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晗 曹望雲 / 文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成爲一個與衆不同的人，但又怕自己特立獨行而不合群。正是這種 " 既要，又要 " 的自我苛求磨平了原本鋒利的棱角，難道合群就是以失去個性爲代價嗎？" 認識你自己 " 這句箴言源自希臘德爾菲神廟石柱，許多人終生求索卻未必找到确切答案。《我們何以不同：人格心理學 40 講》基于經典理論與現代研究，抽絲剝繭層層深入，回答了當代人對自我的種種疑慮。
自弗洛伊德以降，諸多心理學家緻力于探究 " 人性三問 " 及其背後的真相，北師大心理學教授王芳作爲解密者之一，深入淺出地引導大衆了解人格的形成，激發更深層次的思考。人格心理學要破解的是塑型人格的因素以及各種驅動力，人與人之間無處不在的差異究竟從而何來？人格心理學作爲新興學科，特殊之處在于吸納了哲學、神經科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比哲學更具 " 群衆基礎 "，比神經科學更具人文關懷。
經營之聖、阿米巴管理模式的創造者稻盛和夫在《活法》裏提到了 " 人格 " 的重要性：才智越發超群之人，越需要強大的力量來控制他的才智——這就是 " 人格 "。他也據此給出一個公式：人格 = 性格 + 哲學。性格是人與生俱來的，哲學是在人生過程中學來的，兩者合二爲一，形成人格。然而，現實中即便是 " 六邊形戰士 " 也會遇到職場難題，在不受控的蛻變中戴上社交面具，活成了自己曾經讨厭的那種人。
社會的同化：刻闆印象的傷害
相較于 "MBTI" 這樣的 " 後現代占星術 "，作者在書中介紹了一種名爲 " 大五人格 "（Big Five）的人格特質描述模型。這個模型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逐漸被主流心理學家認可。它用五個維度描述人格特質：開放性、盡責性、外向性、宜人性和情緒穩定性，分别指向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組織能力及自律性、社交及能量水平、合作及受信任程度、情緒變化情況。
在職場招聘場景中，五項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個體對崗位的适配度，人力資源得以在短時間化繁爲簡、對号入座。 但正如該書作者所強調的，此類測試也有缺陷。測試中的評價都由受試者本人做出，但人們很多時候并非自己人格的最佳描述者。哲學家理查德 · 莫蘭 ( Richard Moran ) 認爲，與觀察一個馬克杯不同的是，我們觀察對象是自己，無法拉開觀者被觀者的距離，無法獲得同等客觀性。世界譜系的多元化加速了個體差異化。人與人的差距，有時候比人和狗之間的差别還大。這話調侃又紮心，卻是人間真實。獨立的精神世界，與衆不同的認知、行爲習慣，情感訴求以及價值取向等等，很難以有限的類别進行劃分。
這類測試在社會中引起狂熱，更多是因爲迎合了人類的 " 類别化認知加工天性 " 和抱團本能——人以群分，形成不同圈子是大勢所趨，我們總是在有意無意間尋找同類，同類心照不宣的默契自然會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溝通成本，但人格标簽化的弊端在于自我設限，因此，即便是科學依據的标尺，也隻能當作人生主旋律的參考依據，不能盲目以偏概全。
源于拉丁文 persona 的 " 人格 " ( personality ) ，本意爲演員在舞台表演時戴的面具。人生如戲，全靠演技，因時因地換上不同的角色面具，與其說虛僞，不如說是自我保護，也就是心理學家埃裏希 · 弗洛姆 ( Erich Fromm ) 在《逃避自由》 ( Escape from Freedom ) 中所提到的 " 自動從衆 " ( automaton conformity ) ，" 依附于某種宏大叙事，通過與其他人一樣來将自我隐藏于大衆之中以此獲得安全感 "。米蘭 · 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說到，選擇抛棄集體賦予的意義需要極大的勇氣和精神力量——可見承擔起自由的責任是難上加難。
即使我們拿到了一份足夠 " 客觀 " 的測試結果，但其實也隻是對當下的人格有所解釋，并不能預測未來，它反映的與其說是人格類型（type），不如說是具體人格特質（trait）的顯著程度。因爲所謂的外向、内向，隻是光譜的兩端，而處在光譜上的人在複雜現實境況中做出的選擇則千差萬别。
比如，内向人雖不像外向人那樣 " 社牛 "，但也不一定 " 社恐 "，他們隻是喜歡獨處，避免内耗，但在人際交往上不存在障礙和焦慮情緒。反觀熱愛交際的 " 社牛 "，在 " 嗨聊 " 中不一定交到真朋友，而内向人貌似看起來 " 喪 "，隻是霸氣不外露而已。
内向、外向各有優勢，但社會上長期以來形成的刻闆印象，在很多時候影響了我們對個體的判斷。外向被視爲積極樂觀、情商高的代名詞，内向則意味着消極悲觀、不思進取，這些看法令内向人背負了莫名的壓力。在 " 外向崇拜 " 的生存壓力之下，内向人戴上面具強行合群，簡曆上的 " 性格樂觀 "、團隊裏的頭腦風暴，本來格格不入的他們爲了迎合主流扭曲了自我，被迫成爲 " 僞外向人 "。久而久之，沒有個性的 " 社會變色龍 " 爲了安全栖身而放棄自由。
這種偏見同樣存在于大衆對性别的刻闆印象，從而加劇了男女不平等甚至固化了社會角色，比如很多人認爲領導者應該是男性，女性不适合從事管理工作。而在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兩性勞動分工逐漸趨同，女性顯現出男性氣質會被認爲剛毅，男性若有陰柔氣質則會被诟病，基于刻闆印象造成的隐性傷害打擊面極其廣泛。
人的異化：" 卷王 " 的誕生
網絡盛傳，東亞有三大卷王：不睡覺的韓國人、不吃飯的日本人、不放假的中國人。這種說法頗具戲劇性，也不無道理，各有各的 " 卷 "，但殊途同歸——努力奮鬥實現目标。 " 内卷 " 始于環境的變化，中世紀時代人際關系囿于部落與家庭，一代代人傳承生産工具和勞動技能，個人服從宿命安排，一生少有變動，生活安穩，自然不需要 " 内卷 "。文藝複興時代起，民衆對上帝神聖的信仰日漸式微，傳統社會結構分崩離析，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推動着人類個體命運齒輪的轉動。
作爲人類文明進程的分水嶺，工業革命實現了從工場手工業到工廠大機器生産的飛躍，人的身份也有了曆史性的革新，工人、資本家、消費者，有壓迫有反抗，在以勞力和智力換取金錢求生存的路上，一 " 卷 " 就是幾個世紀。久而久之，空氣污染、極端天氣、" 黑天鵝 "、" 灰犀牛 " 等事件不斷，人人焦慮，消費疲軟，不卷是不可能的。反過來，貧富差距拉大，幸福指數降低，對财富、地位、權力的渴望也會讓人們多有顧慮，不 " 卷 " 更不行。
如弗洛姆說，" 過去的危險在于人們成了奴隸，而未來的危險在于人們成了機器。和奴隸相比，機器不會造反。" 心理學家阿爾伯特 · 班杜拉 ( Albert Bandura ) 的 " 非人化 " ( dehumanization ) 即是将人降格成動物或機器，才有了 " 社畜 " 和 " 工具人 " 的稱呼。
問題的關鍵還在于，人們對卡爾 · 羅傑斯所說的 " 成爲自己 "，在理解上常有失偏頗。究竟是做自己？還是迎合社會做别人喜歡的自己？一旦 flag 架空，人生頓失意義。這種置于人生之外的态度，也是當代人的精神頑疾，即便物質生活富足，也未必增加幸福感。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在與他人的比較中，優越感還是會有跌落的可能，到時對自己重新定位，在不斷對标中迎來高光時刻，" 卷 " 出新境界。
這種 " 卷 " 的狀态，事實上是在與他者的比較中努力擺脫現狀的過程，" 卷 " 出來的自我或是挖掘出潛在能力，真正超越自我，亦或捏造出了扭曲的假象，徒增新的面具。
自我的複歸：遠離内卷，加速進化
" 内卷 " 的說法由來已久，美國人類學家亞曆山大 · 戈登威澤 ( Alexander Goldenweiser ) 最初從藝術維度提出了這個概念，一種風格無法跳脫出既定模式，繼而呈現出精細和複雜化表現。" 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 " 斯賓塞将達爾文 " 适者生存優勝劣汰 " 代入人類社會之中，在有限資源中競争加劇，" 零和思維 " 作祟，越來越多人無視規則造成資源分配失衡，由此帶來人際之間功利性交往和低信任度，催生出面具背後那個不爲人所知、與自我認同相違背的暗黑人格。
複雜多變的外界環境，會迫使個體重新籌劃各自的生活節奏和人生走向，正如個體基于環境适應性考量的生命史理論 ( Life History Theory ) ，個體必須在軀體和繁衍投入之間做出分配時間、資源和能量的權衡。個人渺小的力量無法改變宏觀環境，隻能盡可能提升自身的核心實力，将自身成長和發展置于優先位置，甚至推遲結婚和拒絕生育。" 中年危機 " 常被誤認爲人到中年之後事業、家庭、感情産生的身心危機，事實上榮格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初衷，卻是年輕時打拼奮鬥達成 Flag 摘掉面具後的精神空虛。他們從 " 現實自我 " ( actualself ) 過渡到 " 理想自我 " ( idealself ) ，成全了自己，卻失去了豐滿的人格，自成孤島。經曆過起伏波瀾，依然懷有赤子之心的人寥寥無幾，" 願你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 " 也許隻是美好的期待。
身處燈火通明的職場，個體的能力強弱和優劣勢都被放大。初學乍練的菜鳥對人生規劃一知半解心生困惑是常事，然而身經百戰、見多識廣的資深職場人更是身處迷霧，每個人都在如何保全自己且争取利益最大化上絞盡了腦汁。作者王芳引用了 " 投石假說 "，解釋了個體力量共同協作抵抗外力的效應，因此内卷 ( involution ) 的反義詞并不是投降出局，順勢躺平，而是進化 ( evolution ) ，與其壓迫自我，陷入同類内鬥，不如抱團取暖，在合作和助力等進化選擇中向外尋求對标，實現共赢。但現實社會也有因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導緻集體翻車的現象，比如加勒特 · 哈丁 ( Garrett Hardin ) 所說的 " 公地悲劇 "，無償開放的牧場，随着牲畜的超載而成爲不毛之地，福利變禍害。梅裏爾 · 弗勒德和梅爾文 · 德雷希爾提出的 " 囚徒困境 " 也是相似的兩難選擇。
有的公司也在逐漸洞察真相，在各個維度提升員工的幸福感。反内卷的公司不再 996，而更看重效率和勞動力産出。在人工智能時代，與其壓榨員工加班，防範 " 摸魚 "，不如以差異化的競争吸引人才，畢竟 KPI 考核猛如虎，" 社畜 " 隻要在其位，就不會忘了高懸頭頂的 " 達摩克利斯之劍 "。
德國韓裔哲學家韓炳哲從社會學角度解釋了這一社會精神狀況，他認爲，在 " 績效社會 " 中，個人的價值和地位往往用工作績效來衡量，從福柯式的規訓社會以降，系統性的暴力并未消失，反而僞裝成個體想要 " 更快、更高、更強 " 的自由意志，給全社會籠罩上焦慮、亢奮和倦怠情緒。或許，對真實情況的認知才能啓動對于内卷的真正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