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圖來自：視覺中國
北京時間 10 月 9 日下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名單揭曉，獎項授予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克勞迪娅 · 戈爾丁，以表彰其 " 增進了我們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結果的理解 "。
戈爾丁的研究涵蓋了廣泛的話題，包括女性勞動力、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術變革、教育和移民。她的研究大多是從過去的角度來解讀當下，并探究當前關注問題的起源。
克勞迪娅 · 戈爾丁也是哈佛大學經濟系首位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在新書《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她在書中直面性别平等的根源，并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戈爾丁提出，如何平衡家庭責任和職業發展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然而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即便在發達國家，努力在事業與家庭間追尋平衡的似乎總是女性。
不平等如同硬币的兩面存在于事業和家庭兩方面，如果家庭内部的平等得以實現，工作中的性别收入平等就更有機會達成。女性縮減了自己的職業生涯，這是家庭對勞動力市場做出的一種理性反應的一部分。但好消息是，科技的創新進步能夠幫助女性在職場和家庭中獲得更多平權。
哈佛大學經濟系首位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
克勞迪娅 · 戈爾丁（Claudia Goldin），是哈佛大學 Henry Lee 經濟學講席教授，也是哈佛大學經濟系首位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
她曾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美國經濟史學會主席等。" 因對勞動經濟學的貢獻，尤其是對女性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分析 " 榮獲 2020 年科睿唯安 " 引文桂冠獎 "。
這本《事業還是家庭》所傳達的主題思想，既适用于美國女性，也适用于中國女性。這兩個國家的女性都需要在家庭和事業之間權衡取舍。随着越來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越來越多人開始選擇小規模的家庭，一些女性甚至放棄了生育孩子。
其 " 罪魁禍首 " 不僅在于就業歧視，還涉及一個事實，即女性往往總是 " 被期望 " 應該照顧子女和年邁的父母。造成這種偏見的部分原因與規範和傳統有關，盡管這類習俗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已經削減。
然而，引發事業和家庭相互權衡的另一個原因與工作日益變得 " 貪婪 " 密不可分。
夫妻，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夫妻，如果進行分工，一人從事長時間、不規律的工作，另一人從事較靈活的工作并承擔起照顧責任，那麽他們的經濟狀況大體會更好。但這将導緻夫妻不公平和性别不平等。
于是，一些女性轉而追求事業，結果是選擇不結婚的女性與日俱增，進而生育率不斷下降。因此，無論對于中國還是美國女性，這本書讨論的問題同樣緊迫，縱使這兩個國家走到這一步的道路可能并不完全相同。
在書中，基于數十年的開創性研究，戈爾丁将 20 世紀初至今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群體分成了五組，深入研究了她們在事業、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負與現實中遇到的各種阻礙，以及代際的演變曆程。
五代女性的選擇：職業？家庭？兩者兼顧？
戈爾丁按照 " 家庭 " 和 " 職業 " 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把不同年代擁有本科學曆的女性分爲五組。
第一組：成家或者立業
第一組女性出生于 1878~1897 年，1900~1920 年從大學畢業。從她們一生的經曆看，她們的終身成就在所有群體中最參差不齊。
在她們中，近三分之一的人終身未婚，一半的人沒有生育（或收養）過孩子。大學文憑使她們可以獲得收入豐厚的工作來養活自己、保持獨立。
然而，另一半結婚生娃的女性中，很少有人工作。婚姻歧視和裙帶關系規則等社會規範和招聘規則往往剝奪已婚女性的職業生涯，龐大的家務需求使她們很難兼顧職業與家庭。
第二組：先工作再成家
第二組是 1898~1923 年出生、1920~1945 年大學畢業的過渡群體。這組人的開頭部分很像第一組，結婚率極低；但後面部分卻和第三組相似，結婚率高，初婚年齡低，養育很多孩子。
當時，許多廉價的節省家務勞動力的設施減少了女性花在家務上的時間；經濟革命極大地增加了對白領和銷售員的需求，提高了識字和識數等人力資本的回報。
勞動力市場的變化提高了女性（包括已婚婦女）的就業率與教育回報。但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使女性失業。随着大蕭條的惡化，已婚女性的工作大爲受限。
第三組：先成家再工作
第三組女性出生于 1924~1943 年，她們之間的相似度比其他任何一組都高。她們展示了類似的抱負和成就，結婚很早，有孩子的比例很高，大學專業和第一份工作都差不多。
第三組女性大學畢業生中 90% 以上都結了婚，而且大多數結得很早。幾乎所有結婚的人都有孩子。
這組女性畢業後甚至結婚後基本都有工作。
但在有了孩子并要撫養孩子時，她們紛紛離開了勞動力大軍。但因爲孩子而離開職場的女性後來大多又回到了工作崗位上，尤其是教師和白領，還有些人由于生活需要或職業志向根本沒有離開職場。
第四組：先立業再成家
第四組出生于 1944~1957 年，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大學畢業。這些女性明顯從前輩的經曆中吸取了教訓。在婚姻、子女、職業和就業方面，第三組向第四組的轉變是這些群體中最爲顯著的。
她們成年時恰逢 " 無聲的革命 "，即避孕藥的出現及推廣使得年輕單身女性能夠推遲結婚和生育，讓她們有更多的時間精力花在事業上。
第四組是首批渴望從事律師、醫生、高管等報酬最高、最有威望職業的女性。她們想實現男同事一直在追逐的目标：經濟上更富裕，獲得同僚的尊重，在期望的工作領域達到盡可能高的段位。
第五組：事業與家庭兼顧
她們出生于 1958 年至 1978 年，1980 年開始她們陸續從大學畢業。這組女性覺察到了第四組的失算——被推遲的事情可能永遠無法完成。
于是她們宣告，事業将不再成爲家庭的絆腳石。
她們進入專業院校和研究生院。她們在大學裏與男性平起平坐，并在數量上超過了男性。她們持續了晚婚晚育模式，甚至再度推遲婚育的時間，但她們的生育率卻大幅提升。
像第四組那樣，她們獲得了一系列生殖技術協助，這種情況下的協助是輔助受孕而不是避孕。
最後的這個群體基本上都渴望事業與家庭共赢。
不平等的根源：貪婪的工作
從下圖可以看出，1960~2018 年美國女性相對男性中位的年收入比例，其中高學曆女性相對高學曆男性年收入差距自 1980 年代以來有所擴大。
下圖比較大學畢業生收入的性别差距。
在就業的頭幾年，剛畢業的大學生和新晉 MBA 收入的性别差距不大，這主要是由男女學習領域和職業選擇的差異造成的。但是大約在大學畢業十年後，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變得明顯。
毫不奇怪，這些變化通常發生在孩子出生後的一兩年，幾乎總是對女性的職業生涯産生負面影響。
事實上，收入的性别差距在結婚之後就開始擴大了。
随着人們對事業和家庭的渴望與日俱增，無數職業的一個重要部分漸漸變得清晰可見、舉足輕重：對許多走上職業軌道的人而言，工作是貪婪的。
加班、周末或晚上工作的人可以掙更多錢，甚至時薪都顯著更高。
工作的貪婪意味着，有孩子或有其他照護責任的夫妻可以通過分工獲益。女性仍舊可以追逐高要求的職業，但夫婦中的一員将主要關注家庭，一有緊急情況就得離開辦公室或工作場所趕回家去。
這就要求家長的職位要相當靈活，一般不會被要求在晚上 10 點回複電子郵件或電話；不必爲某項并購缺席孩子的足球比賽。與之相反，另一位家長則可以在工作中随叫随到。
對于随時爲家庭待命的人，晉級、提升和收入遭受的潛在影響不言而喻。
因此，一些對女性來說一開始就很難進入的職位，比如金融業職位，在過去數十年裏恰恰收入增幅最大。
近幾十年間，盡管女性的資曆和職位都在提升，但大學畢業生的性别收入差距卻始終不變，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劇。
或許，這才導緻了 20 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大學畢業生的性别收入差距超過全體人口的性别收入差距。女性一直奮楫争先，既要自強不息，又要對抗普遍存在的強大的收入不平等洪流。
貪婪的工作也意味着，爲了增加家庭收入，夫妻公平已經并将繼續被抛棄。
當夫妻公平被棄如敝屣，性别平等通常也随之而去。
我們繼承的性别規範以各種方式得到加強：把更多育兒責任分派給母親，把更多家庭照護責任分派給成年女兒。
一絲微光，職業公平的解決方案
公司也不想失去訓練有素的員工，特别是在專業服務行業，客戶關系豐富，培訓成本通常很高。
如今很多公司開始訂立規則，保護周末和晚上的時間、帶薪休假、法定假期以及快捷的晉升途徑。
2013 年，高盛發起一輪大行動：" 所有員工周五晚上 9 點至周日早上 9 點必須離開辦公室 …… 所有分析員和經理預計 …… 每年應有 3 周休假。" 此外，不準把工作從辦公室帶到家裏或附近的咖啡店。
科技巨擘們同樣明白，長時間工作會破壞舒适的工作環境。2016 年，亞馬遜爲了打造 " 适當縮短工作時間但仍能促進成功和職業發展的環境 "，宣布允許科技人員乃至經理削減 25% 的工作時間，同時降低 25% 的薪酬。員工基本上是按小時減扣工資。
造成夫妻間不公平的，是我們一直在探究的艱難抉擇：夫妻中有一方，通常是女性，決定在家待命。
這也意味着，總體說來，哪怕按時薪計酬，女性的收入也比男性低。這繼而引發了性别不平等。
無論是職場性别平等，還是家庭夫妻公平，都涉及等式的兩端，所以解決方法也需要同時從等式的兩端入手——必須矯正工作制度，重新鋪設前進的道路；也需要消除夫妻中的分工不平等。
幸好，黑暗中有一絲微光：越來越多人開始努力争取夫妻公平，争取與家人共度時光。
克勞迪娅 · 戈爾丁在一次采訪中說：
" 一個女性應該獨立，應該得到盡可能多的教育，應該确保在婚姻方面的選擇權——結婚或者不結婚，與什麽樣的人結婚——這樣有利于她在家庭中獲得更多的權利。我認爲這是我們可以從任何女性曆史中吸取的教訓。"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号：中信出版（ID：citicpub），作者：阿信，編輯：Yoyo，審核：楚旂
