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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後,"K 型 " 複蘇一詞逐漸走紅。此詞由摩根大通的分析師提出,最初是用來描述美國疫情後經濟活動複蘇的分化,然而,就其複蘇分化這一本質特征來說,已成爲一種全球性普遍現象。"K 型 " 現象在經濟中無處不在,從國家到行業,從區域到産業…… "K 型 " 複蘇産生的原因是什麽?"K 型複蘇 " 将産生什麽影響?我們可以得到什麽啓示?
K 型複蘇是什麽?
經濟遭遇整體性衰退後,一部分反彈上升,另一部分仍處于低位
2020 年 " 新冠肺炎 " 疫情爆發後,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美國 GDP 在當年第二季度出現了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收縮,下滑幅度高達 32.9%,經濟很快陷入蕭條。
爲了應對沖擊,美國政府采取了大規模擴張性貨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穩定宏觀經濟和金融系統。
由此,各界普遍預期美國經濟在經曆嚴重沖擊後會出現反彈,然而以往經濟危機後觸底反彈的 "U 型 ""V 型 " 複蘇并未出現,反而呈現出 "K 型 " 複蘇的特點。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出現分化。雖然美國經濟大幅下滑,但美國股指卻屢創新高。
二是不同行業之間出現分化。奢侈品、電子商務等行業強勁複蘇,而航空、旅遊、娛樂休閑等行業依然十分困難。
三是疫情對不同收入階層的影響出現分化。高收入人群所受沖擊較小,低收入人群所受沖擊較大。
四是勞動力市場出現分化。技術工人失業率相對較低,而非技術工人失業率相對較高。
五是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出現分化。大型企業融資環境較好,現金流充裕,而中小企業融資難度較大,資金較爲緊張。
一般來說,經濟學家用四個字母來描述經濟複蘇,分别是 "V 型 "、"U 型 "、"L 型 " 和 "W 型 "。
"V 型 " 複蘇是指經濟增速出現大幅下滑後快速複蘇,這個過程大概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衰退給經濟帶來的損傷較小。
"U 型 " 複蘇是指經濟增速在出現大幅下滑後不會馬上複蘇,經濟處于底部的時間較長,可能在幾個季度後才會出現顯著複蘇。
"L 型 " 複蘇是指經濟增速大幅下滑後經濟處于底部更長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衰退會給經濟造成永久性沖擊,經濟可能長期持續處于低迷狀态。
"W 型 " 複蘇是指經濟增速出現大幅下滑後快速複蘇,但随後又出現大幅下滑,之後再度反彈 , 經濟複蘇呈現不穩定的狀态。
"K 型 " 複蘇是在 2020 年 " 新冠肺炎 " 疫情後由摩根大通的分析師首次提出,用來描述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以及不同人群複蘇的不平衡性。
當經濟遭遇整體性衰退後 ( 類似于 "K" 的一豎 ) ,經濟的不同部分以不同的速度、時間或程度複蘇 ( 類似于 "K" 的兩臂 ) ,這種類型的複蘇被稱爲 "K 型 " 複蘇。
根據摩根大通的分析,新冠肺炎後複蘇路徑分爲兩個方向:上臂代表複蘇速度較快的科技型企業、大型企業、虛拟經濟部門及其從業人員,下臂代表複蘇速度較慢的非科技型企業、小型企業及其藍領工人。
"K 型 " 複蘇與以往對于經濟複蘇路徑的認知存在本質區别。此前,經濟學家普遍認爲,經濟衰退和複蘇的周期在經濟的大部分甚至所有部門中具有廣泛的相關性。
不管是 "V 型 "、"U 型 "、"L 型 " 還是 "W 型 " 複蘇,經濟内部的分化都不是十分明顯,而 "K 型 " 複蘇與前述各種類型的複蘇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 " 分化 "。
盡管經濟的某些部分可能在經濟衰退後立即出現複蘇,但其他部分可能仍然低迷,甚至會繼續下跌。
"K 型 " 複蘇不是美國 " 獨有 "
中國也存在 "K 型 " 經濟迹象
"K 型 " 複蘇雖然最先描述的是美國經濟複蘇狀況,但就其複蘇分化這一本質特征來說,是一種全球性的普遍現象。
一是除我國外,發達國家的複蘇總體上快于發展中國家,快于新興經濟體國家和地區。
二是世界金融經濟的複蘇快于實體經濟的複蘇。
三是世界各國高技術經濟的複蘇快于其他經濟的複蘇。
四是知識型、技術型階層人員在就業與收入方面,最先擺脫疫情的困擾,而不少其他非知識型和技術型階層的人員仍然處于疫情困擾之中。
我國 2020 年成爲全球大型經濟體中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國家,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在我國看到一些 "K 型複蘇 " 迹象。
從區域看,高新技術産業發達的地區與城市,如沿海地帶的杭州等,經濟增長的現狀和前景相對優于其他地區與城市。
從行業看,金融經濟、平台經濟、高新技術經濟等增長明顯優于其他類型的經濟,特别是優于受疫情嚴重影響的旅遊、航空等行業。
部分行業的内部也出現了 "K 型 " 複蘇。比如,酒行業就出現 "K 型 " 分化的趨勢,其中 K 型的上揚部分是社交性高端名酒,K 型的下降部分是嗜瘾性酒類消費。
中國酒類消費具有 " 階梯型 " 與 " 區域性 " 特征,這是中國酒行業持續分化的大背景,也是中國酒行業能夠分化的内在推動力,而新一代消費者在飲酒文化與社交偏好上的個性化需求,直接帶來中國酒行業的分化。
從産業鏈來看,産業鏈前端成本上漲向後端傳導,2021 年上半年國内上、中、下遊制造業利潤兩年複合增長率分别爲 30.1%、20.3% 和 3.4%。
從經濟指标來看,GDP 領域的投資部分、消費部分均出現了比較明顯的 "K 型 " 特征。
投資領域中主要的投資項目是固定資産投資、基建投資、房地産投擇、制造業投資、高新技術制造投資,制造業投資和高新技術制造投資在 2020-2021 年兩年的平均增速分别爲 2% 和 17.1%,呈現出比較明顯的 "K 型 " 分化。
此外,固定資産投資内部還可以細分爲地産投資、固定投資、制造業投資、軟件投資和計算機投資,其中軟件投資和計算機投資處于明顯上升趨勢,相比而言,地産投資、固定投資和制造業投資的整體漲勢較緩,也呈現出分化的 K 型特征。
在消費領域中,疫情發生後的兩年,新能源汽車銷售和汽車整體銷售的平均增速分化較爲明顯,新能源汽車銷量的兩年平均增速爲 95.96%,而汽車行業整體銷量的兩年平均增速爲 2.4%。
爲何會有 K 型複蘇?
技術叠代和宏觀政策受益差異的影響
經濟數據呈現出 K 型特征一方面意味着部分行業迅速恢複,而且強勁增長,但部分行業卻依舊受疫情影響而複蘇遲緩;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有的社會資産在升值而有的社會資産在貶值,同時意味着社會财富分配中的不平衡加劇,有的人收入财富急劇增加,有的人卻貧窮失業。
疫情之後,全球經濟複蘇的 K 型特征之所以十分明顯,且成爲全球性的普遍現象,與當今國際經濟社會和技術變革以及疫情下的宏觀政策調控緊密相關。
首先是新技術叠代的影響。技術變革,特别是以數字技術爲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以及生物技術影響着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與變革。
處于技術革命領先地位的國家、地區和企業,在經濟危機中具有強大的抵抗力,在經濟複蘇中也必然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
其次是宏觀政策受益差異的影響。每一輪危機之後的宏觀刺激政策都會對财富分配造成深遠的影響,這是因爲貨币天然具有分配效果。
美國經濟學家的研究顯示,不同群體在經濟衰退中受到的負面影響和在經濟繁榮中獲得的收益有較大差異。
一般而言,弱勢群體在經濟衰退中受到的負面沖擊更顯著,卻隻能在經濟繁榮持續一段時間後才能收益。不同群體的收入結構有明顯差異,同時也具有不同的周期敏感性和利率敏感性。
面對新冠疫情突然襲擊下的産業鏈、供應鏈斷裂,以及随之而來的經濟停擺,各國各地區采取了積極的财政貨币政策、産業扶持政策等宏觀調控措施。
但由于對政策的受益程度不同,使得經濟主體中的一些部分比其他部分受益更多,使得企業的經濟表現呈現出 K 型特征。
以美國爲例,在美國實體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美聯儲的貨币刺激計劃推升了金融資産價格,造成虛拟經濟領域複蘇程度好于實體經濟,而注入經濟體的巨額流動性多流向權益和固定收益類資産。
一般來說,财富水平越高者,其權益和固定收益類資産占比越多,中低收入者因權益和固定收益類資産很少,所以幾乎不能受益于資本市場。
再者,貨币政策刺激主要受益者往往是大企業,他們可以通過政策刺激更方便地發行低息債券或者直接拿到補助來渡過難關,相關高層人員的待遇也得到保障,而廣大的小企業和個體往往沒有渠道拿到這個好處。所以,大企業往往比中小微企業更易實現複蘇。
因此,伴随着每一次危機後的貨币政策刺激,貧富愈發分化。金字塔底端的大多數人不僅沒有享受到經濟複蘇所帶來的就業改善和收入提高,反而由于房價、股價以及通脹上漲進而導緻生活境況的下降。
"K 型 " 複蘇是一把雙刃劍
一邊拉大貧富差距、産業間差距,一邊優化資源配置
客觀地看,在全球範圍内,"K 型複蘇 " 是一把雙刃劍。
從負面影響看,首先,"K 型 " 複蘇可能拉大貧富差距。
疫情導緻低端産業的衰退甚至停産停工,進而引起就職于低端産業的低收入群體的财富進一步萎縮,高新技術産業以及互聯網服務業在疫情期間複蘇快,甚至有可能受益于強制居家工作生活的模式,使得本來就屬于社會高收入層次的群體收入穩步上漲。
"K 型 " 複蘇直接引起高低收入群體增速不均衡,從而導緻不同的收入群體财富差距更爲顯著:我國财富基尼系數從 2000 年的 0.599 持續上升至 2015 年的 0.711,随後有所緩和,降至 2019 年的 0.697,但 2020 年疫情沖擊下再度上升至 0.704。
貧富差距的拉大不利于社會穩定和社會團結,也違背了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目标 " 共同富裕 "。
其次,疫情沖擊後不同的産業、行業複蘇速度不一緻,導緻近兩年産業間差距擴大。
房地産、交通運輸、電影文娛、旅遊業、住宿餐飲、實體零售、制造業、線下教育培訓等相關行業在疫情期間都受到較大沖擊;
受疫情防控的特殊要求,醫療衛生用品、快遞外賣,各類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比如線上教育、線上文化娛樂等細分領域在疫情期間逆勢增長。
國際貨币基金組織 IMF 通過比較 1995 年以來主要行業增加值增速發現,疫情在 2019 年對于經濟增加值的沖擊達到 7.5%,其中對于交通運輸和住宿餐飲的負面影響最大,分别高達 -14.7% 和 -16.1%。
同行業内企業間的差距也進一步拉大。疫情利好的行業中,處于行業龍頭位置的企業依托品牌效應、資金實力、人才儲備、高效管理,反而加速布局,在行業中進一步建立護城河,借助疫情特殊時期,拉大了與同行業綜合實力靠後的企業之間的差距。
而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中,中小微企業在原本較爲艱難的經營上雪上加霜,同行業内企業間差距進一步拉大。
疫情沖擊的主要是傳統行業,大量的傳統企業處于複蘇相對乏力狀态,這不僅會損傷大量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元氣,也會影響到民衆基本生活用品和服務的供給,影響普通人群的就業,從而進一步加劇社會的貧富分化,引起社會矛盾的激化。
不過,也有觀點認爲 "K 型 " 複蘇不是隻有負面影響,即 K 型複蘇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引導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産要素朝高技術産業、新興産業方向集聚,加快産業轉型升級。
疫情後中美兩國乃至世界的經驗表明,經濟危機對于經濟中弱勢主體的影響更大,無論是低收入人群還是中小企業都會受到較大影響。
因此,當經濟面臨外部沖擊時,一方面需要通過總量型政策穩定宏觀經濟形勢,另一方面需要通過結構型政策加大對經濟中弱勢主體的支持力度。
這樣才能避免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緩解因外部沖擊而可能帶來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有助于經濟盡快恢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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