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今晚聊一部新片《第八個嫌疑人》。
我們以往很忌諱用故事梗概來給一篇影評開頭，那顯得很呆闆，但這個片子是個例外。評論它之前，我們必須先把它的原型故事，也是它的故事梗概告訴你們——
它改編自真實罪案。1995 年 12 月 22 日，廣州市番禺區一家銀行，7 名劫匪在不到 2 分鍾内，搶走 1500 萬現金，并造成押運人員 1 死 1 傷。案發後，5 名劫匪被判死刑，但主犯卻一路逃亡了 21 年。
因爲這部電影可以好看的部分，就在這些數字裏。
1995 是他的時間，加上廣東，改開前沿，合起來指向時代性特征；7 個人，1500 萬，殺了 1 人，是群像和人物關系的刻畫空間；主犯逃亡的 21 年，是主要角色的巨大掙紮。
編劇選擇這個故事，其實就已經走對了很大一步，這些從原本的故事中來的張力，也讓這部《第八個嫌疑人》足以在及格線之上，更不要提這次大鵬孫陽等一衆演員極爲出色的表演附加，讓電影夠到了值回票價的門檻。
但再往下呢？
非常遺憾，編劇後面的處理，讓它也隻停留在了及格線之上。
正文
一般來說，改編自真實罪案的電影，從内容到宣發，都會主打 " 真實、高度還原 " 的賣點。
《第八個嫌疑人》也不例外。
但我想先區分兩種真實，一種是新聞真實，另一種是心靈真實。
前者是現實世界中真實發生的事件，重點在于事件的起承轉合，因果鏈條的咬合。而後者，則指涉個人的内心世界，它需要更主觀的、更深度的藝術加工，才能找到合适的形式，顯影于觀衆。
而本片的尴尬之處，就在于它想拍出心靈真實，卻困于新聞真實。
所謂 " 困 "，首先是指叙事手法上的單調。電影開片用了一個犯罪片常用的倒叙手法，退休後的警察王守月（林家棟飾）根據朋友圈的一則視頻新聞，發現了九五年特大劫鈔案主謀陳信文（大鵬飾）的蹤迹。他決定隻身前往邊境探尋。
進入當年劫案的正叙部分後，電影在叙事上幾乎全靠平鋪直叙。按時間順序，故事主體可清晰地分爲三個階段：
首先是陳信文團夥犯罪前的準備階段。其次是陳信文犯罪後和堂弟的逃亡階段。最後是陳信文殺害工友，借其身份重歸社會階段。
但這種平鋪直叙、平分筆墨的拍法，直接導緻故事的講述力度被大大削弱。
坦白說，論謀劃犯罪和犯罪過程的緊張程度，本片比不上《解救吾先生》，也比不上類型化更極緻的《除暴》；論犯罪後逃亡、隐匿身份的戲劇性橋段，本片又比不上《烈日灼心》。
其實，本片并不是沒有出彩的戲份。
比如陳信文假借工友身份，回歸社會後的兩場戲。第一場，在結束逃亡生涯的新婚當天，他撥通了老父親的電話。面對老父親的詢問，他不敢出聲，隻能痛哭，并隔空下跪、磕頭。
其二，王守月找上家門後，向陳信文出示了他和他父親的合影，并念出落網劫匪的名字，以此刺激陳信文。雙方的台詞機鋒，不僅指向警匪雙方的内心鬥争，還指向那個既在場又不在場的人。
這個人就是陳信文的妻子。她在場的是兩人婚後的幸福時光，不在場的是兩人相識前，陳信文的罪孽過去。
兩場戲，通過親情、愛情兩組關系，勾勒出一個逃犯的真實困境。這是一個《本命年》式的困境，即一個罪犯在重新社會化的過程中，遇到的希望與幻滅。
但這兩場出彩的高潮戲，直到電影尾聲才出現。相對于冗長、緩慢的整體叙事而言，實在讓人看得不解渴。
電影整體上也都陷入了有華章、無華篇的窘境。所以，大鵬在片中那些所謂炸裂、整容式的表演段落，都因爲缺乏故事整體的支撐，顯得有點獨木難支。
從編劇周汶儒的采訪來看，他其實是有更大的叙事野心的，而且也意識到改編不能隻囿于真實事件框架。他說：
" 既然是根據真實案件創作，那整個劇本的走向是大緻确定的，電影需要藝術加工，才能更有戲劇性，但怎麽體現這個戲劇性？我改的時候不想簡單地處理成一個緊張的追逐戲，弄一個槍戰，這個沒用，我必須要知道，這個人他會做什麽事情，他到底經曆過什麽，才會有這樣的反應。"
編劇重人物心理，輕外部動作的路子，如果走通了，可以拍得很精彩。但顯然，本片失敗了，結果反而導緻不少觀衆嫌棄它是一部文藝氣質濃重的悶片。
那麽，在犯罪片框架下，到底如何做到心靈真實呢？
我覺得離不開兩點。其一，探尋人物深層的犯罪動機、心理。
拿本片陳信文的人物塑造來說，電影本試圖拍出一個不同于以往銀幕悍匪形象的，更複雜、更多面的反派角色。
比如在劫案前，通過張羅飯局、堅持付酒錢、黑吃黑劫匪等戲份，我們看到了一個自卑和野心兼具的反派。
和一般悍匪不同，陳信文隻謀劃劫案，而不親自參與火拼。直到和堂弟逃亡至緬甸翡翠工地時，爲了重獲身份，陳信文才第一次殺人。
殺人過程也并非眨眼之間完成。他膽怯、失魂，面對深淵，他沒有一躍而入，而是一步步滑落。
凡此種種，包括前文所述的兩場高潮戲，都共同構成了陳信文一角的人物弧光。
但這個角色最立不住的，是他犯罪的第一推動力，或者說深層動機。
影片給了兩重解釋。直觀原因是作爲建築商人的陳信文，公司經營遇到問題，資金周轉困難，于是他決定搶銀行。這是一個類型化的設定，先不說可不可信，但總歸落入俗套。
另一個深層原因是陳信文早年在堂弟的慫恿下，爲了幾百塊錢，搶劫了一個出租車司機。他倆之間也形成了某種共享原罪式的人物關系。
從小劫到大劫，從小惡到大惡，這樣的犯罪動機分析，雖然合理，但是讓人難以移情。
亞裏士多德在談論悲劇時說：一樁不可能發生而可能成爲可信的事，比一樁可能發生而不可能成爲可信的事更爲可取。
也就是說，對于藝術而言，可信比可能更重要。因爲可信裏面，包含觀衆的移情、共情。即使是改編創作，也不應該忽視這條規律。
對比《狂飙》裏高啓強的犯罪動機，其中有偶然又有必然，有時代的，也有個人的原因。觀衆 " 信 " 這個底層賣魚佬的悲劇。迷人的反派獲得共情，觀衆感受到了悲劇的卡塔西斯，即淨化作用。
而在對正面人物心理動機的刻畫上，《第八個嫌疑人》同樣有些潦草。
當年，王守月的同事何藍（張頌文飾）在追捕逃犯時英勇殉職。這成了王守月心中的創傷，也是他持續追兇的動力。
隻不過片中對兩人兄弟情的鋪墊不夠，導緻何藍匆匆上場、下場，顯得有些工具人。
回到營造心靈真實的話題，第二點則在于，要去探尋時代與個人罪行之關系。
本片主創們并非沒有時代意識。電影很注重時代細節的物質性還原，比如 BP 機、人物發型、作爲破案關鍵的結婚請柬，以及劫鈔過程的種種細節。
但這些努力，隻是本片困于新聞真實的另一個證據。
在真正刻畫 90 年代狂飙突進的時代氛圍，以及飛地野蠻生長的曆史時，本片隻能算隔靴搔癢。
甚至也遠不及原案本身來得複雜和暧昧。
陳信文的人物原型陳恂敏，在現實中是個高材生，大學裏學建築專業，90 年代畢業後，在公路局下屬公司做小老闆，承包一些道路建設工程項目。其父則是當地公路局領導。
影片去除了陳信文幹部子弟的這一背景。至于在政商關系的刻畫上，影片也隻是蜻蜓點水。
這便是影片困于新聞真實的另一面。想言說，又不敢言說。
于是，當電影結尾響起《一場遊戲一場夢》時，觀衆難免将其與婁烨導演的《風雨雲》對比，并感歎其中的差别與差距。
電影結尾，還用了兩個隐喻符号。陳信文和重病堂弟以及警察之間迎來了斷，其背景設置在一處清水房。屋外夜空中，此時正燃放焰火。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眼看焰火絢爛之極，又終歸消散。
這當然不是《白日焰火》式的深刻隐喻，而隻是兩個孤零零的符号，在影片整體陷入困局的前提下，無力地指涉着時代的離合悲歡。
總而言之，這是一部局部真實，整體失效，困于新聞真實，失于心靈真實，及格但也無太大驚喜的犯罪類型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