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對中國人來說，35 歲變成了一個尴尬的年齡節點。
近年來，一些互聯網大廠辭退 35 歲以上員工的新聞頻繁登上熱搜。今年 7 月，一則 " 多家北京青旅拒絕接待 35 歲以上中年人 " 的新聞，再次将 35 歲的人群推向了輿論中心。35 歲的中年危機，成爲了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到了 35 歲的人，開始面對；沒到 35 歲的人，則提前擔憂。
供房、養娃、養老、親密關系倦怠等問題陸續蔓延到每個現代人身上，甚至連尚未 30 歲的群體也被迫提前自己的人生議程。拂拭掉日常表面上的擔憂，被掩蓋的其實是更深層的心理問題。
崔慶龍是一名心理咨詢師。他從 2021 年 5 月開始，在社交平台上持續地分享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想法。慢慢地，越來越多人想要在他分享的内容中獲得答案，崔慶龍逐漸成了微博上最熱門的心理學博主之一。
35+ 歲的中年危機，反映了什麽樣的社會心理？東亞人的中年危機究竟從何而來？在這個 " 大家都有病 "、普遍性倦怠的時代，我們又該如何擺脫無力感？帶着這些問題，新周刊和崔慶龍聊了聊。
忍耐一切，是東亞人中年危機的開始
新周刊：對于中國社會來說，35 歲似乎是一道分水嶺：跨過了 35 歲的坎，你就應當是世俗意義上成功的、得體的。而事實上，35 歲的人們常常過得如履薄冰：擔心被裁，還要承擔家庭壓力。從表面上看，35 歲的中年危機似乎是由現實因素撬動的，但從心理學更深層次來解讀的話，中年危機究竟是由什麽導緻的呢？
崔慶龍：一定是先有了像企業裁員、裁員後難就業、家庭經濟陷入困境、身體狀況變差等這類具體的事件作爲前提，中年危機才開始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慢慢地，大家好像越來越認同 " 人在這個年紀就會遭遇各種危機 " 的觀念，這就是社會意識逐漸建構起來的過程。
所以，一方面是現實的、客觀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大家越來越認同 "35 歲的人會更動蕩 " 的觀念。它會讓人們對這個年齡有特别的感受，好像 35 歲就是一條分界線，它 " 天然 " 地将人分化成了兩個群體。
（圖 /《海邊的曼徹斯特》）
其實人類意識最微妙的就是這一點，社會上一旦形成某種共識，它就會變成一種真實存在的力量。人們遭遇的現實，逐漸就會變成更多人對于現實的預期，預期的力量足夠大以後，就會變成一種客觀的真實。這個現象在經濟學中也有體現。
新周刊：在以儒家文化爲根源的東亞社會，家庭和集體的規訓構建了東亞的文化範式。在長期受到壓抑的情況下，人們變得擰巴、内卷。結合東亞社會的家庭環境和社會文化背景，東亞社會的人們更可能遭遇怎樣的中年危機？
崔慶龍：中年危機可能存在于所有經濟下行的國家或者社會環境裏，但是它會因爲文化而有所差異。
東亞的特點是什麽？我認爲是個人的意義要後置于外部的期待。無論那個期待是源自父母、家庭，還是公司，或者外人的目光，你的自我身份認同都建立在他人認同的基礎之上。一旦外部的認同獲取失敗了，一個人就會失去精神上的立足之地。這也是爲什麽很多人一旦脫離這套遊戲規則，就立刻陷入了躺平狀态，因爲行動的意義被抽離了。
東亞的中年危機經常體現爲：你已經感覺到不适、疲憊、勞累、痛苦，想要爲自己考慮，但此時，很多人内心馬上浮現出一種 " 我要爲了家庭、孩子、老人、婚姻繼續忍耐 " 的想法。東亞人很早就從骨子裏遵循的一套東西，會反過來去壓制和對沖想要照顧自己、想要爲自己做些什麽的沖動。
這種影響會讓你以一種更加隐忍、更加沉默的方式去把這一切承受下來，讓一個人變得越來越麻木，形成一種很沒生機、很枯燥的中年人的生存狀态。
在 20 世紀的西方，人們展開了一系列諸如嬉皮士運動或者反主流運動的社會運動。這些運動以精神解放爲目标，他們在擺脫了一些舊的規訓的同時，又走向了以放縱爲主的享樂主義。當然，那也是一種精神危機——過于放縱，缺失邊界和約束，以至于導向了意義上的虛無和痛苦。這也是爲什麽，有一些社會學家評價西方的精神危機是失去了必要約束的痛苦，而東亞的精神危機是過度約束的痛苦。
對比來看，我覺得東亞人特有的中年危機屬于壓抑爆發型的，像一根弦越繃越緊、最後直接崩斷了的精神危機。在爆發之前，TA 都處于一個不能分享、不能表達、不能宣洩、不能理直氣壯地說 " 我不這樣幹了 " 的收縮的狀态，直到有一天這根弦終于斷了。
人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直面痛苦
新周刊：潛意識中，人們或多或少都會有點希望自己能夠是這個社會的大多數，這是一種害怕孤獨和被排斥的感覺嗎？
崔慶龍：你可以這樣理解，人生來就是希望得到歸屬和認同的物種。
我覺得大部分人們都希望成爲 " 大多數裏的極少數 "。大多數人都要結婚，都要買房，都要有個好工作。首先人們要進入這個賽道，再在這個賽道跑到最前面，才能成爲極少數。我住了多大的房子，我的年薪收入多少，在類似的評價體系下，産生被認爲優等生的那種自我價值的滿足。
新周刊：優等生這個詞就非常 " 東亞 "，我們從以前就會有 " 學而優則仕 " 的思想，到了現在也是會有 " 讀的書更多，你就是人上人 " 的觀念。感覺在東亞社會，人一出生就會進入一個賽道。
崔慶龍：對，它其實是一種隐性的精英主義。雖然說這是一個名義上強調平等的社會，但從小激勵孩子的那種名言都包含着要超越别人的意思，隐含着一種 " 你要攀爬到金字塔的上層才能被承認 " 的意味。隻有爬到高處，你才是被認爲是對的、有價值的。我反而覺得，這個社會對平庸有一種不包容性。
新周刊：在中國社會或者說在東亞社會，一個人想要活得自由還是比較擰巴的。一些人會選擇 gap year 或者是逃回到小鎮。
崔慶龍：這個分成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有些人确實是想明白了，現在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他們做出了選擇，切換到新的生活狀态，這種人不會特别的糾結。
還有一種情況，我覺得更像是一種被放逐或者被驅逐的感覺。比如說，有些人在一線城市裏拼搏，看不到希望，生存的成本越來越高，工作上的不确定性越來越明顯，無形的壓力就越來越大。我覺得處于這種狀态下的人，會有一種試着找回到一個更安全的洞穴或者小島的那種心理，這其中包含了一種退縮和逃跑的意味。
但它終歸是一個選項，哪怕你做了一個 30 分、40 分的選擇，至少還有一個選項讓你避開最糟糕的感覺。這種後退至少讓人先有了喘息的餘地，也許未來有一天人們會回來，再重新出發。
新周刊：換個角度來講，逃避也是人本能的求生行爲。
崔慶龍：雖然說心理學強調，人應該面對自己的痛苦，或者說，解決問題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面對。但從另一方面來講，我覺得人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直面任何痛苦。人合理的、周期性的退縮迂回，我覺得是健康的，是合适的。
因爲你總有心理效能低的時候。當你隻有 20% 的心理效能時，面對的困難如果有 80% 的難度，那麽你就是戰勝不了它，就是會被它擊潰。所以我覺得暫時的退縮就是人會有的反應，不需要去批判。
所有的痛苦，都是在給你一條活路
新周刊：存在主義心理動力學裏，人的負面情緒被歸結爲對四個終極關懷的恐懼：死亡、自由、孤獨和無意義。你認爲中國人的中年危機和對這四項關懷的恐懼有關嗎？
崔慶龍：我覺得肯定是有的。就拿死亡來說，以現代人的健康狀态來講，長期處于 996 的高壓環境下，不要說 35 歲，可能到 30 歲以後，很多人就明顯感覺到自己的身體不如以前了。這種直接反應在身體上的狀況，會讓他們體驗到一種和疾病、衰老、死亡有關的擔憂，你可以把它歸結到一種死亡焦慮的範疇中。
其次，這個年紀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可能還有房貸、車貸、負債什麽的。他必須得讓自己保持在一個能夠持續創造所謂的經濟價值的狀态下。他不敢辭職、不敢消費、不敢做别的設想，很容易陷入到壓抑和緊繃的狀态。
在這個階段，社會關系也會變得特别的單一。我發現很多人在這個年紀基本上沒有什麽朋友，就算有，雙方可能也因爲結婚、有孩子了，重心天然地向着家庭傾斜，逐漸喪失了以前那種高強度的情感陪伴和交流的機會，也沒有時間和空間再去構建高質量的社會關系，人就陷入到了孤獨的局面。
與此同時，無意義感也更容易出現。爲了生存，人們也不敢去想 " 我到底該怎麽活 "" 我是否應該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 等問題。因爲眼下的人生枷鎖已經太多了，人們沒有辦法另辟一條路，去追求有意義、有價值反饋的生活。
新周刊：人的兒童時期，也正是大腦發育的敏感時期，如果經曆了情感忽視、目睹親人逝去、家庭冷暴力等負面事件，會對一個人的長期心理健康狀态産生影響。童年創傷對日後的中年危機是否會有潛在的、長遠的影響？
崔慶龍：一定會有的。如果一個人小時候表達了自己的真實感受，但是被父母批判，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對真實感受表達的極大抑制。兒童會基于這樣的經驗，習得掩蓋自己情感的能力，不去造成矛盾，會規避表達情感所可能帶來的風險。長此以往，有一部分真實的、原始的情感沖動就一定會受到阻礙。
還有一種情況是，在成長的環境裏，兒童的價值從來得不到承認和認可。這就意味着，如果未來有一天，外界對他學習或者工作方面認可的機制中斷了，他無法獲得正向價值反饋——這就像是一根極細的杆子支撐着龐大的價值體系，局面必然是岌岌可危的。
例如，有個人一直升學考試都很順利，但是找工作碰壁了；或者說有個人一直都被視爲天之驕子，但是有一天他在婚姻上失敗了。這些情況都有可能動搖到他内心最深處、最脆弱的價值天平。
所以，成長中的負面經曆，就像是或淺或深地給人生埋下了一顆顆的地雷，它會被一些事件所觸發，從而引爆。未來某一天中年危機出現的時候，它可能不僅僅會動搖你的表層，還會把你内心最深層的那個東西也動搖了。
一個在幸福家庭成長起來的人，遇到困難可能隻是沮喪一陣，因爲他有自我支撐的内在經驗。但對于有童年創傷的人來講，他體驗到的是雙重痛苦，一重是客觀現實上的，一重是他主觀現實裏對這件事的非常個人化的體驗，比如有的人會覺得自己非常無能。這是性質的不同，也是程度的不同。
新周刊：在一個關于中年危機的采訪中，有受訪者講道，" 對各種關系感到無力，支配不了關系的走向，甚至是夫妻、親子 "。值得注意的是，中年危機中的情感危機往往不是獨立出現的，而是伴随着其他危機共同出現的，爲什麽會有這樣的現象？
崔慶龍：我把一個人的生存視作一個結構問題，它其實是由很多的要素支撐起來，并形成一種平衡的。不管是親密關系還是工作，當整個系統受到沖擊的時候，也就是所謂的中年危機到來時，所有的方面都會受到波及。
（圖 /《天氣預報員》）
如果一個人在生活中沒有太多價值感，回家以後還要去做飯、洗衣服，還要接受對方在情緒上的一些問題，這時候就會發現對情感更加不耐受，更容易爆發矛盾和沖突。
新周刊：" 生命的意義是什麽？"" 我到底爲什麽而活着？" 從一出生開始，這些永恒的命題就一直伴随着我們。在成長過程中，這些問題可能被現實問題所掩蓋而後置，但卻始終揮之不去。這種無意義感可能會在 35 歲逼近時劇增。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種無意義感究竟從何而來？
崔慶龍：我以前寫過一句話，無意義感來自于一個人最本真的情感沖動和他的生存目标發生脫節的時候。我要喜歡做一件事，我就被這個情感沖動支配着，奔着那個目标去了，整個過程我都是滿足的。
但現在很多人感到無奈，因爲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幸運到去做自己喜歡的事。當自己的本真沖動不能和指向生存的事務關聯在一起的時候，就很容易滋生這種無意義感。
新周刊：有案例講到，一些原本對生活并沒有目标感的人在經曆了瀕臨死亡的體驗後，反而能夠更好地珍惜自己的生命，并開始去做一些利他性的活動。對死亡、自由、孤獨和無意義感的恐懼，是否有它們各自的積極意義呢？
崔慶龍：我認爲所有的負面情緒都是一個重要的提醒：有些東西出了問題，有些事情一定是違背了你最真實的生存意願。
我以前說過，比起痛苦，更值得害怕的是一種生命的僵局。造成僵局的痛苦像溫水煮青蛙一樣，你可以忍受，但是又很不舒服。它長期折磨着你、煎熬着你，但又不足以讓你換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痛苦，我覺得是最更可怕的。
反而是那種突如其來的銳痛，可以讓你跳起來，馬上離開那個地方。所以，我覺得痛苦，某種意義上有一種積極的意義。
我不願意去肯定痛苦，但是客觀來說，有些人從精神危機中走出來以後，他們能夠借助痛苦帶來的契機，遠離不好的關系或工作。所有的痛苦一定是在某種程度上試着給你一條活路，它有時候可能會摧毀人，但它本質上的作用是驅動人去努力求生。
找到自己人生的遊戲主線任務
新周刊：在向你咨詢的人當中，有沒有關于中年危機的案例？能否舉個具體例子說說 TA 的情況，以及最後是如何解決的？
崔慶龍：我覺得還蠻多的。我以前說，如果一個人不被生存所困擾，就一定會被意義和價值的事情所困擾。
我現在的咨詢中有很多都是這類來訪者，他們已經沒有了生存的困擾，甚至已經過上非常優渥的生活，但他們當中有些人的痛苦體驗是非常強烈的，就是因爲沒有價值感和意義感。
我有一位來訪者結婚以後辭去了工作，做了一名全職太太。但她很難從全職太太的身份裏得到價值。别人都說 " 你看你老公多好，多有錢，你什麽都不用操心 "，她會因此有一種自我麻痹和自我說服，覺得自己是不是想太多了，要求太高了。但與此同時，她又覺得好像哪裏不對，以至于有一段時間非常抑郁。
我以前經常強調一句話，一個人的主觀現實才是真正的現實，外人是看不到自己所感受的那個世界的。我們隻有先尊重了自己的主觀現實，才能夠接受客觀的限制，這個順序是必然的，否則就是一種被迫式的妥協。
後來她重新去找工作。她的忍受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所以她嘗試着走出那個僵化的系統。那個工作并不完全符合她的期待，但她覺得自己卻像是獲得了家以外的另一個空間。在那裏，她體驗到了另一種自我感，體驗到自己在憑借能力做一些事，在和社會發生一些連接，這對她心理上的那種确立感是非常重要的。
新周刊：對一些 35+ 歲的人們，你對他們對抗和度過中年危機有什麽建議嗎？
崔慶龍：我用打遊戲來類比人生的狀态，它應該要有些東西吸引你繼續玩下去。在系統中，一旦你失去自己的目标，失去自己想做一件事的沖動的時候，這個事情就進行不下去了。
我們需要找到，更準确的來說是創建起自己的生命主線，就是找到一件能錨定你的價值感和意義感的事情。對每個人來說，都有一些生活中不得不去做的事，比如工作和日常社交。但我覺得除此之外，一定要有那麽一件事，是你長此以往可以重複去做的、可以積累的、可以叠代的。它最好和你的能力相關，最好是被社會需要的，能讓你憑着本能和沖動去完成。人需要把自己的價值感和意義感鉚定在這麽一條路徑上。
新周刊：當外部環境變得越來越不可控，作爲個體的我們，應該如何擺脫中年危機帶來的無力感和倦怠感？
崔慶龍：現實生活中有一些真實客觀的作用力在發生着。我們有時候需要放棄一些比較天真理想的想法，謹慎樂觀是一個比較合适的态度。
但更多的，我覺得還是需要建構一個自己的個人系統。因爲大多數人的痛苦都來自于集體凝視，社會在期待你過一個怎麽樣的生活，沒有達到這個标準會讓很多人自我懷疑，覺得自己是失敗者。所以我覺得人要和這樣的評價體系解綁，要去建構自己的評價體系，建立自己的時間線。
人生沒有什麽事是必須要做的，也沒有什麽必須執行的标準。前面說的，東亞文化和西方文化認爲人們必須要做的事情，這兩者都是虛妄的，都是人類建構出來的一套遊戲規則。
某種本來不存在的潛在想法，由于大家都這樣認同，它就好像變成了一個真實的東西。往深處探究，它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覺得人需要去解構很多定義，包括對幸福、成功、人生的定義，這也是很多人覺醒的一次機會。你必須要得審視，你自己是誰，你該過什麽樣的生活，你想過什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