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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的确,如果當你得知世界還有幾分鍾就要徹底毀滅的時候,内心的活動估計是:反正也要毀滅了,不如躺平接受在死亡面前的人人平等。這也是批評者對于 " 世界末日時鍾 " 的質疑所在——這種倒計時的設置反而會增加人們的負面情緒,從而陷于惰怠。不過,也要看到這種提醒的積極意義,即,也許你真的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來将指針撥回一分鍾。
事實上,相較于核戰争威脅,我們面對的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已經更爲普遍:罕見的高溫屢破記錄,被延長的花期導緻越來越多的過敏,工業化污染讓你不得不添置額外的空氣淨化器和口罩等等。在這個時候,或許我們應該問自己:在這個日益不穩定的世界裏,我能做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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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3 日,總部位于芝加哥的非營利性研究和教育組織《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将 " 末日時鍾 "(The Doomsday Clock)指針調至距午夜 100 秒的位置——這是其 74 年曆史上最接近午夜零點的一次(午夜零時象征世界末日來臨。2023 年 1 月,迫于俄烏戰争的威脅,末日時鍾又向前調整了 10 秒,此時距離子夜僅剩 90 秒,進一步打破了三年前的紀錄,是末日鍾自設立以來最接近午夜零時的一次。編者注)。
據《公報》稱,這一變化反映了氣候變化、核擴散和錯誤信息對全球帶來的日益嚴重的威脅。但末日時鍾到底是什麽?它從哪裏來?如何更新?它能告訴我們關于 20 世紀和 21 世紀不斷變化的全球災難風險的哪些信息?
末日時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45 年,當年發生了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事件。在那一年,一群曾參與曼哈頓計劃的芝加哥科學家,包括物理學家海曼 · 戈德史密斯(Hyman Goldsmith)和生物物理學家尤金 · 拉賓諾維奇(Eugene Rabinowitch),創立了《芝加哥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of Chicago),這是一本旨在向公衆提供關于核武器日益威脅信息的通訊月刊。
1946 年,尤金 · 拉賓諾維奇(右二)在芝加哥大學校園。© Sage Journals
兩年後,當拉賓奇和戈德史密斯決定将通訊擴展爲一本正式的雜志時,他們邀請藝術家馬特爾 · 蘭斯多夫(Martyl Langsdorf)爲雜志設計封面,她是物理學家兼公報會員亞曆山大 · 蘭斯多夫(Alexander Langsdorf)的妻子。
上世紀 40 年代,馬特爾 · 蘭斯多夫和她的女兒。© Washington Post
起初,馬特爾考慮繪制一個巨大的字母 "U" 來代表鈾,但在傾聽了其他公報科學家之間的對話後,她意識到這本出版物的本質不是核武器本身,而是它們構成的全球災難的嚴重風險。因此,正如《原子科學家公告》網站所述:
" 她畫了一個時鍾的指針,滴答作響到午夜。就像原子彈爆炸的倒計時一樣,它暗示着如果沒有人采取行動阻止它,将會迎來毀滅。"
" 末日時鍾 " 首次亮相在 1947 年 6 月的《公報》封面上,時針被設置在午夜前 7 分鍾。盡管最初這個位置沒有特别的含義——馬特爾承認她之所以放置指針是出于 " 美觀的原因 " ——但它仍然成爲以後所有調整的基準。
1947 年 6 月《原子科學家公報》封面。© Medium
關于是否移動指針以及移動多少的決定,是每年一月根據前一年技術和地緣政治的變化做出的。最初,這個決定是由創刊編輯尤金 · 拉賓諾維奇自己做出的,但在他于 1973 年去世後,這項工作則由公報的科學與安全委員會在與其贊助委員會的磋商後作出,後者目前包括 13 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自創立以來的 74 年裏," 末日時鍾 " 已經更改了 24 次。第一次是在 1949 年,爲了回應蘇聯引爆其第一顆原子彈,這一事件極大地改變了冷戰的環境,導緻《公報》将時鍾調整到午夜前 3 分鍾。其他将時鍾推近午夜的事件包括,法國和中國在上世紀 60 年代初開發核武器、1968 年越南戰争升級,以及羅納德 · 裏根在 1980 年退出裁軍談判;而将時鍾撥回的事件包括,全世界科學家在 1957 至 1958 年國際地球物理年期間的合作、美蘇在 1963 年簽署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以及 1989 年柏林牆的倒塌。
1947 年至 2020 年,末日時鍾指針的變化圖。© Fastfission/Wikipedia/Javier Hirschfeld
在 2020 年之前,時鍾最接近午夜的一次是在 1953 年(2 分鍾),當時美國和蘇聯分别在 6 個月内測試了他們的第一顆熱核武器,而離午夜最遠的時候是在 1991 年蘇聯解體後(17 分鍾)。
1953 年,美國内華達試驗場通過火炮進行的核彈試驗。© wikipedia
奇怪的是,1962 年的 " 古巴導彈危機 " ——世上最接近全面核戰争的事件——對時鍾沒有任何影響,因爲危機在《公報》開會讨論之前就已得到了解決。此外,這場危機導緻全球政策發生重大變化——如莫斯科 - 華盛頓熱線的建立——這使得世界變得更爲安全。
由于其簡潔和直觀的即時性,末日時鍾迅速成爲冷戰的一個象征,激發了無數流行藝術作品創作的靈感,如鐵娘子樂隊(Iron Maiden)的歌曲 " 午夜前兩分鍾 "(Two Minutes to Midnight)和阿蘭 · 摩爾(Alan Moore)的《守望者》(Watchmen)。
随着時代的變化,末日時鍾也發生了變化。2007 年,設計師邁克爾 · 貝魯特(Michael Beirut)更新了時鍾的設計,使其更具當代感,而在 2009 年,當《公報》将印刷版改爲數字出版物時,時鍾形象也進行了調整,現在作爲《公報》網站上的标志出現。2016 年,《公報》還委托制作了一枚實體末日時鍾,挂在其芝加哥辦公室的大堂,每年吸引來成千上萬名遊客。
柏林牆倒塌:1989 年 11 月底,一名東德士兵通過牆壁的破縫和西德人交談。© wikipedia
其他變化更爲根本。雖然末日時鍾長期以來一直與核戰争威脅有關,但近年來,《公報》已開始關注更爲當前和新興的文明威脅,包括氣候變化、生物技術、網絡戰争,甚至人工智能。事實上,《公報》将末日時鍾在 2020 年調至離午夜 100 秒的原因如下:
" 人類繼續面臨兩個同時存在的生存威脅——核戰争和氣候變化,這些威脅被一種威脅倍增器——網絡信息戰——所加劇,這削弱了社會應對這些威脅的能力。國際安全形勢嚴峻,不僅因爲這些威脅的存在,還因爲世界領導人允許管理這些威脅的國際政治基礎設施遭到侵蝕。"
盡管如此,核戰争的威脅仍然是時鍾設置的一個重要因素,2007 年朝鮮進行核武器試驗和伊朗恢複鈾濃縮活動後,時鍾被調至距離午夜 5 分鍾就證明了這一點。
盡管末日時鍾具有标志性地位,但多年來它也受到了相當多的批評,許多人質疑公報委員會設置末日時鍾指針的過程,甚至懷疑時鍾作爲全球風險指标的價值。其中很多批評集中在時鍾對風險的表達上,一些人,比如牛津大學未來人類研究所的安德斯 · 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就認爲,這種表達本質上是有缺陷的。
根據桑德伯格的說法,時鍾衡量的各種風險因素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因此不能輕易地進行比較。它們都是人爲制造的,這意味着:
" ……常規的概率估算形式不僅不足夠,而且實際上是具有誤導性的。 [ 時鍾 ] 不是一個精确的度量單位,它還結合了多種因素。也許剛開始時,隻涉及核戰争會容易估算,但我們還面臨着其他潛在的威脅。"
但桑德伯格表示,即使僅應用于核戰争,時鍾的設計本身也不太适用作風險指示器,因爲其無情的 " 倒計時 " 模式意味着全球災難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我們主觀可以積極避免的。此外,桑德伯格認爲,時鍾的基本使命——提醒人類距離災難有多近——實際上可能會适得其反,他指出:
" 你不能把你的生活就安排在午夜的前 3 分鍾。"
俄克拉荷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科學史研究員凱瑟琳 · 潘多拉(Katherine Pandora)也同意這一觀點,她認爲:
" 讓當局聲明即将發生緊急情況是引起公衆注意并讓他們做好立即采取行動的有效方式,這就是末日時鍾從幾分鍾到午夜毀滅背後的邏輯。要求幾代人始終保持緊急狀态是自相矛盾的。該指令的意外影響可能會阻礙當前問題的成功解決,并破壞專家與非專家之間的工作關系。我不認爲使用世界末日的言論可以幫助我們在民主國家中讨論困難和複雜的問題。"
盡管如此,潘多拉贊揚了《原子科學家公報》爲讓公衆了解新出現的全球威脅所做的努力,并指出:"《公報》報告中得出的結論是通過大量研究和分析得出的,這是真正讓我們所有人就關鍵問題進行讨論的工具。"
世界末日時鍾也受到了右翼評論家的批評,用記者約翰 · 梅林(John Merline)的話說,他們指責它 " 隻不過是自由派的焦慮儀 "。這些批評者認爲,盡管創始編輯尤金 · 拉賓諾維奇斷言:"《公報》的時鍾不是記錄國際權力鬥争起伏的計量器;它旨在反映核時代人類生活的持續危險程度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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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鍾的移動僅僅受意識形态的驅動,即在共和黨執政期間接近午夜,而在民主黨執政期間則遠離午夜。然而,粗略地回顧一下時鍾的曆史就會發現,這是不真實的,因爲在理查德 · 尼克松、羅納德 · 裏根和喬治 · H · W · 布什的領導下,時鍾明顯在後退,而在哈裏 · 杜魯門、林登 · 約翰遜、比爾 · 克林頓和巴拉克 · 奧巴馬的領導下則在向午夜推進。其他右翼批評集中在該《公報》2017 年世界末日時鍾的聲明,聲明中指出:
" 信息單一文化、虛假新聞以及政治敏感電子郵件的黑客攻擊可能對美國總統選舉産生了不良影響,威脅到民主制度的基礎。"
這導緻評論者指責《公報》将 " 假新聞 " 與核戰争等同起來,認爲這是對文明的生存威脅。
但大多數批評,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似乎都忽略了世界末日時鍾的基本要點。正如該公告在其網站上所述:
世界末日時鍾不是預測工具,我們也不是在預測未來。相反,我們研究已經發生的事件和現有趨勢。我們的科學與安全委員會跟蹤數字和統計數據,例如,追蹤世界上核武器的數量和種類、大氣中二氧化碳的百分比、海洋的酸化程度以及海平面上升速度。該委員會還考慮了領導人和公民爲減少危險所做的努力,以及各機構(無論是政府、市場還是民間社會組織)爲落實談判達成的協議所做的努力。
公報有點像醫生做出診斷。我們查看數據,就像醫生查看實驗室測試和 X 光片一樣,同時,也會考慮難以量化的因素,如同醫生在與患者和家人交談時所做的那樣。我們盡可能多地考慮症狀、測量結果和情況。然後我們得出一個判斷,總結如果領導人和公民不采取行動治療這些情況可能會發生的情況。
該公報承認,世界末日時鍾的核心是——并且一直是——一種象征,一種易于理解的全球風險象征,旨在引發讨論和促使采取行動。針對政治黨派之争的指控,該公報給出了發人深省的提醒:
"确保我們社會和人類物種的生存不是一個政治議程。與其他國家合作實現對極其危險技術的控制不應涉及黨派政治。如果參與該公報的科學家對當前有關核武器和氣候變化的政策持批評态度,那是因爲這些政策增加了自我毀滅的可能性。"
文 /Gilles Messier
譯 /tamiya2
校對 /tim
原文 /www.todayifoundout.com/index.php/2023/01/whats-up-with-the-very-real-doomsday-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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