默能力和意願的産物——他有能力、也願意把自己想象成能夠發明出它的人。
奧本海默從青春期開始就是個老煙槍，他一生中經曆了多次肺結核發病。他于1967年死于喉癌，享年62歲。
在他去世前兩年，在一個罕見的簡單時刻，他劃出了一條區分科學之實踐和詩歌之實踐的界線。他說，不同于詩歌，"科學就是要學會不再犯同樣的錯誤。"
文/Ben Platts-Mills
譯/苦山
校對/兔子的淩波微步
原文/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30712-robert-oppenheimer-manhattan-project-nuclear-scientist-atomic-bomb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苦山在利維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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