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聶日明 最近兩年，中國居民家庭越來越焦慮。中國人民銀行每季度公布的城鎮儲戶調查顯示，自 2021 年 3 月以來，城鎮儲戶家庭的儲蓄意願越來越強，從階段性低點的 49.1% 上升至去年末的 61.8%，今年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在高位，今年二季度末的最新數據是 58%。與儲蓄意願上升對應的是投資和消費的意願雙雙下滑。
最近幾個月，一些部委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勵居民投資股市，促進投資，但居民投資的意願并沒有明顯回升，事實上居民有更多投資的意願已經從 2015 年的階段性高點的 43.2% 一路下降到目前的 17.5%。不願意投資，居民财富如何增長？在這種環境下，保衛家庭财富增長成爲每一個家庭無法回避的問題。家庭的保守行爲本身就是保衛家庭财富的自然反應，低迷的預期之下，投資可能會虧損，隻能更多地儲蓄以便于家庭應對不确定時代帶來的沖擊，比如失業、收入銳減等。
然而，家庭層面能做的事情是很有限的，大多是被動應對。如果放任這種趨勢的蔓延，不僅會加劇家庭部門的保守情緒，更會因消費低迷影響内需，進而傷害長期經濟增長。因此宏觀政策必須回應這種情緒，幫助居民家庭保衛他們的财富。
那麽宏觀政策當如何作爲？首先，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勞動收入是财富之本，穩定而持續增長的勞動收入，不僅對于勞動者本人及其家庭至關重要，他們的收入也是消費和儲蓄的基礎，儲蓄形成投資，是企業擴大經營的根本，因此如何強調就業的重要性都不爲過。上世紀 90 年代末以來，中國每年新增的城鎮非農勞動力規模都超過千萬人，這麽多年有驚無險走過來的核心就是城鎮非農就業崗位不斷的擴張。
這些就業來自于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内生增長，以此刺激制造業和服務業不斷派生出新增勞動力需求，進而吸納農業轉移人口和每年高達幾百萬的大學畢業生。尤其要指出的是，外需對于激活内需的重要性，外需創造的直接就業崗位占比雖然不算太高，但外需帶來的是增量市場，在滿足外需的同時，國内的供應鏈得到了長足的進步，越來越多的國内企業參與到手機、汽車等行業的供應鏈中，并且逐步向 " 微笑曲線 " 的兩端延伸。這些環節都是技術研發、品牌營銷等高附加值的，能提供更高品質的就業崗位，也是吸納大學畢業生的理想去處。
上世紀 90 年代末以來，中國城鎮就業人員規模連年增長，每年新增大幾百萬至 1000 萬人，但這個趨勢在 2018 年開始停滞，并在去年開始下降。城鎮就業人員規模停滞意味着雖然城市化率一直在提高、城鎮人口一直在增長，但城市化的品質開始下降。2020 年，中國大城市的失業率低于中小城市，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是因爲大城市創造就業的能力比較高，就業崗位比較好。但 2020 年以後，形勢發生了逆轉，31 個大城市的調查失業率總體上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由于大城市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這些地區調查失業率高于全國平均，對外來戶籍勞動者、新增就業崗位的沖擊都很大。
因此，要保障就業、創造新的就業崗位，需要高度重視外需、外貿和 FDI，它們可以邊際上吸納新增勞動力，讓中國可以繼續維持有品質的城市化，以此刺激内需，拉動内生增長，完成經濟的雙循環。在這個過程中，要高度重視大城市的關鍵角色，進一步消除大城市落戶、居住、就業的準入門檻。大城市是中國經濟的龍頭，隻有讓龍頭擡起來，其他周邊城市才能被帶動起來，越是在經濟低迷不振的時候，就越要堅持這個原則，而不是反過來從農村、中小城鎮突圍。
其次，在穩定就業的前提下，還要穩定社會預期，讓居民敢于做長期打算，比如考慮結婚、生子，爲子女積累教育基金，爲購買房産而儲蓄。隻有預期穩定，居民才敢花錢，花錢形成的消費可以拉動就業、提高收入，形成正循環，這是宏觀增長的基礎，也是家庭部門财富增長的基礎。過往幾年，居民家庭在很多關鍵議題上都缺乏穩定的預期，有一些行業會擔心監管政策的變化，這不僅會讓從業人員信心盡失，也會影響這些行業的消費者。比如教育培訓、學區劃分、中考等相關政策調整缺乏充分的社會讨論和醞釀，政策出台以後，不少家長對于子女教育陷入迷茫，無法進行長期教育投入。社會預期的不确定性變高以後，人們會不自覺求穩，最近幾年考公考編越來越熱門，正是這種心态的反映。
要穩定預期，就要求政策不能出現大的波動，尤其要避免翻燒餅式的調整政策。家庭部門的支出面臨的約束是非常剛性的，面臨大的沖擊失去工作、或者陷入困頓，必然不得不依靠過往積蓄度日，無疑會妨礙家庭财富積累。中國仍是一個處于轉型期的國家，政策當然不能保持不變，但出台政策前應該進行足夠的公共讨論，讓不同利益群體充分表達訴求，在讨論的過程中，政策的負面影響才能充分披露，社會也會逐步妥協，對利益受損群體進行适當的補償。這些步驟看起來很難，卻是國家治國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唯有治理水平跟上經濟發展的速度，經濟發展的果實和家庭積累的财富才能得到保障，才能留得下來。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