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燕菁 / 文 國家的資産負債表由資産端和債務端組成。
資産端體現的是錢花在哪裏。資産由流動資産和固定資産構成，流動資産回到銀行形成儲蓄，固定資産形成道路、橋梁、機場、高鐵、電站和學校等。
債務端體現的是錢從哪裏來。債務端由權益和負債兩項組成，權益可以理解爲信用，通過抵押貸款形成負債創造了現代信用貨币。
權益主要由股市、國債、房地産和大宗商品等組成。權益的特點是具有高流動性，隻有流動性高才可以成爲銀行的抵押品。現代經濟就是信用經濟，權益的多寡決定了債務端的規模，進而也決定了資産負債表的規模。債務端增長，經濟就擴張；債務端收縮，經濟就衰退。
經濟危機就是債務端急劇衰退引發資産端被強制重新估值帶來的破産、失業。美國在大蕭條之前，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基礎設施和制造業，資産端無比強大，當債務端權益項的主要構成——股市暴跌時，立刻引發了經濟史上空前的大蕭條，直到二戰時聯邦政府大規模舉債，才恢複了權益項的規模，實現了經濟複蘇。
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經濟奇迹，某種程度上是建立在土地權益市場急劇擴大的基礎上。在中國幾乎所有市場主體（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和家庭部門）資産負債表的權益項裏，包括土地在内的不動産價值都占有重要份額。當前，中國也面臨房地産市場下跌引發資産端衰退的問題。未來中國能否實現新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土地之外的權益市場能否建立并擴張。若要實現這一目标，就要盡量增加正收益的資産，減少負收益的資産。
任何資源若想成爲資産，第一步是創造一個商業模式使資源帶來正的現金流（收益減去支出大于零）。一處風景，不能收費，就僅僅是一個資源，能夠收費，就變成資産；一座橋梁，收費大于運維支出，橋梁就是一項正資産，取消收費，就變成一項負資産。
第二步是創造一個市場，交易未來的現金流，資産就變爲資本，成爲一項權益。市場上權益增加、升值，債務端就随之擴張。
在實物貨币時代，貨币總量有限，一個資源收費就意味着另一個資源不能收費，有限的貨币隻能用于給最稀缺的資源定價。但在信用貨币時代，任何能帶來穩定收費的資源都可以在資源市場上被估值成爲債務端的權益，而貨币正是依靠權益的抵押通過信貸被銀行創造出來的。在信用貨币時代，收費本身會創造自己所需的貨币。
資源能否成爲資産，關鍵在于市場是否有需求，需求越大、越穩定，權益價值就越高。相反，不能在市場上被定價的資源就不會成爲資産。
比如森林是資源，隻要不砍伐，就無法變爲資産。顯然，砍伐和生态保護是矛盾的，但如果能把森林折算成 " 碳彙 "，森林即使不砍伐也可以變爲資産。同樣，僅靠農業，耕地的價值是很低的，但如果能夠建立一個建設用地指标的交易市場，耕地就可以在這個市場上被定價，成爲更有價值的權益。
一個國家的資源是富集還是貧乏不僅僅取決于自然禀賦，同時也取決于發現收益模式和交易這些收益的市場。
過去四十年，中國把大量的資源轉化爲資産，這些資産絕大部分都富集在被稱作城市的空間，這些資産能否從資産轉化爲國家的權益，對國家财富的增長至關重要。
權益能否保值增值，取決于與其對應的資産帶來的收益能否大于形成這些資産的債務及其成本（利息）。從自然資源角度看，中國已經形成的巨量城市資産沒有形成足夠的正向現金流，例如，地方債的問題并不是因爲其龐大，而是因爲其對應的資産收益是負的。隻要收益是負的，形成這些資産的債務就無法償還。
過去四十年，城市規劃的主要工作是創造城市資産，比如道路、公園、高鐵、機場等；未來，城市規劃的主要工作是讓這些資産帶來正的收益。
如果說過去的城市化主要服務于國家資産負債表的資産端，那麽新的城市規劃就要跟着國土空間規劃一起轉向國家資産負債表的債務端。這就是國土空間規劃下城市規劃的新使命，也是城市規劃職能從建設部門劃至自然資源部門的原因。
因此，未來城市規劃的作用，甚至比過去四十年更重要。但就目前來看，國土空間規劃下的城市規劃無論在政府序列、咨詢市場，還是在教育體系裏，其地位和作用都在被邊緣化，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城市規劃沒有完成自身向新的國家職能的轉變。" 三區三線 "（根據城鎮空間、農業空間、生态空間三種類型的空間，分别對應劃定的城鎮開發邊界、永久基本農田保護紅線、生态保護紅線三條控制線）架構裏，隻有 " 價值保護 "，沒有 " 價值創造 "。這樣的城市規劃顯然是不完整的，保護資源隻是自然資源部門工作的第一步，将資源轉變爲資産，再将資産轉變爲權益，才算達成自然資源部門承擔的使命。
保護各種 " 紅線 " 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國土空間規劃的終極目的，劃定各種 " 紅線 " 隻是國土空間規劃的開始而不是結束。
國土空間規劃要想 " 有用 "" 好用 "" 管用 "，完成資源向資産再到權益的躍遷，就必須從單純的保護再向前一步——尋找資源的價值，創造資源的收費模式。
新的國土空間規劃（特别是其中的城市規劃）應該按照 " 兩個統一 " 的要求，從經濟增長的被動輪，變爲增長的主動輪；從一個圍繞行政許可的規劃，變爲一個行動發起的規劃；從一個回答怎樣花錢的規劃，變爲一個回答怎樣掙錢的規劃；從一個強調 " 剛性 " 難以調整的規劃，變爲一個能迅速響應市場需求變化的 " 彈性 " 規劃。
城市增長的轉型使城市規劃走到了學科命運的十字路口。對這一轉型的劇烈程度，規劃師從一開始就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未來的城市規劃要把創造價值、維護價值作爲核心目标，要通過資産保值增值實現各種 " 保護 "" 紅線 "" 規則 " 的要求，讓市場在國土空間規劃中起決定性作用。
簡單地講，就是要通過規劃讓存量資産帶來的收益大于其運維所需的成本。國家需求是城市規劃學科價值的唯一來源，如果城市規劃想要延續曾經的輝煌，就要迅速适應國家賦予城市規劃的這一新的定位和使命。
這一轉變無疑是非常艱巨的，意味着城市規劃從編制、審批乃至教科書都要徹底更新——整個學科的 " 底層代碼 " 要被重寫。
對規劃而言，最大的危險是原地不動，發達國家城市規劃學科的興衰，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作者爲廈門大學教授、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原文發表于 " 存量規劃前沿 "，經濟觀察報刊發時有删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