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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豆腐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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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喂養中國？
之前我們在《河南慘在哪？》裏寫了黃淮地區在河南省内發展受到制約的一大原因是肩負着繁重的糧食生産任務。我們也答應了，要分析一下糧食産出地保證糧食出産和經濟發展的矛盾。
提起産糧地，你會想到哪裏？是江南魚米之鄉還是 " 湖廣熟，天下足 "？如果把近 20 年的年糧食産量拿出來看的話，恐怕會大出很多人意料。
1999 年到 2018 年，糧食增産最多的是黑龍江，從 3074.6 萬噸增長到 7506.8 萬噸，翻了一番還多。這主要得益于近年來北大荒的資本化和機械化改革。
而在曆史上看，河南和山東才是傳統上的産糧大省，河南從 4253.3 萬噸增長到 6648.9 萬噸，增長也超過了 50%。山東從 4269 萬噸增長到了 5319.5 萬噸，增長了 1050.5 萬噸。安徽和河北糧食産量稍遜，但是增長也不少，安徽從 2771.2 萬噸增長到 4007.3 萬噸，河北從 2746.29 增長到 3700.86 萬噸，分别增長了 1236.1 萬噸和 954.6 萬噸。
反倒是很多人認知中的南方産糧大省，最近二十年糧食産量增長不多，廣東、浙江、四川的糧食産量甚至還減少了。
可以說，最近二十年 " 南糧北移 " 趨勢明顯，糧食生産進一步向東北和華北集中，全國産糧三大省是黑龍江、河南和山東，而且其糧食産量還在不斷增長。
這些省份糧食增産背後，是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的不斷擴大。
國家統計局尚未有 2018 年的糧食作物播種面積，但是在 1999-2017 年間，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擴大最大的省份是黑龍江，從 809.9 萬公頃增長到了 1415.4 萬公頃，擴大了 605.5 萬公頃。河南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擴大也很大，從 903.2 萬公頃擴大到了 1091.5 萬公頃，增長了 188.2 萬公頃。山東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從 809.9 萬公頃擴大到了 845.5 萬公頃，擴大了 35.6 萬公頃。安徽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從 593.4 萬公頃擴大到了 732.1 萬公頃，擴大了 138.6 萬公頃。河北則從 665.8 萬公頃擴大到了 723.6 萬公頃，增長了 57.8 萬公頃。
而傳統上的魚米之鄉、天府之國，湖南、江蘇、浙江、廣東、四川的糧食作物播種面積都在減少。
這些年全國糧食産量的增産，伴随着南方産糧大省的糧食産量增長較慢或減少、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縮小以及北方産糧大省糧食産量大幅增長、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增長的局面。
而在增産和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擴大較爲明顯的幾個北方省份裏，黑龍江地廣人少，工業基礎好；山東臨海适宜引進外資和發展進出口貿易，自然資源充足而且政治資源也相當好，也适宜發展工業；唯獨河南，自然資源不大适合發展工業，深居内陸也限制了工業發展，人口衆多，農村人口也很多，産糧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河南的發展。
南陽爲什麽這麽慘？
對于農業制約了河南的發展，河南的南陽和我們之前寫過的黃淮地區都是相當典型的例子。
上次我們在 2019 年寫的《河南慘在哪？》裏寫了黃淮地區在河南省内發展相對不好，就有讀者朋友說了：" 我們南陽常住人口一千萬，都還沒高鐵呢！"
确實，南陽常住人口一千萬，這一個地級市就占了河南人口超過百分之十。可是南陽的發展也并不盡如人意。
南陽的人均 GDP 遠遠落後于省會鄭州，也常年落後于河南人均 GDP，和黃淮地區發展情況類似，在 2018 年低于信陽市。
從城鎮化率來看，2018 年城鎮化率，南陽爲 46.2%，比周口、商丘、駐馬店好些，低于信陽，排名省内倒數第五，遠落後于河南省整體 51.71% 的城鎮化率。
爲什麽南陽和黃淮地區經濟發展較爲落後呢？
在《河南慘在哪？》裏，我們分析過，黃淮地區有着大量耕地，發展工業就比較困難。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南陽身上。
黃淮地區和南陽的耕地面積加起來占了全河南省耕地面積的一半還多，其中南陽耕地占全省耕地的 13.0%。
黃淮地區和南陽是河南省耕地較爲集中的區域，而它們也是河南省經濟發展緩慢的縮影。糧食生産任務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河南省的經濟發展，而省内有條件、有政治資源發展工業的地市發展相對較好。
南陽的城鎮化率爲 46.2%，考慮到其 1000 萬左右的常住人口數，農村人口在 540 萬左右。黃淮地區常住人口裏有将近 1600 萬人是農村人口，南陽和黃淮地區常住人口裏農村人口加起來就超過 2000 萬人。
然而這些人在自己的家鄉找到農業之外的工作并不容易。南陽的第一産業占經濟總量 14.7%，第二産業占 41.4%，第三産業占 43.9%，也就比黃淮地區四個地級市要好一點，還是遠落後于河南平均水平，更别說和鄭州比了。
所以我們在《河南慘在哪？》裏提到 " 既然是常住人口，那麽他們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還是留在當地的，不可能跨市打工，這約 1600 萬人會常年被束縛在土地上 "，這個觀點可能是有問題的。因爲黃淮地區四地市和南陽都不能提供大量非農業崗位，當地人也不傻，怎麽會不出市打工呢？加上南陽，這五個地級市有兩千多萬農村常住人口，不可能全束縛在土地上的。
畢竟常住人口數字統計起來并不精準，可能其中不少人已經出市乃至出省打工了。在去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上，南陽的年末全市總人口 1198.07 萬人，常住人口 1001.36 萬人，也就是将近 200 萬人出市打工，實際數字大概率要比這個多。然而我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所以此處存疑。
南陽位于中國古代地理上著名的闆塊交界地帶南陽盆地，随處可見大片的平地。在農業社會，這是極好的條件，尤其在東漢年間，南陽可能迎來了其曆史上的巅峰期（畢竟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出身于此）。
但是現在，它大量的耕地和糧食生産任務使得它發展工業受到制約。當然，南陽的自然資源比起黃淮地區要優厚一些，但它同樣離海比較遠，在改革開放後大力引進外資和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時代背景下，這一點是相當大的劣勢。
而且按理說放在古代，南陽多少處在交通要道上，連接着襄陽和洛陽。但到如今，河南的中心東移到了鄭州，湖北的中心東移到了武漢，京廣線在河南境内經過鄭州南下過許昌、漯河、駐馬店、信陽後就能進入湖北并在湖北境内聯通武漢，不用經過南陽，所以南陽除非修專線或托其他線路的福，不然也就像現在這樣，直到 2019 年都沒有直通鄭州的高鐵。
糧食安全也是公共服務
爲什麽種糧食會越種越窮？除了農業産值根本比不上工業等原因之外，還有其他原因。
在很長一段曆史時期内，國家政策向工業、城市傾斜，導緻農村承受了很多經濟壓力。
比如爲了保證糧食安全，也保證種糧農民的利益，國家會制定最低糧食收購價。但是這一價格有時候是低于市場價格的，甚至在有些時候低于成本價，那就等于産量越大越虧本。
而正如剛才我們提到的那樣，有些省份的糧食産量和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在減少，有些則在擴大，這就意味着産糧任務愈發集中于像河南這樣的省份。而近幾年糧食不斷增産，價格又被平抑（糧價飙升是會影響社會穩定的），此時糧食的主銷區（輸入糧食的地區）處于主動地位，而主産區（輸出糧食的地區）則陷入被動。
一方面，糧食價格相對較低，主産區賺不到多少錢，有的時候爲了維護糧價穩定地方政府還可能給糧食生産提供補貼，但這筆補貼随着糧食以相對較低價格流出主産區，等于變相補貼了糧食主銷區。
另一方面，糧食主産區爲了保證糧食安全，發展經濟作物種植或工業都受到了制約，逐漸增長的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即可說明這一點。而主銷區則可以放手批土地搞工業，或者發展經濟作物種植，等于糧食主産區變相承受了工農業剪刀差。
可以說，最近二十年糧食産量增長，河南這樣的産糧大省做出了很大犧牲。
而且河南糧食增産還有其他代價。
衆所周知，糧食增産要靠地裏的氮磷鉀。但是自然界裏補充氮磷鉀的機制不多，金坷垃也沒法吸收兩米下的氮磷鉀，最終隻有地表那一層的營養是可用的。農民隻能靠人工不斷補充才能保持土壤肥力，堆肥什麽的周期太長，效率高還得是用化肥。
所以在中國有了大規模生産化肥的能力之後，糧食産量才有了長足進步。很多小清新一提化肥都覺得是有害無益的東西，肯定是吃太飽了。
然而化肥的作用也是有邊際效應的。長期施用化肥對增産的邊際效應遞減，就會出現化肥施用量增長很快，糧食産量增加相對較慢的局面。2000-2017 年，河南農用化肥施用量增長了 68.0%，糧食産量則僅增産 59.1%。
化肥施用邊經濟效應遞減，一方面形成了爲了增産，就要施用更多化肥的情況，使得農民種糧成本進一步被推高；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化肥濫用，破壞土壤結構造成土壤闆結，多餘的化肥流入地表或地下徑流，在河流湖泊造成水體富營養化——濫用化肥會造成土壤污染和水污染。
對于國家來說，由于穩定低價的糧食是必需的公共服務，産糧區的糧食生産任務自然是重要的利益訴求；對于産糧區地方政府來說，産糧區的糧食生産任務則是地方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因此執行并不堅決，需要自上而下的壓力；對于農民，由于成本收益比不劃算，産糧區的糧食生産任務執行的積極性不高，而且還會有環境隐患。
三方博弈，真的太難了。
農村負擔曾經很重
除了産糧和其他農業産品，農村還做出過很多貢獻和犧牲。
比如 2002 年 , 農村所創造的增加值占中國 GDP 總量的 46.1%，但是占用的貸款隻占全社會貸款總額的 10.4% ——流入農村幫助農村發展經濟的資金本來就少，征收效率卻相當高。類似的，還是在 2002 年，中國全社會教育開支裏僅僅 23.1% 用在農村，全國各級财政衛生事業經費開支裏隻有 15.5% 用于農村，而當時中國農村人口還占總人口的大多數。
基層财政甩包袱後，爲了維持基層基本運作，加在農民身上的額外稅費曾經越來越重，農民的負擔也一度加重。
比如 " 三提五統 " 中 " 三提 " 是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按規定從農民生産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級維持或擴大再生産、興辦公益事業和日常管理開支費用的總稱，包括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三項。" 五統 " 是指鄉（鎮）合作經濟組織依法向所屬單位（包括鄉鎮、村辦企業、聯戶企業）和農戶收取的，用于鄉村兩級辦學（即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修建鄉村道路等民辦公助事業的款項。這些就是用于鄉村日常運作的費用負擔。
現在的人可能對 " 三提五統 " 比較陌生，對上世紀末的各種農村稅費也并不熟悉。稅收好歹有法可依，費用罰款則沒輕沒重，" 一稅輕，二稅重，三稅四稅無底洞 " 就是說的這一現象。就更不用提計劃生育的罰款了，" 扒房牽牛 " 不是隻停留在口号上。
所以本世紀初取消農業稅和各項農村繁雜稅費，無疑是一項善政，城市反哺農村也有其必要性，扶貧的意義也并非隻停留在維穩之上。
城裏人欠農民的東西太多了。
而上文提到糧食主産區提供的糧食安全保障是一項公共服務，則更有助于大家理解在我們這個大一統國家之下不同地方的利益博弈問題。比如很多河北人覺得北京治理環境建立在河北經濟自我限制的基礎上，值得一份轉移支付，那麽負責産糧的河南同樣值得一份轉移支付。
農村起到的另一大作用是消化多餘勞動力，爲就業提供緩沖區。
受金融危機影響，東南沿海大片工廠停工的時候，在 2009 年第一季度末，不再繼續外出的返鄉農民工中有 64.1% 在本地從事農業——雖然現在種地餓不死也富不了，但假如他們在農村沒有土地，恐怕失業問題就是影響社會穩定的問題了。
而對于河南省來說，全力發展鄭州也是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了。全省保障糧食生産安全的任務重，隻能在本身工業基礎好、政治資源多的省會大力發展工業和服務業，盡量吸納省内勞動力。起碼他們不用離開河南去打工了—— 2018 年河南省際淨外出人口增量比 2017 年減少 31 萬人。其他人口向省外流動的大省打造強省會吸引省内人群到省會發展，也是類似的迫不得已。
而像南陽這樣的地方，誰都靠不上，一面要守住耕地紅線爲全國一盤棋做貢獻，一面也要拼命擠基礎工業用地并吸引客商前來落戶。
幾年前引入的青年水氫車看上去是很荒誕，但是，領導不點贊又能怎麽辦呢？水氫車這種項目被證明是做不成的，頂多投資受損，可要是當地出了影響聲譽，名聲在外的不好的事情，倒有可能影響更多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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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