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綜合征”（MCS）的危害

利維坦按：

作者文中對于 " 長期主義 " 以及 " 有效利他主義 " 的批評有一定的道理，她的潛台詞似乎是在說，不能以犧牲當下人的福祉來爲未來人類作出道德上的積極承諾——這本身也是一種非道德。不過，你手上如果有幾塊錢，捐獻出去也并不會影響你現有的生活質量的話，你是否會捐獻出去呢？

另外，" 主角綜合征 " 的定義雖然有些模糊，而且也不是病理意義上的術語，但如果結合自戀型人格障礙（NPD）來作爲參照的話，或許會清晰很多。缺乏同理心、過分誇大自我的重要性、自私冷漠、愛無能等等，都是主角綜合征者身上比較顯著的特征。或許，愛無能，以及涵蓋面更廣的道德無能，才是這類人最核心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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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行駛在紐約那條破舊且擁擠的道路上時，我經曆了一個通常在 YouTube 的 " 糟糕駕駛員 " 視頻中才能安全觀賞到的場景：一位司機，仿佛其他所有交通工具都不存在一般，自信地切入了我已經占據的車道。一個快速的規避動作讓我免于成爲上述視頻中的一員。接着，我大聲說出了一句或許不該那麽大聲的話：" 這個 ** 除了他自己的 ** 外，是否還能意識到其他任何事情？"

因爲我是個哲學家，習慣于不輕易放下那些沒有明确答案的想法——這次與 YouTube 出名擦肩而過的經曆，讓我開始思考另一種現象，即所謂的 " 主角綜合征 "（Main character syndrome，MCS），或 " 主角能量 "。

這并非一個臨床診斷，而更像是一種社交媒體上流行起來的自我定位傾向，即，把自己的人生視作一個自己擔任主角的故事，其他人則最多隻是配角。隻有主角的視角、欲望、愛恨和觀點最爲重要，其他角色的存在則可以被忽略。主角行動，其他人則隻能被動回應。主角隻求關注，而其他人最好服從。

你或許聽說過 " 主角行爲 "，甚至可能在網上或現實生活中目睹過。

一位 TikToker 和她的粉絲們把那些 " 破壞 " 她們自拍的路人推到一邊，然後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他們的不滿。一名男子在擁擠的地鐵上不戴耳機大聲播放體育比賽，不顧其他乘客要求他把聲音調低的訴求。這不僅僅是粗魯：在主角狹隘的世界裏，其他人隻是偶然闖入他們空間的無足輕重的幽靈。類似于棋子，或者更像是機械人偶，隻有在推動主角故事時我們才有自主行動能力。

用現在的話來說，我們是 "NPC"（非玩家角色）——這個詞最初來源于傳統的桌遊，指那些不由玩家控制的角色。在電子遊戲中，NPC 指的是那些有預定（或算法決定）行爲的角色，由電腦控制。與擁有意志和動機的角色不同，NPC 存在的目的是爲了幫助主角完成任務，以預定的方式與主角産生交集，或者僅僅保持沉默——一種類似道具的存在，是背景的一部分。

另一種理解 NPC 的方式，是想象哲學家大衛 · 查爾莫斯（David Chalmers）所說的 " 哲學僵屍 "（philosophical zombie）——雖然在身體上與正常人類無異，但卻沒有意識體驗。如果哲學僵屍笑了，不是因爲它覺得有什麽好笑，它隻是在模仿真實（主角！）個體的反應罷了。對于那些确信自己是主角的人來說，我們其餘人或許都不過是 " 僵屍 " 罷了。

雖然查爾莫斯的 " 哲學僵屍 " 是一個關于心靈和意識本質的哲學假設，但将人看作 NPC 的非哲學觀點則在道德上讓人擔憂。在倫理學和道德心理學領域教授和寫作多年，我一直試圖闡明并使人們更清晰地理解的一個核心理念是，道德是我們共同踐行的東西。我們對自我身份的看法需要彼此的積極參與，而對彼此道德行動能力以及情感狀态的同理心開放性，是我們共同生活世界的核心。我們必須把他人視爲完整的人，作爲道德存在相互參與，才能理解我們是誰，以及我們與他人、世界的關系。

但是，" 主角叙事 " 否定了所有這些可能性。它破壞了人類從根本上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依存的觀點，并對人類的兩種重要體驗構成威脅：第一是與他人的聯系；第二是愛。

有人反對我的擔憂，認爲這隻是代際錯位的簡單案例——困惑的 X 世代誤解了 Z 世代的觀點。我認爲主角綜合征之所以危險，正是因爲它似乎不是一時的風潮，不局限于任何一代人的政治觀點或社會群體——事實上，它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 TikTok，在商業世界、學術界和權力殿堂中都能找到它的身影。

作爲一名哲學家和叙事學家，我堅定地支持這樣的觀點：自我是我們通過分享故事共同創造出的東西。什麽是叙事？簡而言之，任何可以閱讀、講述、聽到、書寫、觀看或以其他方式表達的内容——當然也包括社交媒體。在講故事時，我們創造并揭示了我們認爲的自己；在聆聽他人的故事時，我們幫助塑造和維持他們作爲人的身份。因此，故事是我們看待世界和我們在其中的地位的基礎，通過故事，我們可以讓自己和他人在道德上達成理解。

這也是我們遇到問題的地方。暫且不談哲學内部對叙事觀道德的批評，認爲其在認識論上不可靠且沒有任何基礎性原則，還有一些擔憂與我們當前的話題更直接相關：如果社交媒體是一種叙事，叙事學家（比如我自己）是否可以用同樣的理由爲其辯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麽爲什麽我還要花這麽多時間擔憂主角綜合征及其衍生的衆多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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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與主角綜合征所提供的故事類型有關。

一方面，道德與身份的叙事方法強調說話與傾聽——分享與接受——強調多種聲音、共享話語和相互可理解性的意義。這類方法不僅指出了自我叙事的重要性，還指出了他人叙事在理解人類身份的相互依存性上的道德意義。

另一方面，主角所編織的叙事對他人的故事既沒有興趣也沒有耐心；它們根本不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它們不在乎相互理解。唯一重要的就是主角自身的視角、他的故事和他孤獨的自我。在這種自我叙事的版本中，隻有一個獨特的發言者和他那重要的故事。不過，正如叙事學家經常指出的，并非所有的叙事都是好的、可取的或值得鼓勵的。

事實上，正如女權主義哲學家、生物倫理學家希爾德 · 林德曼（Hilde Lindemann）所說，一些叙事可能會造成道德傷害，既不利于演講者和聽衆的身份，也破壞了共同道德世界的可能性。我認爲，主角綜合征現象中出現的叙事，正是這種破壞性叙事。

主角綜合征提供了錯誤的故事類型：有害的、孤立的、唯我的、非道德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始于主角自我認知中假定的優越性。雖然主角在自己心目中是獨一無二的重要存在，但這種重要性有多種表現形式。讓我們從通常的罪魁禍首——娛樂和社交媒體——開始，在那裏可以經常看到這些主角處于自己的 " 原生環境 " 中。

" 主角 " 标簽在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已被浏覽了數百萬次，#maincharacter 标簽下有成千上萬的帖子。每天，社交媒體上的居民們都被灌輸這樣一個觀念：成爲自己生活中的英雄，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我們直接或間接地向他人提出要求：" 停下所有事情，關注我！"

但這不僅僅是社交媒體的問題：許多面向年輕觀衆的電影都圍繞英雄的中心任務展開，英雄必須克服障礙、智勝對手、逃脫困境、超越他人，最終在勝利中獲得榮耀。這種英雄之旅，在《饑餓遊戲》系列電影（2012-2023 年）、《分歧者》系列（2014-2016 年）、《蜘蛛俠》（2018-2024 年）以及《移動迷宮》系列（2014-2018 年）中展現得淋漓盡緻，這隻是最近的一些例子。當然，裏面也有助手和其他角色——但最後，正如 1986 年電影《高地人》（Highlander）中的台詞：" 最後隻能有一個。"

吸收了這些信息，模仿電影和其他媒體中主角的旁白，我們也試圖爲自己的人生叙述——經常直接對着智能手機——向世界分享我們的人生道路、故事情節和視角，宣稱它們才是重要的，值得關注的；我們的聲音是值得聽取的。我們直接或間接地向他人提出要求：" 停下所有事情，看我——我是英雄！"

但将我們日益增長的自我重要感歸咎于媒體是否太過簡單了？早在互聯網之前，甚至在社交媒體出現之前，人們就已經通過日記、自傳、詩歌等方式分享他們的故事，将自己的生活推向舞台中央。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都被教導要追求幸福——個人的幸福——高于一切。一直都有唯我論者、自戀者、反社會者和單純的求關注者——社交媒體并沒有發明 " 自我至上 " 的類型。

然而，在這個全球都可以接觸他人和自己的時代，我們能幫到自己嗎？當有人一直在那裏，随時準備參與其中時，我們——至少是我們中的一些人——能抵禦對于受衆的需求嗎？恐怕不能。

正如臨床心理學家邁克爾 · G · 韋特（Michael G Wetter）在 2021 年接受《新聞周刊》采訪時所說，主角綜合症是：

這是人類渴望被認可和被肯定的本能，加上快速發展的技術，使得自我推銷變得迅速而便捷，這是不可避免的結果……那些表現出與主角綜合征經曆相符特征的人，往往想要創造一種依靠觀衆來認可他們故事的叙事。如果沒有觀衆，故事或電影還有什麽用呢？

社交媒體和其他媒體讓我們更容易實現主角神話，更重要的是，也更易被社會接受。我們可以上傳照片、視頻、整部關于我們自己的電影——我們可以通過巧妙的光線和角度技巧、應用程序和濾鏡來選擇别人如何看待我們，這些技巧可以準确地講述我們想要講述的故事。

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爲我們想要被關注，想要被看到——被視爲一個真正重要的人。正如網紅阿什莉 · 沃德（Ashley Ward）在 2020 年在 TikTok 上指出的那樣：

" 你必須開始将你的生活浪漫化，并将自己視爲主角，因爲如果你不這樣做，生活就會從你身邊溜走，而所有那些讓生活如此美好的小事也将繼續被忽視。"

如果沒有被看到，沒有被當作重要的人物注意到，就意味着将自己降級爲 NPC ——一個無名小卒，一個無關緊要的人，一個沒有個人故事或能動性的 " 假人 "，過着預設腳本般灰色、微不足道的生活。

相反，被看到則意味着幸福。這種幸福需要确保他人知道自己是幸福的、成功的、比那些 NPC 更優秀——換句話說，這意味着要不斷地打磨自己形象、自己的叙述和自我。

如果自己不是主角，那麽肯定會有别人是。對許多人來說，這簡直是無法容忍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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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指責所有媒體，或僅僅指責社交媒體引發了 " 主角綜合征 " 是片面的。不足爲奇的是，主角式人物已經出現在那些精神病态和自戀行爲一貫盛行的領域：政治、學術界和其他面向公衆的機構中。從一位聲稱 " 隻有我能解決 " 國家衆多危機的美國總統，到堅稱隻有他們說的是真話的新聞媒體人物，再到那些無法或不願區分 " 成名 " 與 " 有效行動 " 的政客，主角綜合征正在成爲一種常态。

然而，還有更糟糕的情況。作爲一名學者，如果我不把學術界那些自诩爲 " 社會領袖 " 甚至更糟的 " 思想領袖 " 的人包括進來，那我就太失職了。特别是在一群學者以及資助他們的慈善家中，主角能量尤爲強烈，他們喜歡自稱爲 " 長期主義者 "（longtermist）或 " 有效利他主義者 "（effective altruist）。

" 有效利他主義 " 很大程度上受到哲學家彼得 · 辛格（Peter Singer）1972 年發表的文章《饑荒、富裕與道德》（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的影響 [ 1 ] ，該文認爲，我們在道德上有義務通過關注那些能帶來最大生活質量改善的事業來最大限度地發揮我們的影響。有效利他主義者聲稱，我們每個人都有道德責任以最有效的方式行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爲盡可能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無論他們身在何處。

長期主義者将這種功利主義倫理進一步擴展，認爲其目标是減少人類面臨的 " 生存風險 " 威脅：氣候變化、核戰争、破壞性的小行星和其他來自太空的災難、人工智能的負面效應等；長期主義者将這種責任擴展到未來的人類，并将其視爲人類的主要道德優先事項。

該運動的領導者之一、道德哲學家威廉 · 麥卡斯基爾（William MacAskill）在其《我們欠未來什麽：百萬年視角》（What We Owe the Future: A Million-Year View，2022 年）一書中精确論述了這一觀點，并得到了另一位長期主義哲學家尼克 · 博斯特羅姆（Nick Bostrom）在牛津大學未來人類研究所（FHI，現已解散）的支持。

信息大緻是這樣的：我們可能認識到了将稀缺資源分配給當前人口的悲劇。然而，如果這樣做意味着提高未來幾代人的生存和福祉機會——而這些人口将遠遠超過今天——不這樣做就是一種道德犯罪。

那麽，問題是什麽呢？這些學術界的行善者及其經濟支持者如何符合主角綜合征的标準？答案在于有效利他主義者和長期主義者必須做出的兩個必要假設 [ 2 ] 。

首先，由于兩種世界觀的功利主義計算，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人口，這似乎證明了将當下的人們視爲 NPC 的合理性。事實上，他們告訴我們，我們的苦難可能是拯救未來的唯一途徑！

其次，既然（當前的）幾代人的福祉相對來說并不重要，長期主義者認爲他們有權操縱我們做正确的事。選擇正确的職業，貢獻于正确的事業，承受正确的匮乏，等等。因爲這種操縱是被允許的——事實上是道德上必須的——地球上現有居民的自主性和固有價值不僅被忽視，而且被貶低爲無關緊要的道德考量。

整個計劃的頂端則是主角光環，他們的神話不僅賦予他們道德感，讓他們明白什麽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且（表面上）賦予了他們實現願景的手段，所有 NPC 都見鬼去吧！确實，" 最後隻能有一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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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彼此的關懷仍然很重要。E · M · 福斯特（E.M.Forster）的小說《霍華德莊園》（Howards End，1910 年）的引言是 "唯有聯結"（Only connect），在一個似乎緻力于摧毀人類和人際聯系的現代世界中，我們被敦促連接自己内心的不同部分，最重要的是，連接彼此。然而，我們似乎正漂泊在一個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走上舞台、炫耀自己、不僅宣稱自己需要被看見和被崇拜的世界中，還堅持讓他人屈從于我們的角色。

我們有理由感到絕望——但我們一直都有這種理由吧？社交媒體的革命，以其廣泛的影響力和英雄之旅的誘惑，或更爲粗糙的版本——要求不斷的關注——不過是長期以來對自我、身份和重要性的當前體現。但這是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時刻，似乎我們應以我們所知的最佳方式作出回應。因此，雖然我并不假裝知道——甚至可能沒有答案——如何解決主角綜合征現象的道德危害，但我确實認爲我們可以從問自己正在失去什麽以及爲什麽有理由試圖挽救它開始。

我認爲自我創造的叙事是我們身份的根本，通過講述和聆聽關于我們自己、他人和世界的故事，我們理解自己是誰、爲什麽以及如何成爲現在的樣子。然而，當下盛行的主角叙事幾乎沒有幫助我們形成互相構建的身份，反而将人際關系的複雜性簡化爲 " 我 " 和 " 不是我 "、" 他們 " 和 " 我們 "、" 英雄 " 和 " 反派 " 的二元對立。

我們不再是彼此自我構建的共同創作者，而是陷入了一種焦慮驅動的、淺薄的消費主義競争之中，争奪成爲唯一真實自我、唯一真實主角的機會。我們因此變成了對手、競争者，在這場赢家和輸家的零和遊戲中角逐。随着互相依存的身份構建的可能性消失，我們感到更加孤獨、無人聆聽、無人關注——甚至失去了作爲 " 人 " 的意義。

主角綜合征的叙事，缺乏心理學家和哲學家稱之爲 " 心智理論 " 的東西——即我們理解他人與我們擁有相同的心理狀态，而不是僅僅作爲我們生活中單一神話的配角。這種缺乏将他人視爲與自己平等的道德個體的意識，與自戀有着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 家庭相似性 " 由哲學家路德維希 · 維特根斯坦提出，該理念認爲，各種實踐和思想可以通過一系列重疊的相似性聯系在一起。

他們的行爲本身限制了愛的可能性。

關于主角綜合征與自戀之間的家族相似性，亞曆山大 · 法蒂奇（Aleksandar Fatic）将其稱之爲一種 "道德無能" [ 3 ] ——即 " 體驗道德情感的無能，如同理心、團結、忠誠或愛 "。主角綜合征和自戀在拒絕我們的相互依存方面是一緻的：它們不僅嘲笑與他人建立有意義的聯系，還将這種嘲笑視爲一種美德。由于道德無能阻礙了聯系，主角綜合征及其近親自戀都暗示了福斯特引言中警告的道德失敗。

然而，仍然存在另一個詞：愛。

加缪：" 我隻承認一種責任，那就是愛。" © PhilosophyMT

阿爾貝 · 加缪在他的《筆記本》（Notebooks，1935-1942 年）中坦言：

" 如果我不得不寫一本關于道德的書，它将有一百頁，九十九頁是空白的。最後一頁上我會寫：‘我隻承認一種責任，那就是愛。’ "

哲學家哈裏 · 法蘭克福（Harry Frankfurt）在《愛的理由》（The Reasons of Love，2004 年）中告訴我們，愛既是必要的也是危險的，它使我們彼此之間變得無比脆弱。

雖然許多沉迷于主角綜合征的人渴望被愛、被認可，但他們的行爲本身卻限制了愛的可能性。我這裏說的愛不僅僅是浪漫的愛情，還包括在朋友、家人之間，甚至有時在更遠的關系中存在的那種溫柔的情感。這種面向他人的愛，需要對相互脆弱性、差異性以及對被愛者非功利性的開放。然而，主角綜合征提倡相反的做法：一種他者化，将人類轉變爲抽象實體和工具性有用（或無用）的假人。

主角綜合征是否背叛了 " 愛的責任 "？我們或許會站在伊曼紐爾 · 康德一邊，說我們至少絕不能把别人當成實現我們目的的工具。但考慮到加缪的聲明，這似乎是不夠的。

愛在某種意義上意味着進入一種神秘的狀态——與他人建立聯系，而這種聯系并不提供任何保證，沒有個人榮耀，沒有安全的結果，當然也沒有赢家和輸家。愛意味着面對我們身份的不确定性——以及對他人身份的不确定性。法國哲學家艾曼紐爾 · 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認爲，" 他者性 "（alterity）——由他人引發的不确定性——是一切道德的開端。它可能也是一切愛的開端：他人挑戰我們，向我們提出要求，讓我們擔起責任。他人迫使我們擺脫自我參照的唯我主義，進入聯系的敬畏之中。列維納斯告訴我們，看看另一個人的臉。

在看到另一個人的臉時，我們開始理解什麽是脆弱，什麽是責任。這與 " 點贊 "、訂閱者或粉絲相差十萬八千裏。

許多被主角式生活吸引的人是在尋找某種愛、某種認可，或對他們存在感的某種保證。他們在尋找一種感覺，一種氛圍。但愛遠不止是一種情感态度。埃裏希 · 弗洛姆（Erich Fromm）在《愛的藝術》（The Art of Loving，1956 年）中将愛定義爲一種藝術實踐，指出 " 如果沒有愛鄰居的能力，沒有真正的謙卑、勇氣、信念和自律，就無法獲得個人之愛 "。對他來說，愛是一種 " 活動，而不是被動的情感 " ——爲了真正地去愛，僅僅感受是不夠的，所需的是對被愛的人的責任。

然而，主角綜合征卻剝奪了我們做這件事的能力——真正謙遜地愛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對于征服的英雄來說，所有互動都是交易性的，所有的敬畏都是自我指向的。

那麽，這将讓我們處于何種境地？主角綜合征并不是一個可以通過 " 做與不做 " 清單解決的謎題。這不是一個可以通過立法解決的社會問題。相反，它要求我們像約瑟夫 · 坎伯（Joseph Campbell）等人所說的那樣，進入一種 "靈魂的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