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監管其實就像蓋房子打地基一樣，有句話叫行穩緻遠，對于一個市場來講，一個是規則要明确，規則明确之後還是要落地執行，讓市場看到這個牙在哪、刺在哪。" 中上協聯系會員單位，環球律所合夥人劉成偉近期在做客《中上協 · 經濟觀察》現場時，對于如何看待監管對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時如此表示。
劉成偉明确表示，監管的首要作用是讓市場參與者明确應該哪些市場規則去做，如果觸犯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和成本。讓市場參與者敬畏市場，敬畏規則。這樣，企業才會對市場有信心。從整體來講，強監管是可以讓資本市場更加行穩緻遠的必要舉措。
2024 年 4 月 12 日，繼 2004 年、2014 年兩個 " 國九條 " 之後，時隔 10 年，國務院出台《國務院關于加強監管防範風險推動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的若幹意見》。這份被稱爲新 " 國九條 " 的文件，以強監管、防風險、促高質量發展爲主線，從多個角度建立資本市場未來 10 年的新秩序。
劉成偉認爲，企業作爲市場運營的主體，天生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動力。在這種天性驅使下，外部的規則體系就成爲了企業行爲的邊界和約束，相當于給企業戴上了 " 緊箍咒 "。這些規則讓企業明白自己的行爲邊界在哪裏，從而在合法合規的範圍内開展經營活動。
談及如何壓實控股股東及董監高等相關責任人的責任，劉成偉表示，對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責任，監管已經建立了立體化的制度基礎，并且近期一直在強調要嚴格執行這些規則。例如，2019 年新修訂的證券法就大幅提升了對上市公司及其董監高、控股股東的責任界定和懲罰力度。過去，違規個人的罰款上限可能隻是 30 萬或 50 萬，但現在個人的罰款上限提高到了 1000 萬，機構的上限提高到了 2000 萬。在某些嚴重的違規行爲中，懲罰力度甚至可以達到違規收入或募集資金規模的 10 倍，這樣的懲罰力度是前所未有的。除了行政監管處罰，證券法和公司法還規定了刑事責任，這是最嚴重的一種責任形式。如果企業或個人涉及嚴重的違法行爲，可能會失去人身自由，這對任何個體或企業來說都是極大的壓力。
此外，劉成偉稱，新公司法和證券法還強化了董監高的民事責任。如果他們未能履行法律賦予的責任，可能面臨來自債權人或中小股東的侵權訴訟，而這些訴訟的賠償責任可能非常高。因此，一個立體化的監管體系已經建立，包括行政、民事和刑事三個方面，這個體系向市場傳遞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同時，司法判決也表明，中小投資者和代表他們利益的投資者保護機構正在積極使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追究相關責任主體的責任。
另外，對于中介機構的監管變化，劉成偉表示，上市公司監管中，中介機構如投行、審計機構和律師事務所等扮演着至關重要的 " 看門人 " 角色。首先，中介機構需要嚴格執行專業标準和監管要求，對上市公司的财務報告進行審計，确保其真實性和合規性。如果中介機構未能發現或故意忽視上市公司的财務造假等違規行爲，他們将面臨嚴重的法律後果和聲譽損失
其次，中介機構的職責不僅限于上市前的審查，還包括上市後的持續督導。他們需要持續關注上市公司的運營狀況，及時發現并報告任何可能的違規行爲。中介機構還需要與監管機構緊密合作，對于在服務過程中發現的違法違規行爲，應及時向監管機構報告，并協助調查。此外，中介機構的個人責任也在增加。
近年來，中國資本市場的退市制度經曆了重大修訂，特别是 2019 年和最近一次的修訂，明确了 " 應退盡退 " 的原則，并且退市指标更加多樣化和清晰化。這包括了重大違法退市、财務指标不達标退市，以及備受關注的面值退市——即股價連續 20 個交易日低于 1 元就會觸發退市機制。
劉成偉表示，退市制度的嚴格執行，使得退市數量在近年持續增加，退市已成爲資本市場的一種常态。這種制度的實施，有助于構建一個健全的市場環境，其中公司上市和退市都應是正常的市場行爲，以實現市場的優勝劣汰。
劉成偉稱，然而，退市機制的實施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特别是面值退市的情況。由于股價波動可能導緻公司在短時間内觸及退市标準，而這并不完全反映公司的真實經營狀況。因此，有觀點認爲，退市機制在保護中小投資者方面仍有改進的空間，需要進一步的反思和完善。爲了更好地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監管層也在加強退市過程中的投資者賠償救濟機制，嚴懲退市公司及其相關責任人的違法行爲，并推動形成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
最後，談及财務造假，劉成偉認爲，财務造假在資本市場中屬于嚴重的違法行爲，它不僅擾亂市場秩序，還嚴重動搖投資者信心。近年來，中國證監會明顯加大了對财務造假的打擊力度，建立了全方位的懲治體系。
首先，從立法層面來看，對财務造假的處罰力度不斷加強。其次，退市制度也與财務造假緊密挂鈎。在民事賠償方面，财務造假引起的民事侵權糾紛賠償力度也非常大。此外，證監會還強調了對中介機構的監管，要求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切實履行 " 看門人 " 職責，對未能勤勉盡責的中介機構及其從業人員進行嚴厲處罰财務造假相較于其他常規違規行爲，面臨着最爲嚴重的後果，這一點在監管層面的信号已經非常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