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企業應借好國家新型舉國體制的東風，進一步加大研發投入，破解 " 卡脖子 " 的關鍵技術。而理解新型舉國體制對于環境變化影響，識别出來我們走進了一個什麼樣的好時代，改變我們的決策和認知，才能順勢而為，靠有技術含量的新産品赢得新的競争機會。
面對美國政府近年來持續的經濟制裁，尤其是 2022 年 10 月 7 日美國政府頒布的針對中國芯片産業的一攬子打壓政策，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産業自主技術創新已經成為我們唯一的選擇。
2022 年 9 月 6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召開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的意見》。會議指出，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要把政府、市場、社會有機結合起來，科學統籌、集中力量、優化機制、協同攻關。
會議首次提出用新型舉國體制破解 " 卡脖子 " 産業技術難題，什麼叫新型舉國體制？什麼情形下需要新型舉國體制？如何踐行新型舉國體制？等等，作為一位來自一線的企業工作者，國家情懷油然而生，也想對這一必要而迫切的重大國家舉措談談個人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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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失靈與技術創新帶動體制創新
當國家産業經濟安全遇到嚴峻外部挑戰，或者重大風險性技術創新不能通過市場機制解決的情形下，舉國體制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
舉國體制最早源于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了把以民用生産為主的美國工業迅速轉向以軍工為主的生産，美國國會通過緊急立法設立了一個 " 史無前例 "、隻對總統負責的特殊機構——戰時生産局。美國知名的、對美國軍事技術創新發揮巨大作用的 DARPA（國防先進研究計劃署）就是 " 舉國體制 " 的産物，2021 年美國頒布的《無盡前沿法案》也是參照了這一組織體制，想把這一套成功的體制複制到市場經濟領域。DARPA 近些年特别強調民用技術對軍事技術的反哺，類似于我們所說的軍民融合。不可否認，DARPA 在美國的科技創新尤其是科技成果的商業轉化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包括大家熟悉的互聯網技術最早也是源于軍方技術。
上世紀中央專委是中國式舉國體制的産物，後因文革而停止，但其在中國 " 二彈一艇一星 " 國防科技創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但顯然，過去的舉國體制并不适合現代産業科技創新的需要。
研究中美的舉國體制模式，我發現有三個共同點：
一是項目針對的是需要突破關鍵性技術的産品化技術或者對于當下而言一定是商業化的産品技術，絕對不是我們常說的大學科研院所承擔的基礎性技術創新攻關，也不是我們傳統認知的一般性應用技術，是一種外部經濟性很強的商業化技術。這也是美國 DARPA 為什麼要設一些财務性職位，就是要對科技創新項目的經濟價值進行評估。
二是有明确的項目時間節點要求，時間節點考核甚至會成為項目繼續與否的關鍵指标之一。
三是組織機構簡化且運作市場化。據說 DARPA 内部公務員編制人員不到幾十人，大部分是社會化的财務專業人員和項目經理，DARPA 不幹涉創新開發過程，僅根據相應标準進行立項審批和績效評價，給予項目工程師較為寬松的開發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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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舉國體制是舉國體制 2.0，
是适應當下的升級
舉國體制既不是計劃經濟産物也不是市場經濟産物，而是在市場失靈情形下一種産業科技創新攻關及其成果轉化的模式。
新型舉國體制提出并不是無本之木，是過去我們在國家實踐當中政府、市場、社會有機結合起來，形成的一種創新有效力量，隻不過過去是在發展過程中，把過去的舉國體制自然與市場，社會的結合。今天提出來，從自然到必然，會加速這種力量。
正确理解 " 新型舉國體制 "，一是要充分理解什麼叫新型？
新型主要是針對這種模式的運作體制機制而言，" 新型舉國體制不同于集中力量辦大事 "，政府不能大包大攬更不能因此成立官僚化行政機構，而是 " 要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加快轉變政府科技管理職能 "。
山東人才集團王衛中董事長曾說 " 科技創新成效低下的部分原因是産學研聯合運作體制機制存在制度性缺陷 "，大學即科研院所多屬于事業體制，對科技創新成果的産品化、市場化缺乏必要的專業認知，而且研究目标有時候也并非在于商業化。
根據 2022 年 7 月國家知識産權局發布的《2021 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2021 年，我國有效發明專利産業化率為 35.4%，其中，企業有效發明專利産業化率達 46.8%，科研單位為 15.6%，高校僅為 3.0%。因此，對于新型舉國體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強調 " 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 "，産業價值鍊 " 龍頭 " 型企業或者類似于美國科技創新中的市場化中介機構要肩負産業科技創新的主體責任。二是如何恰當發揮舉國之力？舉國之力常指政治、政策、财政、金融、國土、市場、人力、外交、國防、輿情等十大主體之力，是國家力量的恰當運用。因此在産業經濟領域要慎用 " 舉國體制 "，不能使之常态化，否則會造成巨大社會浪費，尤其容易滋生腐敗，要在特殊場景、非常時機時候采用。
我國是市場大國但為何不是技術強國呢？這是近期困擾大家的熱點話題。我國是汽車消費大國但關鍵技術并不掌握在中國企業之手，我國是手機第一消費市場但蘋果手機卻攫取了全球手機市場約 80% 的利潤，我國是筆記本電腦的第一消費市場但自産芯片自産操作系統市場占比微乎其微，這種情況不勝枚舉。市場優勢并未轉化為技術優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國缺乏鍊長型企業主動擔當行業關鍵産品性技術創新的重任，深層次原因是市場失靈情形下缺乏政府引導下的重大産業科技創新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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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發生的變化：
産業科技創新與政府角色轉型
我在對優秀企業創新實踐經驗的研究中發現，産業科技創新的關鍵成功要素主要包含人才密度、數據中台、資本投入和企業家精神四個方面。
1、人才密度：這是近些年谷歌、奈飛、蘋果等全球科技巨頭提出的一個新概念，我們在給複星提供相關管理咨詢過程中也對人才密度的定義進行了相應規範，企業不同定義不同，像南京鋼鐵提出的 " 燈塔人才計劃 " 就是人才密度概念的延伸。毫無疑問，科學家人才對重大産業科技創新的貢獻不同于一般性科技人才，像谷歌就彙聚了全球約 50% 頂尖數字科技方面的科學家，帶動了谷歌在大數據科技方面的快速發展。再如華為就以 " 一杯咖啡吸收世界的能量 "，在全球設立研究所招募全球科學家。争奪頂尖科學家人才已經成為全球科技巨頭的人力資源管理重點。
2、數據中台：這代表企業研發的積澱也是研發能力的體現。科技創新需要積累，這是為什麼全球一流企業非常注重數據中台建設，關鍵科技技術攻關需要時間，切忌搞 " 大躍進 " 式運動。基礎研發、原創技術研發等往往帶有一定的誤導性，" 熊彼特式 " 創新不一定适合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需求，數字技術時代，産業科技創新模式已經轉化為" 積木式 " 創新，創新進化程度與場景數據緊密正相關，所謂 "0 到 1" 創新也是在前人研發成功失敗的基礎上開展的。我曾在德國一家知名車企參觀時候發現，他們企業創立之初的第一張圖紙、第一次試産數據居然都完好保存着，但我國的部分企業，在研發數據管理方面确實存在重視不夠保存不整的問題。
3、資本投入：資本投入和财政投入是不同的概念。我國政府對科技創新非常支持，十年來，中國對高科技的投入翻了一番，從 2012 年的将近 10 萬億元增至 2021 年的将近 20 萬億元。但結果并不令人滿意。據調查統計，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約為 15%，最終轉化為工業産品的成果不足 5%，而歐美發達國家的轉化率則高達 45％。其中部分原因是科技創新并未被市場所認識所認可，資本其實是很好的篩選手段。
山東人才集團王衛中董事長提出人才金融概念，即一是從激勵的角度推動人才資本化，二是從市場估值的角度推動人才科技創新成果資本化，他認為通過人才金融可以市場化甄選出産業科技創新人才及項目，降低政府投資風險，為此山東人才集團還開創了技術經紀人中介服務，專門為科技創新人才提供對接資本市場的專業服務。為什麼我們認為王衛東董事長提出的人才金融概念對科技創新非常有借鑒意義呢？我曾服務過一家高科技上市公司，創始人非常重視科技創新，公司每年拿出大量的财務資金投入新産品研發，研發投入比率在行業中遙遙領先，但研發成效非常不理想，很多新産品研發遙遙無期，導緻公司财務報表狀況不佳，最後不得已砍掉了很多研發項目。但是我們服務過的另外一家上市公司，通過高管團隊、創業團隊、産業基金共同資本投資的模式，推動新業務研發，研發團隊的市場意識、效率意識明顯不同，新業務不到二年時間就 " 開花結果 "，不到四年時間就獨立上市了。
4、企業家精神：對産業科技創新引導及其成果轉化往往發揮着關鍵作用。我們常說，數字經濟時代，場景驅動技術、技術定義市場。用技術去改變傳統市場或者去創造新市場，需要企業家精神。我們研究發現近代美國的企業家精神，更多的是基于技術創新的新市場定義能力。企業家精神不僅與企業内部的激勵機制設計有關，也與外部的市場制度環境有關。美國為什麼創造了這麼多經濟機會和财富？諾貝爾經濟學家諾斯曾研究過，一是科技創新，二是法院等公正地執行合約的法律工具必不可少，就是我們常說的法治環境，後者會降低企業家預期的不确定性，解除企業家的 " 後顧之憂 "。法治建設不僅有助于保護企業家精神，也有助于保護知識産權。
大家都知道，《拜杜法案》是美國科技産業得以快速崛起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因為該法案把國家科研基金資助下取得的科技成果、專利發明的歸屬确認權，下放給了大學和科研機構，這就大大提高了科研成果轉化的效率和科研人員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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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機會，借助大勢做出時代科技含量好産品
把握大勢，就要正确認識新型舉國體制與産業科技創新要把握幾個要點：
一是健全産業科技創新項目選擇機制，外溢強、易擴散的産業關鍵産品性技術是重點。
二是完善産業關鍵科技創新主體選擇機制，即挑選産業鍊長型企業或者政府引導下市場化中介機構擔任科技創新主體，後者類似于産業應用技術研究院。
三是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項目運作評價機制，強調項目績效評價的專業化、透明化。四是匹配相應的政策保障機制。不僅僅是相關的财稅扶持政府，尤其是探索适度的市場保護政策，效仿歐美發達國家，強化數據的特許經營權或數據保護，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是核心的經營資産，掌握數據意味着一定程度上控制市場，以市場換技術在美國科技霸淩情形下也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
在數字經濟時代，通過産業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創新，我們期待國家不僅能成為市場大國也能成為技術強國，通過有技術含量的産品，赢得新一輪的全球競争力。（本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